孫喆：從《黑龍江流域圖》和康熙《皇輿全覽圖》 看18世紀初期清人對黑龍江流域的認識

原標題：孫喆：從《黑龍江流域圖》和康熙《皇輿全覽圖》 看18世紀初期清人對黑龍江流域的認識

黑龍江，滿語作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是東北地區最大的河流。黑龍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北方多民族先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元朝正式將其納入版圖，分屬嶺北和遼陽兩個行省管轄。明朝在此設立奴爾干都司。17世紀初，滿洲崛起，經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兩代經營，明朝奴爾干都司所轄之黑龍江兩岸、興安嶺內外、烏蘇里江以東至海漸次納入清朝的版圖。「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1]

歷史上，黑龍江流域由於僻處東北邊陲，與內地接觸較少，加上自然環境惡劣，經濟、文化發展嚴重滯後。雖屬清朝肇興之地，但入關前清廷一直處於四處征戰狀態下，17世紀中葉入關以後，勁旅又大部南移，將主要精力轉至關內，東北地區政治、軍事力量空虛，開發問題更是無暇顧及。而與此同時，沙俄勢力趁清廷無暇北顧，大舉東進，至康熙初年，俄國在黑龍江一帶的經營，已漸趨穩固，並以雅克薩為中心，開始移民墾殖，逐漸向東部瀕海地區拓展。這種局面引起清廷的警惕，對黑龍江流域的管理開始有所加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析寧古塔等處將軍轄地，於黑龍江東岸舊璦琿城置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確定了中俄東段邊界，雙方在此處的衝突告一段落。這種穩定關係一直維持到咸豐八年（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簽訂以後，格局始發生變化。自清肇始至《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黑龍江流域於清廷的關係，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個被征服——遊離——因俄入侵而高度受重視的變化過程。而自《尼布楚條約》簽訂到咸豐八年，在一個半多世紀里，有關黑龍江流域的情況，在各種史籍中均找不到翔實的記載，從隻言片語中難以窺其全貌。所幸，清人給我們留下了一批寶貴的地圖資源，儘管數量有限，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直觀、形象地反映這一區域的發展狀況，彌補史料記載之不足。僅就本文所要探討的18世紀初期這一時段而言，有兩幅地圖格外值得一提，一幅是《黑龍江流域圖》，一幅是康熙《皇輿全覽圖》，均為這一時期所繪，所反映之真實性不言而喻。本文主要從考察、分析這兩幅圖入手，一方面力求將18世紀初期黑龍江流域的面貌盡量還原出來；一方面試圖從中透視清人對這個新設政區的認識狀況。

一、對自然地理的認知

《黑龍江流域圖》[2]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全圖以清代黑龍江將軍管轄範圍為描繪中心，除圖左上角用漢字標註「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字樣外，其餘所有地理要素，均用滿文標註。就測繪內容而言，偏重自然景觀，以黑龍江流域的山脈、水係為主，人文景觀較少。畫法採用中國傳統的彩繪，但沒有計里畫方；在圖的正北、正南、正東、正西方位，分別用滿文標註北（amargi）、南（julergi）、東（dergi）、西（wargi）字樣，並且採取了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的方位原則。河道以閉合的雙線描繪，山脈用大片的林木來表示，城鎮用符號標示。從圖的繪製時間看，雖然圖上標有「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字樣，但並不能因此充分確定其為該圖的繪製時間，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恐怕就是因全圖皆為滿文標識，唯有此處為漢字，不相協調。根據圖上顯示的信息，尤其是圖上標示出了齊齊哈爾城（該城為康熙三十一年建成），至少可以肯定該圖繪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以後，筆者推測本圖的測繪時間大概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八年之間。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廷開始繪製《皇輿全覽圖》，而據傳教士的記載，這之前「在韃靼地區，滿洲人花了很大的力量精確地測量過」[3]，測量的成果很可能就是《黑龍江流域圖》。

