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夫婦：追求財富的終極目的，是回饋社會
直至今天，比爾·蓋茨夫婦依然是全球最富有的夫妻。同時，他們也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會——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創始人。
自2009年全職擔任蓋茨夫婦基金會主席以來，蓋茨每年都會與妻子聯袂發表親筆信。一周前，他們發布了2018年度公開信，這也是他們發布的第十封年度公開信。
公開信中，比爾坦言，「我們如此富有，而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一無所有，這不公平。慈善是富人的基本責任。在照顧好自己與子女之後，剩餘財富的最好用途就是回饋社會」。
今天是農曆正月初五，是中國傳統「迎財神」的日子，在祝願群學書院讀者財星高照的同時，我們也期待富裕起來的人們，有更加健康的財富觀。
蓋茨夫婦2018年度公開信（節選）
我們一直坦言自己具備樂觀精神。不過如今，樂觀精神似乎十分稀缺。
新聞標題中充斥著各種駭人聽聞的消息，每天關於政治分歧、暴力或自然災害的報道層出不窮。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世界正變得更加美好。
與十年或百年前相比，當今世界的健康、安全程度遠超以往。兒童死亡人數自1990年來已經減半，且仍在持續下降。孕產婦死亡人數也經歷了大幅下降。與此同時，極端貧困人口在短短20年內幾乎減半，更多兒童有學可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是所謂樂觀，並非認識到過去不如現在，而是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這才是我們樂觀情緒的真正源泉。雖然在工作中見到過許多疾病與貧窮，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我們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們向發明尖端工具治療疾病的科學家討教，與不遺餘力地用創新方式為全世界人類謀取健康與福祉的政府領導交談，也在世界各地見到過勇敢而睿智的個體通過發揮想像力，找到徹底改變社區狀況的新方法。
當有人問「你們怎麼這麼樂觀？」時，我們的回應便是這樣的。越來越多的人問我們這個問題，我們相信自己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01
你們的影響力這麼大，這公平嗎？
梅琳達：不公平。我們如此富有，但世上卻有幾十億人幾乎一無所有，這不公平。我們的財富能打開對多數人關閉的大門，這也不公平。世界領導人願意接聽我們的電話，認真考慮我們的意見。資金短缺的學區更有可能在其認為我們會資助的領域投入更多資金與人才。
但是，蓋茨基金會的目標向來公開。我們堅持公開撥款的領域及成果（工作的成功與否有時無法立刻見分曉，但我們會努力評估影響、修正方向並分享經驗）。我們想用自己的工作與所擁有的影響力儘可能幫助更多人，並在全球各地推動平等。雖然我們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目前健康、教育或貧困問題遠遠未達到受到過度關注的程度。
比爾：雖然我們盡量設法鼓勵大家提意見，但也知道有些人雖然想批評，但因為怕拿不到錢而不敢直言。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廣納賢才，諮詢專家，不斷學習並徵求不同觀點。
雖然蓋茨基金會是全球同類機構中規模最大的，但相比企業與政府的投入，我們的資金數目還很小。例如，加州每年投入到運營公立學校體系的錢就高於我們的捐款總數。
因此，我們使用資源的方式十分明確:對有前景的革新進行試驗，收集並分析數據，再由企業與政府廣泛落實，對證明有效的部分長期推進。這樣看來，我們就像是孵化器，目標是向公共政策輸送更高質量的諫言，並引導相關資金用於能夠產生最大效應的理念。
這個提問核心還包含另一個議題。既然我們認為自己擁有大量財富是不公平的，為何不把資產全都捐給政府呢？答案就是，我們認為基金會永遠發揮著獨特作用：它能著眼全球，找出最大需求所在，能立足長遠來解決問題，並管理政府無法承擔、企業不願承擔的高風險項目。如果政府去嘗試可能會失敗的想法，就是有人沒做好本職工作，而如果我們不去試驗可能失敗的想法，就是我們沒有做好本職工作。
02
你們到底為什麼捐款？這樣做對你們有何好處？
比爾：捐款不是因為我們想到自己會以哪種方式被人銘記。如果有一天，小兒麻痹症和瘧疾這樣的疾病變成遙遠的記憶，我們曾經從事過相關工作的事也逐漸被遺忘，我們會非常欣喜。
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份工作意義非凡。早在結婚以前我們就探討過，最終要將大量精力用於做慈善。我們相信這是富人的基本責任。在照顧好自己與子女之後，剩餘財富的最好用途就是回饋社會。
另外，這份工作也帶給我們很多樂趣。我們倆都喜歡探索工作背後的科學原理。我在微軟時曾深入了解計算機技術。而在基金會，則是計算機技術加上生物、化學、農學等等。我會跟作物研究人員或艾滋病專家聊上好幾個小時，然後回到家迫不及待地與梅琳達分享自己學到的東西。
