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岑斯貝格爾：1963年，我去赫魯曉夫家做客

「席間少不了關於資本主義弊端的教育。他這樣給像薩特一樣的人解釋社會主義，沒有使用武力——他經常在西方的報紙上讀到自殺。這絕對不是個人的事！『在我國，類似的事很少發生。我們會追查到底，找到根源和罪人，並試圖改善關係。』薩特聽著這些分析時，面無表情。「

《動蕩》

（節選）

【德】漢斯·恩岑斯貝格爾

姚月 譯

8月13日終於來到。我和那些被邀請的作家們一早來到機場，準備乘坐專機去索契。誰在這份秘密的名單上，現在終於明朗了。鬥牛士肖洛霍夫、托弗多斯基、費定、薩特、波伏娃和翁加雷蒂，還有不可缺的煽動者維戈雷利。蘇聯國內雖然也有幾位當之無愧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的作家，但有名望的作家並不在這份名單中。而更多的是來自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地的許多協會的主席和幹部。誰不在，為什麼？愛倫堡和葉甫圖申科去哪裡了？當我再見到赫魯曉夫的女婿阿列克謝·阿德休拜時，我大吃一驚，我與他在船上的交談太不小心了。漢斯·維爾納·里希特呢？為什麼他失蹤了？我擔心他會認為是我從中做了手腳。但我其實真的很想躲在他的後面。

然後我們繼續去加格拉，到赫魯曉夫的家裡。我記錄了1963年8月13、14日在那裡發生的事。

房子的主人來到門口，步子緩慢，步幅不大，雙臂擺動著。一位年長的人，他的身體已經感到吃力。他的平靜所傳遞的，更多是耐心，而不是期盼。還沒有等他站穩，介紹、握手和擁抱的儀式就開始了，整個過程好比是業餘劇團的演出。導演是即興的，微笑不那麼自然，表情有些尷尬。不熟悉的是客人的名字和客人的語言，更加不熟悉的是他們的習慣。他們是知識分子，是一群有許多思想和動機的人。可以相信他們是會嘲諷的。這一天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尊重，是有所保留的，是傲慢的，甚或還是帶有敵意的。這種訪問是煩人的。他們是討厭鬼。

他與他們的見面並不失體面。農民式的優雅不僅體現在繡花的襯衣上，也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現。人們巧妙地忽略了暗地裡的嘲諷。房子、花園和周圍的環境也起到了輔助作用。這些世界名人快速瞥了一眼周圍的一切，微微點頭讚賞建築，用羨慕的眼神看著散發香氣的樹木和寬廣的、空無一人的沙灘。主人頓時感到一絲自豪。他演示了一堵用隱藏著的馬達驅動、可以開合的玻璃牆，這時候，他幾乎沒有用保鏢。來客沒有被搜查。這種勇氣是友善的，因為他沒有把事情搞得大驚小怪。房間對這位居住的人來說顯得過於大了些。他缺乏對財富的直覺。建築師在設計中沒有考慮到的小東西被擺放在那裡：一個破舊的小掛鐘、一個粉紅色煙灰缸，都被放在不合適的地方。房間也整理得太乾淨，使得現在居住的人今後可以無所留戀地將它傳給繼位者。主人沒有特別的願望，木材也不是自己挑選的。傢具是從最貴的組合傢具系列中挑選出來的。人們也可以在首都酒店的大廳找到同樣顏色的傢具。

我們坐在一個小型會議室里。因為主人沒有特意準備，所以我們沒有得到會議程序。會議室的椅子被合併在一起。在片刻的尷尬之後，客人們開始交談。他們並不比聽者更自信。他們被私底下提醒過，他們的交流對象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大家在說話時要注意：盡量少用外文而使用直接明確的句子，必須謹慎，因為這位身材矮小的偉人有易怒的性格。