根據圖上的標示，該圖摹繪的範圍為：南面繪至松花江（sunggari ula），與吉林接界；北面圖上繪有大面積的山峰，層巒疊嶂，與俄羅斯交界；東面則以貫穿南北連綿的山脈與吉林相鄰；西面則以格爾必齊河（gerbici bira）、額爾古納河（erguna bira）、呼倫池（hūlon）與俄羅斯及蒙古毗鄰。[4]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設立黑龍江將軍後，其管轄範圍據乾隆十三年《盛京通志》記載為：「東至額爾白克河二千二百里寧古塔界，西至喀爾喀九百餘里撤陳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里寧古塔界，北至外興安嶺三千三百餘里鄂羅斯界，西南至盛京一千八百餘里，又西南至京師三千三百餘里」。[5]不難發現，《黑龍江流域圖》所描繪的範圍與黑龍江將軍所管轄的範圍基本契合，這應該是把黑龍江將軍轄區完整地表述出來的第一幅地圖。

從圖描述的內容來看，山脈、水系等自然景觀繪製極為詳盡，尤其是水系。以黑龍江主幹流為核心，以松花江及黑龍江最大支流精奇里江為輔，各水系及其支流標註層次清晰，名稱、源頭一目了然。例如，黑龍江自敖嫩河發源後，向東北流經尼布楚城，沿途吸納格爾必齊河（gerbici bira）、卓羅克齊河（jolokci bira）兩條支流，進入黑龍江將軍轄區，與額爾古納河匯合。折而向東流，納北來支流安巴格爾必齊河（amba gerbici bira）、額哩河（or bira）、鄂爾多庫勒河（oldokon bira）、烏爾蘇河（ursu bira）；南來支流漠河（mo bira），經雅克薩城（yaksa hoton），轉而向東南流，沿途匯聚兩岸多條支流。在呼瑪爾城（hūmar hoton）折而向南，在納入東來支流精奇里江（jingkiri ula）後，標示河道的雙線距離明顯加寬；繼續向南、東南流，途經黑龍江城（sahaliyan ula），折而向東，又融匯眾多支流，如東來之博屯河（boton bira）、紐勒們河（nioman bira）、哈喇河（hara bira）、珠春河（jucun bira）、蘇嚕河（sur bira）等支流；南來之遜河（sun bira）、哈勒費延河（harfin bira）、烏音（伊）河（uin bira）、佳哩（嘉蔭）河（giyari bira）、福河（fu bira）、寨河（jai bira）等支流，與松花江交匯入吉林境內，河道更為寬闊。

圖中對松花江水系，主要是松花江上游最大支流——嫩江（non ula）與松花江交匯後，東流與黑龍江匯合這一段水道情況的描繪也極為完整，尤其是對嫩江及松花江下游支流屯河（ton bira）的描繪，尤為詳細。屯河在東北眾多河流中，地位並不突出，但此圖對其描繪的細緻程度，令人驚嘆。屯河發源於屯鄂模（omo tun，鄂模，滿語「湖」、「池」之意），向東南流入松花江，圖上標示的沿途支流有10條之多，如東來的烏模魯河（umolu bira）、喀穆齊河（kamci bira）、和河（ho bira）、穆遜河（musun bira）、圖嚕河（turu bira）、阿西克坦河（asiktan bira）等，詳細程度遠遠超過今天的黑龍江分省地圖。

至於圖中所標示山峰，在描繪的細緻程度上雖不及水系，但亦較為全面，計繪有山（alin）21座，峰（hada）7座。[6]

《黑龍江流域圖》儘管沒有採用經緯度測量方法，但所繪示的水系、山脈在方位、走向、河流發源地等方面與今天地圖對照，基本吻合，基本上把當時黑龍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狀況形象、直觀地描繪出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中西測繪人員的合作下，採用西方耶穌會士傳入的近代製圖學新方法，清廷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大地測量，歷時十年繪成康熙《皇輿全覽圖》。[7]它不僅在中國，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非常先進的，「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8]東北地區的測量工作始於當年，對黑龍江流域測繪的結果是完成了三幅地圖，即《黑龍江源圖》、《黑龍江口圖》和《黑龍江中圖》，其中與黑龍江將軍管轄區域相對應的是《黑龍江中圖》，根據圖上所示經緯度，其描繪的大致範圍在0度至東經18度，北緯46度至55度之間（約為今天東經117度至135度，北緯46度至55度之間），與《黑龍江流域圖》標示的範圍相當。從內容上看，水系、山峰等自然景觀，在源頭、名稱、走向、方位等的標示上，與《黑龍江流域圖》基本吻合，如黑龍江自發源地向東北流經雅克薩城這一段，依次吸入北來支流昂巴哥里必其河、卓羅克其河、哥里必其河、俄勒河、敖爾多昆河、烏里蘇河，與《黑龍江流域圖》對照，除昂巴哥里必其河和哥里必其河兩條河流名稱標示相反以外，其他都是一致的。圖中繪示山41座，峰12座。《皇輿全覽圖》採用了經緯度三角測量方法，因此比例較之《黑龍江流域圖》嚴謹，符號也較為簡化、抽象。

