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曹操「唯才是舉」，曹丕稱帝後卻要倚仗士族？

各位朋友過年好，該上班了，三解也要恢復更新了，不過還是小短篇的解答，長文正在緊張撰寫中，敬請期待。

今天的問題是：

為什麼曹操唯才是用，但最後曹魏政權要倚仗士族？

回答如下：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解釋三個名詞， 就是：

什麼是唯才是舉？

什麼是士族？

什麼是儒家和法家？

網上對於曹操的「唯才是舉」的討論很多，也有各種高論，比如說老子英雄兒混蛋的，主要賴在曹丕的身上，其實，這都是對當時歷史背景不了解所導致的誤判。

所謂「唯才是舉」，實際上出自曹操的名文《求賢令》，原話是：

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個概念，被廣泛用於曹操的「人事原則」的解釋，看得是「唯才是舉」四個字，可依三解看來，重點卻在「佐我仄陋」和「吾得而用之」，也就是「我」上。

回到歷史文本來看，曹操先後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三次下達求賢令，即《求賢令》、《舉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求逸才令》或《舉賢勿拘品行令》。

建安十五年，曹操還在鄴城修築完成銅雀台，並作《讓縣自明本志令》，建安十八年、十九年完成銅雀三台，以合「天子三台」的禮制舊說，再有就是封魏公，加九錫等等。

陳寅恪在《金明館叢稿初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寫道：

夫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人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

這是陳先生認為曹操的求賢三令的本質是對於東漢的士風的對抗和摧折，也是為了他的篡國做準備。

同時也提及了士族和士大夫、儒家的問題。

我們再看士族的出現，根源在於西漢宣帝之後，引入服膺儒學的地方豪強子弟進入西漢政權，並授以官職，最終逐步改造了以律令體系為運行規則的西漢政權，待到東漢再興，地方豪族依託政權，形成了把持外朝的儒臣體系。

在兩漢，儒臣實際上是一個大的筐，士族恰恰是這個大群體中最頂端的部分，以世代的儒學傳承和察舉制度所形成的的舉主、門生、故吏的「君臣」倫理關係為紐帶，構成了長期把持外朝頂端的政治結構。

在這樣的政治體系下，如譙郡曹氏、潁川荀氏、河內司馬氏，這樣的仕宦家族，其實也處於不同形式的邊緣化之中。譙郡曹氏列為幸進，潁川荀氏淪為黨人，河內司馬氏則是少吏土豪（最高到二千石太守）。

邊緣知識分子對於主流知識分子，尤其是壟斷政治文化權力的士族，本身就是對抗的兩端。

在明晰了外朝的對抗潛流之後，再看東漢皇權的維持力量，是中朝、外朝兩個序列， 前者以尚書台為執政軸心，以宦官為羽翼，又或以外戚執掌兵權，以與皇帝的私人關係，形成文武兩個支柱；外朝則是行政從中央到基層的官僚組織，以儒家倫理為維繫的支柱。

隨著東漢末年的累次大亂，中朝的支持力量淪落殆盡，統一集權的外朝力量分崩離析，初時還是舊系統授權的地方官吏的對峙，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變成以主流知識分子的領袖家族為統帥的，以地方豪族為支撐的諸多「次級中心」。

曹操的起家經歷，正是一個幸進家族子弟不斷向主流知識分子領袖靠攏，並獲得轉授權的過程，直到他擁有了名義上的「皇權」支持，即可脫離汝南袁氏的主流知識分子領袖家族的翼護，轉而營造以自己家族為中心的新秩序。

曹操的新秩序本質，並不是「唯才是舉」，或者說」法家「，這些都是」術「，也正是史書上所說的，好申韓之術，因為先秦和西漢初年的法家，本身是有一套自有的政治和社會倫理規則的，而當時間推移到東漢，整個政治生態和社會倫理，都已經完全沒有法家的生存土壤，而是完全儒家化的。

故此，曹操的變革，本質上是「術」的變通，就如諸葛亮治蜀，一樣是以管子之術，但對整個社會的觸動和影響，只能是微乎其微，終究還是儒家觀念（或者說漢武帝改造後的儒家，諸葛亮本人也是鄭玄一派的再傳）所塑造的社會。

而唯才是舉，本身可以說是曹操的人才策略，卻不可能形成一套新的人才任用制度，因為整個社會的人才生產體系，不再具有戰國和西漢初年的量產文法吏的土壤，社會管理形態也不可能回歸到分戶異產的小家庭框架下，甚至說，土地的所有權，也不可能收歸國有重新以爵位進行分配。（那是王莽）

簡言之，回不去了。

所以，曹操的「唯才是舉」只能停留在對於以他為中心的「曹氏」霸府組織的內部的選任上，換句話說，就是把國家的人才，逐步充任他自己的屬官，讓對漢帝的忠誠，轉移到對「舉主」曹氏霸府的身上。

而所有的這一切，到了曹丕代漢之後，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曹魏政權解決了之前曹操的權力合法性難題，所有新晉人才的忠誠，實現了二元制到一元制的合一，那麼，如何制度化地選拔和任用人才，就成為曹魏政權人事政策的最大任務，而非小心地剝離、辨別、培養人才的忠誠對象。

事實上，我們從漢代的碑文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正」職位，在東漢靈帝時代已經出現，所謂的九品中正制， 應該成為九品官人法，而非首創中正。

這個制度的核心，就是對新朝的「士族」，也就是新的「主流知識分子家族」進行釐定，並對他們的「權力傳承」進行制度化的傾斜和保護，而不必為「忠誠」甄別費神了。

所以，本質上，並不是「唯才是舉」的人事政策被廢除，而是說舊的士族對於「忠漢」還是「忠曹」的二元悖論已經消失，人才只剩下「忠魏」一個選項，有士族，也是曹魏的士族，否則，就會被打擊、限制，最終消亡。

通俗點說，用不著了！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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