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空心化之憂

經歷了20餘年的發展，如今，中國在互聯網產業上和美國一同處於世界範圍內的絕對領先地位。

從大型公司角度分析，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別達到了5700億美元和4800億美元，與全球所有信息科技企業相比已不相上下，僅有9090億美元的Apple、8150億美元的Google、7090億美元的微軟、6566億美元的Amazon超過了騰訊，騰訊已超越5502億美元的Facebook。（投黑馬Tou.vc專註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台）而處於第二梯隊的百度、京東、網易市值也分別達到了894億美元、643億美元和439億美元。

從中型公司角度分析，在TechCrunch實時統計的獨角獸公司排名中，市值前11名的獨角獸公司中有6名來自中國，分別是價值750億美元的螞蟻金服，520億美元的滴滴，450億美元的小米，300億美元的美團點評，200億美元的今日頭條，185億美元的陸金所。

在互聯網科技的多個子領域，例如移動支付（支付寶、微信）、互聯網金融（陸金所、螞蟻金服）、交通出行（滴滴、摩拜、OFO）、移動化與本地生活（美團點評、餓了么）等，中國的發展與創新甚至都不遜色於美國。

恰當的發展時機、相對獨立的市場所帶來的規模優勢、意識形態原因導致的近似產業保護效應、充足的資本支持與助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國互聯網產業在過去20年的迅猛發展，並形成了今日中國和美國的在互聯網領域的雙強局面。

正是因為這種特殊機遇所帶來的優勢，騰訊、阿里、百度才可以憑藉在資本市場上以高估值獲得資金，並支持其過去五年在海外的大量投資與併購；也同樣是基於這種特殊機遇，小米、傳音、獵豹、今日頭條、摩拜等企業，才可以利用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在互聯網領域的科技代差，實現在海外市場的直接拓展。無論是騰訊或阿里所使用的通過投資和併購間接進入國際市場，還是小米或摩拜所使用的通過業務擴張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中國互聯網企業都在逐漸完成從「中國企業」向「跨國企業」的轉型。

上一代中國企業，更多是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其主要競爭力在於中國廉價勞動力與較低的運營成本，因此可以向國外出口便宜的農產品、紡織品、玩具以及電子產品或機械零件，而很難在海外市場實現真正基於品牌、技術或服務競爭力的業務拓張。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先進的整體產業環境，也讓小米可以將其相對成熟的手機產品與移動操作系統在印度和東南亞銷售，讓傳音可以發揮深圳發達的電子和通信產業供應鏈所帶來的優勢，而實現低端智能機在非洲銷售，讓摩拜和ofo更可以利用原創的領先模式，將其結合了互聯網與硬體的出行服務在歐洲和東南亞市場實現滲透。

互聯網領域的特殊機遇給了中國在信息革命中對西方實現彎道趕超的機會。如果能夠抓住互聯網或新科技的高速發展，藉助互聯網和信息科技完成農業和工業的產業轉型，中國將有可能大大提升生產力。生產效率是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發展速度的唯一要素，因此信息科技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至關重要。

但是同時，中國在信息產業同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甚至危機。

一個必須承認的現實是，中國目前的互聯網科技產業過於集中在消費級互聯網領域，在企業級領域嚴重落後於美國與歐洲，而在與其他產業結合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方面差距就更大。如果中國在未來5年－10年仍沉湎於在消費互聯網領域的成就，而在企業級互聯網、工業互聯網或信息化領域止步不前，就可能浪費在信息產業上的特殊機遇。

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它所遇到的特殊時代機遇基本上僅限於消費級互聯網領域，即抓住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互聯網全球化和民用化契機。但是，在計算機和軟體領域，以及隨之誕生的企業與工業信息化領域，中國並沒有獲得同樣的特殊機遇。

美國為中國消費級互聯網產業留下的機會窗口

在討論中國信息科技產業的機遇與危機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信息科技產業在美國的發展歷史，因為我們之後將會看到，這與中國信息產業的過去、今天與未來息息相關。

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引發了英國和法國的強盛以及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德國和美國的崛起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即信息科技革命）同樣也為新的大國崛起提供了機會。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戰場和主要的成果積累都集中在美國，這也是美國可以在「二戰」之後維持其生產效率和信息化水平在全球領先的重要原因。

總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歷史，從20世紀中期開始醞釀的信息產業革命，首先發源於「二戰」中的先進武器對高速度與精度的計算能力的需求。從1945年的第一台電子管計算機，到50年代美國軍方主導研發的第二代晶體管計算機，直至60年代－70年代得州儀器和IBM推動逐漸成熟的基於半導體和單晶矽片的集成電路計算機，這些信息科技發展的里程碑事件無一例外都發生於美國，而且於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資金和軍方力量的主導。