從兩圖對比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黑龍江流域圖》的製作目的、過程等在史料中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它是繪製康熙《皇輿全覽圖》黑龍江部分的重要參照物這一點，應該是勿庸置疑的。兩圖基本上將黑龍江地區河流縱橫、山脈連綿的自然景觀呈現出來，並且奠定了以後繪製黑龍江流域地圖的基礎。18世紀中葉繪製的著名的乾隆《內府輿圖》中有關黑龍江流域自然地理的介紹，就明顯參考了兩圖的內容。乾隆《內府輿圖》是在清朝疆域版圖基本確定的情況下繪製的，採用了近代西方測繪方法，描繪的總體範圍遠遠超過康熙《皇輿全覽圖》，但東北地區基本參考於後者，只是自然、人文內容更為豐富。就比例的合理性、描繪的內容及細緻程度而言，《內府輿圖》當然遠超過《黑龍江流域圖》，但某些方面不如後者形象，如水系的標示符號，《黑龍江流域圖》中，河流主流和支流都是用雙線勾畫，但主流雙線相距較遠，河道顯寬，以區別於支流；《內府輿圖》中主流與支流同樣採用寫景式的雙線勾勒法，但線形一樣，沒有主次之分。另外，黑龍江在經呼瑪爾城南流時，形成一個迴環，稱為「烏魯蘇穆丹」（ulusu mudan，穆丹，滿語彎曲之意），在《黑龍江流域圖》和康熙《皇輿全覽圖》中，迴環是自東向西形成的，而在乾隆《內府輿圖》中，迴環的形狀則正好相反。以後所繪其他各圖，均與《黑龍江流域圖》同，《內府輿圖》當屬繪製上的失誤無疑。

至於稍晚一些，成書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大清一統志》中所附之《黑龍江圖》，則無論在測繪範圍、內容及繪製手法上，都遠遜於《黑龍江流域圖》。

總之，通過對兩幅地圖所繪內容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8世紀初，清人對黑龍江流域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考察，自然地理方面的知識已經相當豐富。當然，這與該地區當時在政治、軍事上擁有的重要地位密切相關。

二、疆域觀念

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初，黑龍江流域之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它當時是中國與俄國兩大勢力進行抗衡的前沿陣地。17世紀中葉以來沙俄勢力的迅猛東進，引起清廷的高度警惕，加強了對該地區的關注。中俄《尼布楚條約》最關鍵的內容就是它劃定了兩國東段邊界，同時對中國傳統的疆域觀念造成了強烈衝擊，它使得清朝在處理同周邊國家、政權的關係上，除恪守傳統的朝貢體系外，又加入了條約關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思想雖然依然是清朝處理邊疆問題的主要指導思想，但與以往各朝相比，還是有了一些變化，在當時繪製的地圖中我們也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

首先，地圖上明確了清廷在東北地區的疆域範圍。筆者認為，康熙帝下令繪製《皇輿全覽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更準確、更清楚地洞悉帝國版圖，整個的繪圖過程是在服從康熙帝的這種政治目的前提下進行的，如動員相當大的力量對一些邊疆地區，象黑龍江流域、西藏及中朝接界地區進行測量，並將地圖的測繪範圍牢牢鎖定在清廷政治、軍事有效管轄範圍內，如西北地區的實地測量僅到哈密一帶，哈密以西當時由準噶爾控制的區域，及北部、東北部邊界以外的俄羅斯地區，在圖上都沒有做詳細的標示，而是以大量空白的形式出現；從地圖最後被命名為「皇輿全覽圖」也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整個帝國置於其視野之內的願望。從文中討論的兩幅地圖中，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清朝東北疆域的走向，西起黑龍江源，東至海，包括庫頁島在內，北抵外興安嶺、貝加爾湖。