各個不同組織的主席每人有三分鐘的講話時間。他們動人的感謝詞、他們的讚美、他們的承諾都有些花言巧語，不太顧及後果。赫魯曉夫根本不相信他們。他的聽覺非常敏銳，分辨力也很強。薩特在他所說的30句話中沒有顯出冒險的意味，他觀望著，甚至可以說是像綿羊一樣溫順聽話，完全與他在法國的態度不同，在那裡他無所顧慮地批評權力。唯一表現出勇氣的是波蘭人耶日·波特曼，他要求給蘇聯作家更多的行動自由。

在上述情形下，我的印象是主人比客人更聰明。不是大多數人在汽車上就已經開始奇怪地激動，並把他們的領帶整好，還換了襯衣，反覆翻閱備忘錄嗎？但是對主人來講，根本沒有這樣的必要。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優勢。

當作家和睦的演講結束時，會場又出現了不明所以的空白。然後，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猶猶豫豫地站起來，繼續了這場演講會。翻譯立刻跟上。他帶著幾分愧意說，他只想講幾句。起初他有些不自信。我猜想，如果這個場合中只有他們自己的人，估計他們會喝酒和大聲叫嚷。

緊接著是50分鐘的講話，而我們聽不出裡面有半點邏輯和推理性的關聯。他緩慢地、躊躇地開始講話，漸漸進入到狂熱，夾雜著一些例子和逸事，越講越快，講到某個沒有預設好的地方會突然停頓。似乎他對自己所說的都感到驚奇。但他也不願意收回他的話，當然也不願就此停止。他不清楚如何繼續，但他總會想到辦法。必須耐心！他有耐心。他等待著，交叉著雙手。其他人很緊張，他們擔心演講者卡在什麼地方。30秒。然後他又從一個新的句子開始。他從尷尬中解脫出來，又接上人們沒有意料到的話題。話題的關聯性也許之後可能被猜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想到，主題瞬間變換。是不設防備，還是難以置信的天真？只有愚笨的聽眾才會有一種認為自己更見多識廣的感覺。他們錯了，因為沒有一個看似簡單的表達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的講話似乎都有些道理，甚至都具有深刻的背景。赫魯曉夫的演講並不刺激和吸引人，人們要思考的是他的常識、他的聰慧、他的勇氣和他對各種可能的敏感性。語言上他使用日常用語，放棄了鮮為人知的辭彙。平穩的聲調，小的辭彙量，語法簡潔。他也注意到，當他想用一些語言的修辭時，字會卡在嗓子口，故而顯得不合適和不可信。甚至他的憤怒也顯得不那麼新鮮，彷彿是已經被用了百十來次了。他不認為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有必要反覆提及。他的觀點並不多，但他對自己的觀點極其自信，很少出現懷疑，而正是因為這個，對懷疑者來說是一種威脅。

當主人無意間提到匈牙利時，會場出現了一些狀況。此前沒有人提到過匈牙利1956年革命。但是無論如何，薩特也坐在會議桌上，他對那些人的問候講話只補充了一句簡短而又不明確的句子。我們聽見的是辯解的嘗試。雖然這個嘗試的提法有點廣泛和不明智。「如果我們的干預是一個錯誤，那麼我是罪魁禍首。但是今天，七年之後，每個人都看到了：這並不是錯誤。」

他抓住了公牛的角，沒有掩蓋什麼，而是將區別公之於世。我的印象是，他不滿客人們的謹慎和敷衍趨勢。是的，在座的人都想要為蘇聯作家爭取到更多的行動自由、出國旅遊、舉辦展覽以及出版機會。或許他也想從我們這方得到什麼：為他和平共處的思想，以及對他的裁軍行動在新聞輿論上的支持。然而，他並不避諱與我們探討他的統治者的最黑暗的一面。匈牙利的傷口沒有癒合。在草都不願生長的地方，他讓它們見到光明。不僅是我們，他也想要說服自己。他不像維戈雷利、翁加雷蒂和蘇爾科夫那樣給我們帶來「好氣候」。也就是說他更尊重我們，而不是我們更尊重他。