與此同時，基於計算機技術的互聯網科技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發展，並且和計算機一樣，現代互聯網的前身也是脫胎於美國軍方研究的成果。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ARPA）在1960年創建ARPA網路，並在1973年擴展成互聯網；1974年，ARPA的羅伯特·卡恩和斯坦福的文頓·瑟夫提出TCP/IP協議，並成為互聯網的基礎性協議；80年代，互聯網開始從美國軍方和學術界的近似內部網路向全球的學術界和民用界開放，並在很大程度上依託於英國人約翰·伯納斯-李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工作時建立的萬維網實現了其民用化的普及。

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關鍵成果和發展基本由美國（尤其是美國軍方與政府）貢獻導致的結果是，今天的國際互聯網管理權幾乎被美國壟斷。雖然可能與常理相悖（但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相符），但是今天國際互聯網的域名系統、根伺服器系統、IP地址資源均被一個總部設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組織）所協調、管理並分配。

在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主導計算機技術與互聯網產業的背景下，中國在互聯網科技領域有其特殊機遇，但是也有其劣勢以及潛在危機。

中國的特殊機遇在於，當互聯網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傳播與民用化時，中國已經通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基本融入了國際貿易與經濟體系，從而可以吸收互聯網領域的最新技術，實現該產業的迅速發展。

美國民用互聯網產業的爆發在某種意義上起源於網頁瀏覽器。瀏覽器的演進與競爭及20世紀70年代後就已逐漸成熟的個人計算機產業普及了互聯網的傳播，推動了Yahoo、Google、AOL、Paypal、Amazon、Ebay、Priceline、Facebook、Twitter、Snapchat等企業的先後湧現，進而創造了我們今天所身處的全球互聯網時代。

如之前所述，計算機技術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就已開始醞釀，而在50年代－60年代即逐漸發展成熟，而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和歐洲就開始了企業信息化和工業信息化的歷程。

早在1953年，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就為幫助通用電氣公司提高薪資處理效率而安裝了美國第一台商用電腦，從此開創了企業信息化的時代；而同一時代的中國，剛剛開始歷史上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並即將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公私合營」。

70~80年代，美國計算機和軟體產業逐漸成熟，隨之而來的是日後巨頭的先後誕生：微軟成立於1975年，蘋果成立於1976年，甲骨文成立於1977年（在更早的時候，SAP於1972年成立於德國），EMC成立於1979年，蓮花軟體（Lotus）和Sun Microsystems則成立於1982年，而IBM更是早在40年代就已開始推動企業級計算機技術的研發；而同一時代的中國，仍在市場和計劃之間反覆搖擺，1984年才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因此，不同於消費級互聯網產業，中國在企業信息化領域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相對於美國與西方的滯後，而這導致的結果是，中國的消費級互聯網產業可以利用其特殊發展機遇實現快速擴張，並且通過吸引資本、人才與社會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擴張，並維持其高利潤率與回報率；與此同時，企業級互聯網產業由於先天的起點落後而回報率偏低，因此導致其所需的資本、人才等資源被消費級互聯網侵蝕且佔用，在發展水平上持續落後於西方。

中國在企業級信息化領域所面臨的「市場失靈」威脅

和消費級互聯網高歌猛進的發展相比，中國的企業級互聯網和工業信息化一直嚴重滯後。

同樣從企業的角度分析，美國的Oracle、Salesforce、Workday和Servicenow分別達到了2116億美元、818億美元、246億美元、249億美元的市值，而市值7079億美元的微軟和6566億美元的Amazon也有很大比例的企業級業務。而中國除了阿里和騰訊有部分雲業務以外，沒有主流互聯網企業的主營業務是企業級服務。

從市場整體的角度分析，根據Gartner的數據，美國企業級SaaS在2016年的規模是1000億美元，而根據易觀的數據，中國企業級SaaS在2016年的數據是300億元人民幣，即是45億美元，僅相當於美國市場的5%。

在工業信息化領域，如果我們只看機器人子領域的發展，瑞士的ABB、德國的庫卡、日本的發那科和安川電機基本壟斷了全球工業自動化市場，在中國也擁有7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在中高端領域則幾乎壟斷）。

當然，中國在企業級信息化上的落後也有中國整體經濟和商業背景的原因。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諸如紡織、玩具、輕工業零件、電子產品加工等行業，主要依靠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實現產品的低成本，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力，而在國內市場，市場經濟對商業發展的促進也給各個行業和市場帶來了高速增長的機遇。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並不是高效管理、技術研發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過強力的銷售和營銷迅速佔領市場，實現收入和規模的快速擴張。