其次，清朝統治者近代意義上的邊界概念逐漸明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不乏有關疆域、疆界的表述，但兩者的概念往往一樣，皆指某一地域而言，沒有明確劃定邊緣，體現兩個政權之間分界（divsion）的意義。隨著中俄邊界條約的簽訂，清朝統治者對「邊界」開始有了感性認識。體現在地圖上，就是在兩國確定的邊界交界點上繪出了界碑符號。根據《尼布楚條約》的規定，中俄之間的界河為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界山為外興安嶺，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區域為待定區域；條約同時說明：「此約將以華、俄、拉丁諸文刊之於石，而置於兩國邊界，以作永久界碑。」[9]界碑立於何處，立有幾塊等問題，一直為後世所爭論。

《黑龍江流域圖》和康熙《皇輿全覽圖》上均標註出有一塊界碑，《黑龍江流域圖》上界碑採用「寫景式」繪法，碑文為滿文書寫，清晰可見，內容為「俄羅斯共立分界石碑」（oros emgi he?en be fakslame ilibuha wehe bei），這是標有中俄界碑的第一幅中國地圖。碑上所刻文字內容與條約中所言「此約將以華、俄、拉丁諸文刊之於石」顯然不符，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工部為製作界碑一事給黑龍江將軍咨文中也提到，碑上除勒以滿文、俄文、拉丁文外，亦應再勒以蒙文、漢文。[10]因此，該圖所繪界碑碑文並非真實的碑文，只可看作是繪圖者對石碑的說明文字。《皇輿全覽圖》上所繪界碑採用「示意式」符號，未刻有任何文字元號。兩圖有出入的是，《黑龍江流域圖》上界碑位置是在黑龍江和支流格爾必齊河交匯處（黑龍江北岸、格爾必齊河東岸）；《皇輿全覽圖》上則是在黑龍江和安巴格爾必齊河交匯處。在兩幅地圖上都標有兩條格爾必齊河，一是格爾必齊河，一是安巴格爾必齊河（安巴，或昂巴，amba，滿語「大」之意）一條在額爾古納河上游，一條在額爾古納河下游。《尼布楚條約》在規定界河格爾必齊河時，指出是「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有這樣的限定語，說明當時的確存在兩條格爾必齊河。兩圖上儘管界河名稱不同，但界碑位置一致，都在額爾古納河口上游，兩條格爾必齊河的名稱顯然是對調了，額爾古納河口上游的格爾必齊河改名為「安巴格爾必齊河」，下游的則名為格爾必齊河。自《皇輿全覽圖》起，以後各圖，如乾隆《內府輿圖》等，都沿襲了這種繪法。至於兩條河流為何名稱對調？因為不關礙界碑位置，故這裡不再作辨析。

乾隆《內府輿圖》除繪有上述這塊界碑外，在黑龍江與額爾古納河交匯處另繪有一塊界碑，即地圖上出現了兩塊界碑，以後的一些地圖，基本上都照搬了《內府輿圖》的畫法。至於《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中俄邊界線上究竟立了幾塊界碑，學術界一直眾說紛紜，有兩塊說、四塊說、六塊說等。前文所提工部在給黑龍江將軍的咨文中，確實擬立兩塊界碑，為何在繪製康熙《皇輿全覽圖》之時，還只立有一塊石碑？其原因尚需爬梳史料，給予澄清。無論如何，我們有把握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康熙朝，中俄之間的界碑只有一塊。因為《皇輿全覽圖》為實測後繪製而成，沒有存在兩塊界碑而不繪出之理。

三、邊疆開發意識

由於沙俄勢力在黑龍江流域的大肆侵擾，使得清廷對該地區的重要性有了新的估價，從而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譬如劃立行政區域，設置行政長官，設置驛站，派人勘測地形，繪製地圖等。那麼，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20年代（《皇輿全覽圖》完成於1719年）的七、八十年的時間裡，這一地區究竟有怎樣的發展、變化呢？誠然，從宏觀視角來看，就整個清朝一朝而言，東北地區的開發，相對於內地來說都是極其緩慢的；但從該地區縱向的歷史發展脈絡而言，還是出現了一些新氣象，這是地圖幫助我們尋找到的答案。