既能創造巨大影響，又能帶來大量樂趣的工作少之又少，而我過去在微軟、如今在基金會的工作都是如此。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樣度過人生的大半光陰更加美妙。
梅琳達：我們兩人的家庭都秉承著人生一世應該儘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理念。我的父母一直要求我和兄弟姐妹們謹記天主教會所倡導的社會正義。比爾的母親生前，乃至他父親現在都一直在為許許多多的重大事務發聲，並為數不清的地方性組織提供支持。
結識沃倫·巴菲特後，我們發現他雖然成長的環境與時代不同，但他也從小浸潤在有著同樣價值觀的家庭。當沃倫將大部分財產捐贈出來，交予我們處理時，我們便為實現這些共同的價值觀而加倍努力了起來。
當然，這些價值觀不是我們三個獨有的，數百萬人都奉獻出自己的時間與金錢幫助他人，以此回饋社會。不過，因為可捐贈的財產更多，我們所處的位置也更為特殊。我們的目標是傳承父母的教導，盡自己所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這份工作比爾和我差不多全職做了17年。這是我們結婚時間的一大半，可以說和我們孩子們的年紀差不多。如今，基金會的工作已經與我們密不可分，做這份工作是因為它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給孩子們講述基金會的工作，隨著他們漸漸長大，也帶著他們出去親身體驗，希望把價值觀傳遞給他們。通過數千次日常地總結學習課程、實地考察與戰略會議，我們之間建立了紐帶。我們去哪裡、跟誰度過、讀什麼、看什麼和聽什麼（除了在看《王冠》的時候），這些決定都是站在基金會的工作角度做出的。
也許20年前，我們對於怎樣使用財富會有不同的選擇，但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如果我們當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當初的選擇造就了今日的我們。
03
你們是否在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文化？
比爾：一方面，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兒童不應死於瘧疾或遭受營養不良的想法不僅是我們的價值觀，也是全人類的價值觀。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茁壯成長。
但有時，提出這一問題的人能夠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問題不是我們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去做。我們是否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是否與一線工作人員通力協作？
梅琳達：我們深知，過去許多發展項目的負責人都自認為比受惠人更了解情況。多年以來我們認識到，從他人角度聽取並了解人們的需求不僅更能表達尊重——也更有效。
蓋茨基金會的設立緊緊圍繞這一原則。在說到「我們」致力於解決某一問題時，不是說比爾、我或基金會員工親自在快速發展的城市裡安裝污水系統，給盤尾絲蟲病患者實施治療，或給農民培訓如何進行作物輪種，而是說我們給在相關領域擁有幾年甚至幾十年經驗的機構提供資金。而這些機構，這幾千個合作夥伴是聯結我們與受惠人的紐帶。
我們在四大洲共有約1500名僱員。他們負責查看數據，調查各種可行方法，研究哪些已經可行、哪些尚不可行，並制定我們認為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影響的戰略。不過，他們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聽取合作夥伴的意見，根據所聽取的內容調整戰略，並給執行人員留足空間來充分運用自己的專長與對當地的了解。這不是說我們總能次次成功，並非如此，但我們努力在開展工作時，對未知的事物保持謙遜，並抱有從錯誤中學習的決心。
除了依靠當地合作夥伴以外，我們對於賦權的重要性也深信不疑。我們無意為任何人做出選擇。舉例來說，投資自主計劃生育，不是因為我們想讓他人按照我們的願景來進行家庭計劃，而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父母向我們表示，希望有辦法實現自己對於家庭的願景。我們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確保人們擁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來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特別鳴謝
江蘇省慈善總會鄭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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