2015年，中國勞動生產率只有7318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7.4%，世界平均的40%，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仍是勞動力相對密集、資本相對不密集的粗放型經濟。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和勞動力的相對廉價自然不會讓中國企業對管理信息化和生產信息化具有強烈的需求。

但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從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間，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化增速為8.6%，大大高於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於美國1.6%的同期增速。同時，勞動力成本則在1995年-2015年期間經歷了14.5%的年均增長率。在勞動力成本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精益管理和成本控制必將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提上議程。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增速逐漸降低並維持L型的走勢，市場邊界逐漸穩定，產業逐漸成熟，中國企業在收入增長潛力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必然更加註重內部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節省成本、降低費用，從而提高利潤。（投黑馬Tou.vc專註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台）當然，隨著中國企業運行效率與工業生產效率和跨國企業的差距越來越大，它們對信息化與互聯網化的需求會逐漸積累且強化，而滿足這種需求的投資回報率會越來越高，直到最終超越消費互聯網，而那時，中國的企業級和工業級互聯網必然會迎來發展。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到了那時，中國可能已經失去了在這些領域的趕超機會，而像傳統機械工業和電子工業一樣，需要付出與西方技術的代差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在這種場景下，中國在企業級和工業級互聯網領域就面臨著這種市場本身失效所帶來的威脅。這也是保羅·戴維和克魯格曼「QWERTY經濟學」的另一次體現：在起點上偶然的不同決定了產業的整體發展與路徑，並塑造了後續的比較優勢。事實上，也正是基於對類似信息技術產業中的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自然壟斷和網路效應的觀察，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在1985年提出了戰略貿易理論（或稱規模經濟貿易理論），並讓克魯格曼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市場經濟的無條件支持者們總是強調，市場運行本身能夠帶來的系統總福祉的提升，但是他們的分析始終忽略了政治、社會、心理等非經濟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在很多時候會產生至少與經濟和商業同等重要的影響。即使忽略這些非經濟因素，經濟體系內部的信息失靈、交易成本、規模效應、自然壟斷以及路徑依賴也都可能導致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效，而本節的分析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這種失效。

同樣的市場失效也可能會在應用性技術和底層信息技術之間發生。

信息科技的底層技術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已經由美國軍方以及軍方資助的研究項目發展成形。雖然ICANN逐漸向國際利益體開放，但是互聯網核心技術與管理權一直在美國的控制中。同時，甲骨文、SAP、EMC等公司在底層資料庫和數據存儲領域相比於中國企業也仍然優勢巨大。

在今天，騰訊、百度、阿里可以開發從網站到Android應用到iOS應用的各類互聯網軟體，也可以在自身平台內部創建一定的生態，比如百度曾經推出過的輕應用和騰訊今天主推的微信小程序，但是中國沒有任何互聯網公司有足夠的技術實力開發一套獨立的PC或移動操作系統。

汽車和家居等物聯網平台以及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等新興交互平台，本是互聯網企業開發新一代操作系統的潛在契機與切入口，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中國企業至今均沒有能力開發出適用於這些領域的底層操作系統，阿里的YunOS和小米的MIUI都是基於Android的定製系統，技術含量與意義非常有限，而騰訊和百度甚至沒推出成形的獨立系統。

當騰訊、阿里、百度利用資本市場對其的高估值和高信心繼續在消費級互聯網領域拓展業務版圖時，基礎的商業邏輯事實上在自然地引導著這些巨頭刻意避開底層技術。這個邏輯很簡單：信息科技的底層技術，無論是網路傳輸協議還是操作系統，都有強烈的網路效應和規模效應，和Facebook一樣，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對已經加入其中的人的益處都越大。因此，即使互聯網企業花費百億甚至千億級別的資金與大量的時間和人才掌握了底層技術，也並不意味著它們可以輕易利用這套技術創造出真正的商業價值。微軟的Windows Phone系統就是一個例子：它在iOS和Android的夾擊下最後被黯然放棄，因此對微軟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如果說20世紀末人們對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的擔心可被認為是杞人憂天（因為美國、西歐、日本仍掌握著絕大多數工業領域的尖端技術，並通過長期的工程經驗積累維持了其對大部分新興國家在製造業上的優勢），那麼中國的互聯網和信息科技產業可能經歷的另一種「空心化」（即過於偏向消費級互聯網或應用性技術，而在企業和工業互聯網和底層技術領域空心化）則可能是一種值得重視的危險。