無論如何，這個插曲是唯一讓我們看到他內心的參與的例子。休息片刻後，他又回到委婉複雜的觀點中，談到上帝和世界時，他幾乎是雜亂和健談的。後來有一個上面的領導向我透露，他的健談引起了他們的一些擔憂。那位領導沒有保守秘密的能力，特別是當這個秘密可能引起不可避免的後果時。

歸納講話重點就是：「我們已經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過了四十五年之後，我們不再需要專政。蘇聯是人民的國家。今天我們已經是民主主義國家了。只有恐懼的人，才會需要專政。」他為繁榮辯護，反駁中國人提出的觀點：「曾經有位代表說，當你們越來越富裕時，你們就會有資產階級思想。然而，當一個人買了第二條褲子時，他就會變成一名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了嗎？我問他，他是否認為最好的共產黨員都是不穿褲子走在大街上的。」有時他誇大其詞，極力強調自己國家的力量。「並不是資本家聰敏了，而是因為我們更強大了，因此才簽署了莫斯科禁止核試驗條約。而如果沒有加勒比危機，今天，我們的口袋中或許不會有這份條約。」他談到與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還簽訂了更廣泛的、超出輿論所知曉的協議。（在莫斯科流傳著這樣的謠言：根據馬歇爾計劃精神，美國將對中歐及西歐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大量的援助。）

席間少不了關於資本主義弊端的教育。他這樣給像薩特一樣的人解釋社會主義，沒有使用武力——他經常在西方的報紙上讀到自殺。這絕對不是個人的事！「在我國，類似的事很少發生。我們會追查到底，找到根源和罪人，並試圖改善關係。」薩特聽著這些分析時，面無表情。

在赫魯曉夫的講話中很特殊的一段同時也是唯一的一段是對文學的回憶。他提及1910年,也許是1911年，他在一本自由主義的雜誌中讀到的故事。他已經不記得作者的名字（可能是克里斯托夫·馮·施密德）。一個乞丐在街上見到一位地主，並向他討一個戈比。地主在口袋中只找到一個20戈比的硬幣，並把它給了乞丐。乞丐興奮不已，立即下跪道謝。地主想：「他們的幸福僅僅需要這麼一點點錢！而我至少要兩萬盧布才會如此情緒激動。」演講人直到今天還為這個故事中的人物之間的區別而感動，而且認為有引用的意義。或者，他問，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為誰工作。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問題。有一個人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必須砌一堵牆，但是他不允許打聽這堵牆的用處。結果，這堵牆或許是一座監獄的圍牆，或許某一天他可能自己坐在牆內??這寓意深遠的故事並沒有起到正面作用，可當演講者認識到這一點時，已經太晚，鑒於柏林「防衛牆」，他在這兒談圍牆是危險的。

他敘述圖畫書的寓言故事時感到很自如。談到關於個人崇拜問題時，他想到了大象。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如果村子裡有大象來，大家都想去看看。許多人會趕來並把它團團圍住，而他因為個太小，最後還是沒有能夠看見那動物。這與個人崇拜有相似之處。在紅場的斯大林墓碑前就曾經有106人死去。他自己的女兒是爬到一輛汽車底下才保住了性命。而今天，當他走在莫斯科的街上，會有人推推另外一個人說：看，赫魯曉夫正走過來！那人聳肩回答：我認識他。有時他甚至看見有人吐唾沫。

但是，妨礙他並讓他生氣的卻是其他普通的事情。比如肯尼迪的私有財產。為什麼工人會選那麼一個富翁？他想了想，然後得到一個啟示：資本家贏得選舉，是因為你們幫助了他們。這是他對著客人們說的。幾位作家大吃一驚，另外幾位愣住了。但演講者又安慰他們，他補充說，他當然不是指在座的各位。但他們所承擔的責任是艱巨的。這是他關於客人們的工作說的唯一一段話。關於文學和美學他沒有說一個字，這使我感到輕鬆。

