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萬年之四十一：金戈鐵馬，周王朝征戰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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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從建立初期到西周被犬戎所滅，被迫從宗周灃鎬遷往成周洛邑，建立東周王朝，周王朝的四方始終都面臨著異族的威脅。當周王朝內部強大，即思想先進、經濟發達、政治清明、社會和諧、文化向上、軍力強盛時，四方的異族就會臣蟄伏（zhéfú）下來，臣服於周王朝；而一旦周王室有風吹草動，四方異族便伺機而動，對周王朝虎視眈眈。

周王朝四方的異族主要有：西北的西戎，北部的鬼方，東部的東夷和南部的荊楚。西戎和鬼方，在周武王伐紂時，被周「或戰或和」統一為滅商同盟，後來又成為周朝的敵人。一直生活在徐、淮一帶的東夷，是殷商貴族殘餘，則始終與周對抗，企圖復辟。居住在江漢（長江、漢水）流域的荊楚，有遠大抱負，不斷發展壯大，開疆拓土，形成獨霸南方之勢。

任何強大的事物，都有與它相匹敵的力量，這樣世界才能保持平衡，否則，世道便只有強者橫行天下，沒有弱者生存之道。周王朝時期四方異族造成的嚴峻挑戰，就是保持當時天下勢力平衡的重要力量，迫使周王朝在努力保持內部穩定的前提下，開始了不斷向外征伐的過程。長安，只能在砥礪前進中，才能保持長治久安。但很可惜，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後的周王朝君主，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沒幾個，周王朝統治者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最終被逼遷都。儘管如此，周王朝的四方征伐還是很壯觀的。

北伐鬼方。鬼方是商周時居於我國西北的游牧民族。商、周兩朝多次發生討伐鬼方的大規模戰爭，甲骨卜辭記載的「鬼方易」，即鬼方向遠方逃走或遷走。周武王滅商後曾將鬼方放逐到涇、洛以北，即今天長安地區北部高原、涇河和洛河以北之地，令其按時入貢。後因周朝發生「三監之亂」，在東方用兵鎮壓叛亂、征伐淮夷，放鬆了對北方的控制，鬼方便經常從岐周（今天陝西歧山）一帶侵擾西北邊境，威脅宗周鎬京安全。周公和周成王曾多次用兵把鬼方趕回晉北一帶，但一直沒有征服鬼方。到周康王時期，為了消除邊患，再次進攻鬼方，兩次大規模的作戰，周軍將鬼方驅逐至遠離鎬京的今天的千陽和隴縣西北，周王朝的西北邊境暫時安定下來。

西逐諸戎。西戎是周原（今天陝西歧山）以西隴山地區與周王朝為敵的游牧民族的總稱。周公和周成王曾多次對西戎用兵，將其趕出周王朝西部疆域，但始終無法根除禍患，直到周康王、周穆王時期，也沒有停止對西戎用兵。到公元前900年，周孝王封非子於秦，使其防禦西戎，這時，一部分西戎部落開始與秦融合同化，一部分則被屏退至甘涼一帶。《詩經》有詩句：「昔我往驕，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道出了周王朝對西戎戰爭的持續、艱難與無耐。

東攘淮夷。淮夷是殷族的後裔，也叫東夷、九夷，一直對抗周王朝的統治。周朝對淮夷的戰爭一直持續到周穆王平定徐偃王后才算告一段落。《詩經?常武》中有：「王旅嘽嘽（chǎn），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zhuó）征徐國。」用六個比喻表現周宣王親率「六師」對徐夷的征伐。《詩經?江漢》中還有「江漢浮浮，武夫滔滔」，襯托出周朝士兵銳不可擋的氣勢。淮夷是周王朝持續用兵的重點方向，這一方面是由於淮夷是殷商貴族盤據地區，是有文化的敵人，不滅不足以除後患；另一方面是因為淮河流域良好的自然條件，是支持周王朝發展的戰略要地、必爭之地。

南征荊楚。荊楚在周文王、武王之世開始崛起，奄有江漢，史稱「大啟群蠻」。周成王時期，封楚人首領熊繹（yì）為子爵，建立楚國。儘管是周之封國，但荊楚的迅速擴張還是給周王室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周王室為了防備荊楚，在漢水北岸分封了20多個姬姓諸侯，史稱「漢陽諸姬」。楚地多銅礦，這對周王朝所處的青銅器時代，相當於石油時代的「中東」地區。從周康王的兒子周昭王開始，便向南用兵，可惜在昭王十九年溺亡於漢水。征伐荊楚的戰爭持續不斷，百餘年後荊楚的濮國來犯，周厲王揮師直追至濮國都城，迫其臣服，並帶來了南方及東方26個邦國隨同朝見周天子。

自周昭王「南征不復」（溺於漢水）之後，周穆王、厲王、宣王幾朝皆不斷發動征楚戰爭，宣王時與楚相倚之徐夷被滅後，楚人被迫溯漢水而上，進入丹水、淅水與荊山之間的原始森林高山區，即今天的神農架。《左傳》記載了楚人在這裡「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業之路。篳（bì）是荊、竹、樹枝之類；路，同「輅（lù）」，就是大車。藍縷，即「襤褸」，破爛的衣服。啟，就是開，意思是說就地取材製成車子，穿著破衣服，去開發荒山野林。可見楚人的奮鬥精神和頑強的生命力。「篳路藍縷」、「衣衫襤褸」等成語也由此而來，延用至今天。

當年的金戈鐵馬已隱跡於歷史的煙幕，而從漢朝開始到今天，在長安及周邊地區不斷出土的刻有銘文的青銅器，卻讓殺伐征戰聲再次在我們耳邊迴響，給我們重現了西周王朝為穩定邊疆而四處征伐的史實，也給我們展示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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