公共部門對信息科技產業的適當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於2015年提出將「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如果得到恰當的引導，這項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扭轉中國信息產業在底層技術上的存量性短板與方向性危機。正如之前所述，美國的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科技在早期也是從軍用技術演變而來，而它們分別在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的民用化也離不開軍方與政府資金的推動，這正為今天的中國樹立了一個可借鑒的榜樣。

雖然在超級計算機和量子通信等尖端信息科技領域，中國政府和中央研究機構提供了大量資源並造就了中國今日的國際領先地位，但是如果論及中國的信息科技與互聯網行業的主流發展路徑，成功的企業仍大多遵循 「民營企業家創業、美元基金投資、最終海外上市」 的模式，除了一些稅收減免和政府補貼以外，互聯網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基本沒有得到來自體制內部的強力資源與技術扶持。

當然，必須承認，正是這種由市場主導的發展模式讓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得以具有今天國際領先的產品、技術和運營能力；但是，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也正是這樣的市場機制在潛移默化中引導著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避開了沒有中短期經濟價值的底層技術和企業級和工業級技術領域。而軍民融合戰略的目的則正是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與民用科技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而如果這個過程能夠被正確引導，就不僅可以為軍用領域的技術發展提供市場化機制的刺激與社會力量和資源的支持，而更可以為民用產業中的科技領域（尤其是存在方向性危機的信息和網路科技）提供軍用技術的補充與支持。

軍民融合的一個典型案例是北斗衛星導航技術的民用化。雖然北斗系統相比於美國的GPS在技術上仍處於絕對劣勢，而且在中短期的未來中仍將處於劣勢，但軍方和政府主導的技術研發及持續提供的資金與資源支持保證了中國在這個具有極高門檻且私營企業完全無力進入的關鍵領域得以逐步積累技術，甚至形成本土產業鏈。

雖然北斗的民用化發展（包括阿里與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在2015年的合資），目前仍主要圍繞於提高軍方掌控的北斗系統在民用領域的技術應用率與市場佔有率，即仍處於爭取社會資本資源支持軍方技術發展的階段，但是當北斗在技術和應用上逐漸成熟甚至塑造出整套產業鏈與生態系統後，必將對衛星導航、通信技術、晶元與集成電路、互聯網服務等產業的綜合發展提供有力的助推。

如果中國互聯網產業在未來5年到10年可以從體制內獲得類似於美國軍方或政府在20世紀末所推動的民用化技術轉移，將至少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在信息科技底層技術領域的部分突破。

當然，威脅將始終存在，因為我們在引導公共部門的介入時，也同時必須忍受公共部門的天生弱點。我們必須承認，市場會失效，政府也同樣會失效。事實上，在任何社會中，公共部門在激勵和效率上的劣勢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對其自身行為造成扭曲，並可能造成社會總福祉的損失，這也意味著，在公共部門介入產業發展時，政策制定者、學界和產業從業者必須要對其權力範圍與政策路徑進行有效的引導與監督。

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人類本身就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而這並不意味著身處於其中的我們在面對明顯的危機、困局時不去試圖積極尋求解決方案，而只是寄希望於市場的「無形之手」慢慢幫助我們走出困境。就連20世紀自由市場最偉大的守護者弗里德曼也會犯錯，在香港政府1998年用直接介入股市的方式擊退索羅斯時，弗里德曼憤怒地說「香港搞錯了」，在他看來，政府直接介入股市只會意味著對自由精神的背棄和香港的公有化，而泰國或馬來西亞的政府雖然沒有「搞錯」，卻只能容忍金融市場的崩潰和之後多年令人惋惜的經濟下滑。

事實上，任何市場都是由無數積極而智慧的個人組成的，而當同樣的一群人去為解決市場失效而試圖制定公共或集體策略時，這何嘗又不是另一種市場呢？（投黑馬Tou.vc專註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台）如果市場失效所帶來的危機和蕭條我們可以忍受，那麼政府失效也似乎不一定是世界的終結。

總結而言，在信息科技前沿領域，自由競爭的市場運行很容易通過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的方式帶來我們不願看到的結局，偶然與概率造就的起點落後可能造成整條產業鏈的系統性落後，這是市場的失效；而寄希望於通過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及軍民融合的技術合作來實現對市場失效的彌補，則需公共部門的高度「有為」。西方的公共部門在「二戰」的殘酷壓力下成功實現了對信息科技的推動，而中國在接下來十年，也亟待類似破局。

（文章來源於：財經雜誌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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