也許他高估了寫作同盟會的影響力。也許他認為，他們是可以被誘惑和賄賂的，儘管這在蘇聯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的講話忽略了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結果還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句話的意思說反了。如果他的觀點發表在《真理報》上，那一定是一場小小的轟動。現在這些話聽上去更像一位只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聽到過馬克思主義的人對政治現實的肯定。

講話突然停止了，因為說話的人感覺到這樣就已經足夠了，要達到一個平緩的尾聲效應，只需再簡單地加上一些關於和平、未來和進步的句子。掌聲是禮貌的，但不熱烈。人們站起身去散步。

天氣很熱，客人們穿著深色的西裝很難受。主人邀請大家去游泳。他自己想要下到水裡。客人們沒有帶著游泳衣旅行。對備案的不滿，使他們對此感到困惑，無興趣。人們可以裸體游泳嗎，就像這位國家領導人所決定的，甚至當著《第二性》的女作家的面？人們更願意坐在台階上，小心翼翼地交談，此時主人在兩棟沙灘小屋之一的後面消失。只有維戈雷利，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作家和我想游泳。我們走進第二個小屋，在那裡看見三條為主人準備著的游泳褲，是他的尺寸大小，但有些破舊。這幾條游泳褲的長度可以到我們的膝蓋。我必須用雙手提著我拿著的那條。在黑海的這十分鐘對主人和我們來說，也許是這一天中最愜意的。我們看到在小船上時刻準備營救他的主子的保鏢，正擔心著我們的安危。

預計兩個小時的晚餐，被安排在花園露台。在此之前我們有幸參觀了這棟房子。這房子有點像烏髮電影公司早期的電影布景：卧室是粉紅色的，沙發是柯蘭茲勒咖啡館的格調。席間不多的交談很平淡乏味，但晚餐是美味的。大家幾乎都說俄語。我的鄰桌康斯坦丁·費定，沒有多少興趣為坐在斜對面的主人翻譯幾位外國人說的話。席間也只有一些小對話。我作為晚餐桌上最年輕的人，本來就不合適多說話。

德國只被提到一次：從這兒——主人突然說——他能夠看到普魯士。烏布利希[1]在海灣的那邊有他的夏宮。僅此而已，關於政治隻字不提。

主人並沒有吃太多，也不多喝。我認為他有點感到無聊了，但還是表現出對客人的關注，並熱情地給大家提供飲料：喬治亞葡萄酒和礦泉水。礦泉水中有一股硫磺氣味微微衝上鼻子。這彷彿就是一次地區政府的邀請，我們就像藥劑師和教委官員一樣吞咽著佳肴。沒有什麼交談，沒有醉意，沒有玩笑。喝了咖啡後，俄國詩人亞歷山大·托瓦德斯基欣喜地表演了為主人精心準備的大型活動。主人忽然看上去很疲憊，眼睛半睜半閉的，只有一部分不信任還清醒著，並用一隻耳朵聽著。

他有一段漫長的職業生涯。「二戰」時期他以一首描寫士兵瓦西里·托沃金的詩而成名，這首詩不僅廣為流傳，還榮獲了「斯大林獎」。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他是《新世界》雜誌的主編，並為當時還沒有名氣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出版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他是這次聚會的重量級人物。

他朗讀了40年前的史詩的續集：《士兵托沃金難忘的歷險》。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這本書的出版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在《解凍》之後，要通過審查也是有風險的。他們曾推薦給作者一個「修改稿」，但被他拒絕了。

從他帶來的這個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原因。因為，這名勇敢的士兵讓我們想起了帥克，帥克當時遭遇的事彷彿就發生在蘇聯。他找不到一個安身之處，而當他抱怨抗議時，卻被告知毫無意義，因為這兒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著——克格勃會為此操心。誰要是表現突出，他會得到非常獨特的優待：在民間地獄度假。