打開《黑龍江流域圖》，雖然自然景觀的描繪佔有絕對優勢地位，但人文景觀亦有所表達，主要體現在對集中在黑龍江流域和嫩江流域「城」（hoton）的標註上。自黑龍江上游往下，依次標有：黑龍江與額穆爾河（emur bira）交匯處的雅克薩城（yaksa hoton）、與呼瑪爾河（hūmar bira）交匯處的呼瑪爾城（hūmar hoton）、與坤河（kon bira）匯合處的黑龍江城（sahaliyan ulai hoton）、及主幹流東岸的舊璦琿城（julgei aihūn hoton）；嫩江流域標註的城自北向南，有嫩江與東岸支流墨爾根河（mergen bira）交匯處的墨爾根城（mergen hoton）、與納穆爾河（nemer bira）融匯處的納延城（nayan hoton）及位於主幹流東岸的齊齊哈爾城（cicihar hoton）。這7座城池是圖上唯一能反映人文活動情況的符號。

康熙《皇輿全覽圖》上，除標有雅克薩、黑龍江城、璦琿、墨爾根、齊齊哈爾等在《黑龍江流域圖》中已標示出的城池外，又增加了幾座新城，如黑龍江流經黑龍江城後，折而向東拐彎處，有查哈酥城（濟噶蘇）、德爾得尼城（德勒德尼）、車赫得城（徹赫特）3座城池；嫩江流經齊齊哈爾城後，其西岸支流綽爾河上有戳爾城；嫩江與松花江交匯後，東流途中有阿爾楚庫城（阿勒楚喀）和宛里城。但《黑龍江流域圖》上的納延城和呼瑪爾城在康熙圖上並沒有標出。

除繪有城鎮外，康熙《皇輿全覽圖》在齊齊哈爾城附近及松花江下游標出了眾多的噶柵（噶柵，滿語ga?an，鄉村、村屯之意），尤其是松花江在與嫩江匯合後，東流過程中，兩岸噶柵密集，數量達到50餘個。噶柵本是黑龍江下游及烏蘇里江以東民族固有的社會單位和聚落形態，圖上大量噶柵的繪出，既是對黑龍江地區社會生活組織形態的反映，也表明了該地區的人口分布格局，即主要聚居在南部地區。

此外，《皇輿全覽圖》對當時黑龍江地區的驛路交通情況也有所反映。驛站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交通設施，清代的郵驛系統在前代基礎上更趨完善。黑龍江地區驛站系統的最初發展，主要出於對俄戰爭的軍事需要，始建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驛路以齊齊哈爾為中心分為兩段，即齊齊哈爾至黑龍江城段和齊齊哈爾至茂興段。圖上共標註驛站18個，與《龍沙紀略》、《黑龍江外紀》等文獻記載大體一致。

總之，康熙《皇輿全覽圖》基本上反映了17世紀至18世紀初期黑龍江將軍轄區的發展狀況。這一時期，形成了黑龍江城、齊齊哈爾城等幾個重要的城鎮，但城鎮布局極為鬆散，呈零星分布狀態，主要建立在河流主幹道及驛路沿線，尚未形成城市帶。從黑龍江地區本身來看，北部地區的發展明顯滯後於南部；就整個東北地區而言，黑龍江地區的發展又明顯落後于吉林和遼寧。除了上文所提噶柵主要分布在與吉林交界帶上外，單是地圖上城鎮的標示符號亦能說明這一點，盛京、吉林烏拉等城皆用方框符號，而作為黑龍江將軍駐地的齊齊哈爾城用的則是小圓圈符號，等同於一般城鎮級別。其城鎮在功能方面也是以軍事職能為主，幾個大城，舊璦琿城、黑龍江城、墨爾根城、齊齊哈爾城都先後是黑龍江將軍的治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於舊璦琿城設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第二年徙將軍治所於黑龍江城（璦琿）。二十四年（1685年）徙駐墨爾根城，三十八年（1699年）又徙於齊齊哈爾城。將軍治所的一再南移，表明隨著中俄戰事的日漸平息，清廷對黑龍江地區的重視程度已有所減弱。與同一時期，俄國大力實行移民實邊的舉措相比，清廷的邊疆開發意識不能不說是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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