這類諷刺史詩在俄羅斯文學中是有傳統的。這讓我們想到海涅詩歌的段落結構和句式，而且作用也很相近。我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觀察到。「抒情」和詼諧的段落互相對應，並且一拳擊中目標。

自然，外國人不能理解這首詩內在的含義。但是房子的主人仔仔細細聽了50分鐘長的朗讀。有時他顯得有些憂傷，有幾次他似乎要發牢騷。「詩意」使他感到無聊，但又不能抵抗幽默，好幾次他笑出聲來。朗讀結束後，他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乾巴巴地說：「不錯。」

對蘇聯作家來說，這次訪問有著決定性的結果，是一次意義深遠、精心策劃的勝利演習。告別的場景與問候時一樣：相互間不自然的擁抱。以作家身份出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幹部們，其中包括從柏林來的那位特別乏味的男人，表情很嚴肅。

見過赫魯曉夫後，我對他也沒有留下多少印象。假如通過公民選舉和議會選舉，這個人絕對不會得到政權。他並不顯眼，這或許幫助了他。他的強項是一個人求生存的願望。就是這樣，他在那個喬治亞人[4]死後，在斯大林主義和權力爭奪中得以存活。我們絕不懷疑他的審慎和韌勁。他處理事情時有非常好的感覺，而不只是體現在完成一件事情上。沒有哪位大人物是難以說服的，是聽不進理論論證的，是僅僅通過試錯法學習的。

他的優點可以從反面來說。他沒有他的前任那樣誇大和妄想。他的信念很簡單，也不給他的行為編程；相反，根據情況的不同，他的陳述也不同。在他有限的陳詞濫調中，他是不自信的，也就是說是可教的。而對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他並不知道。這些才華體現在權力的非神秘化上。一位沒有秘密的國家首腦，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在蘇聯也是聞所未聞的。他完全不具備「光環」。在他面前只會感到無聊，他絲毫沒有魅力，不像戴高樂應該感謝魅力的作用。他不只是否定無意義的個人崇拜，還以身作則。誰要是感到失望，那麼他是沒有理解其中的利害關係。在與之相關的時代，面對任何一個像拿破崙一樣的人，當人們對其歡呼時，都是要冒著集體自殺的風險的。相比之下，赫魯曉夫在紐約的演講台上被扔一隻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也許與這個人同桌吃飯會讓人哈欠不斷，但你不會感到有威脅。

在飛行了並不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所有的與會者回到了莫斯科。沒人有興趣談論所經歷的事。一些重要的外國客人趕緊開始尋找立即飛往巴黎、羅馬或華沙的航班。忠實的克斯特亞到旅館接我去他的小公寓，與他的幾位朋友度過了整個晚上。他的公寓在一棟房子里，那裡如蜂窩一樣住著一些沒有什麼名氣的作家協會的會員。我們喝了太多的伏特加，我都不記得我們說了什麼、抱怨什麼和因為什麼而笑了。

第二天的上午，8月15日，我輕鬆地靠在北歐航空公司飛往奧斯陸的飛機座椅上。我的第一次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之旅是很值得的。

（本文摘自《動蕩》，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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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岑斯貝格爾

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德國著名詩人、作家，前47社成員，親歷了德意志第三帝國興衰，與丘吉爾、哈韋爾、羅素、阿倫特、伯格曼等作家齊入世界文學史，並與格拉斯、瓦爾澤齊名，是德國戰後文學「聖三位一體」之一。自1963年獲得畢希納獎起，先後得到過伯爾獎、雷馬克獎、海涅獎等國內外多個著名文學獎項。2009年獲得格里芬傑出詩歌信託基金委員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2015年獲得首屆弗蘭克·謝爾馬赫獎，2010年獲得著名的索寧獎，該獎頒獎詞稱，恩岑斯貝格爾「在文學、散文和新聞寫作領域留下了可觀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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