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海晏︱中國近代宗教社會史的量化研究——以構建寺廟登記表資料庫為中心的討論
付海晏，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文載於《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南京國民政府推行了嚴格的寺廟登記制度，寺廟登記表所包含的豐富內容，涉及歷史學、都市學、歷史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學、檔案學、經濟學、法學及法制史學、宗教學、教育學、公共醫療學以及新文化史等領域，充分具備了跨學科合作的重要研究價值與研究空間。
法國國家科學院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的《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康豹研究員（Paul Katz）的《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社區宗教傳統的主要趨勢》（《文史哲》2009年第1期）兩篇重要論文對西方學界有關中國宗教問題研究的認真梳理，以及蔣經國學術基金會對呂敏（《北京的寺廟：碑文及口頭資料——帝國首都的社會歷史》）、高萬桑（《近現代中國城市道士與廟宇計劃》）、康豹（《1898-1948：改變了中國宗教的50年》）三位國際學者研究計劃的資助實踐昭示著宗教社會史在海外學界的重要地位。然而，在當前反對碎片化、倡導整體史，構建本土話語體系方面，如何回應西方學界對近代中國宗教社會史研究以及有關典範的總結與批評，如何深入推進中國近代宗教社會史及相關領域的研究，尤其是進一步正確認識近代中國國家、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吸引國內外學者持續關注的重大議題。本文提出利用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台北等各省市所藏寺廟登記表核心史料，借用量化統計、GIS（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等工具，在構建近代寺廟登記資料庫的基礎上，嘗試對近代中國寺廟的財產、人口、知識等重大問題做長時段、整體性的考察。
一、量化方法與中國歷史研究
從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現狀而言，量化統計的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早就開始了深入廣泛的運用。陳志武主持的量化歷史研究班及其推介的中外量化歷史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反響，GIS技術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也得到初步運用並開始產生諸多有趣的研究。
從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計量史學在海內外開始受到關注，湧現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在大數據的背景下，計量史學或定量研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耶魯大學、清華大學雙聘教授陳志武有關《對人類歷史的量化研究告訴我們什麼》一文全面闡釋了計量史學的重要性。在海內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李中清，作為歷史學社會科學化的倡導者，也是將社會科學的計量方法應用於分析歷史數據的先行者。他和他的研究組把歷史的和當代的檔案資料、社會調查、家譜、碑銘及口述歷史聯繫起來，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建立了中國多代人口資料庫(the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s)、近代大學生學籍資料庫等多個資料庫。這些數據從18世紀一直延伸到21世紀，在史學界掀起了利用大數據研究歷史的革命性運動。在繼此前人口史、經濟史計量研究的突破性貢獻之後，李中清及其課題組利用所構建的近代學生學籍資料庫，於2012年完成的《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在《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刊發後引起重要社會反響，次年出版的同名專著以紮實的數據證明了中國的高考制度對促進社會流動和保持社會公平具有積極作用，為今後高等教育領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最近李中清完善了學生學籍卡資料庫，正在構建一個個人層面的量化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包括幾乎全部清代監生、貢生、舉人與進士，多半的民國大學生和多所大學1952-2000年所有畢業生以及2007和2008兩年北京大學自主招生的所有申請者。基於這些寶貴的資料庫資料，已經初步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與富有挑戰性的結論，如中國教育精英四段論以及清代官員中滿人佔據絕對優勢的重要發現。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領域，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基於史學家的工作走入「愈發瑣碎的考證的泥潭中」的擔心，構建了跨越100年(1830-1930)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確實在解決近代觀念史研究的諸多重大問題上展現了強大功能。
華中師範大學以馬敏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史、教會大學史等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海內外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力。在計量史學方面，早在1997年馬敏入選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後，就開始從事「民國時期社會發展水平的統計研究」這一跨學科研究。這項研究針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尚不足的薄弱環節，借鑒統計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及現代科技，突破傳統史學模式，引入計量史學的方法，尤其是通過若干指標體系的建立，來具體說明民國時期社會發展水平的實際狀況，並進而提升史學研究的科學性，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提供一個比較可信的參照係數。馬敏除先後發表《建構民國時期(1912-1949)社會發展指標體系的幾點思考》《民國時期政府統計工作與統計資料述論》等文章外，還主編了《民國時期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彙編》（未出版）。
在互聯網以及信息技術已經深深地影響到了傳統歷史的當下，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構建大規模量化歷史資料庫，並開展定量研究。自2011年以來，國內多個權威雜誌發表了系列量化歷史研究的研究成果或系列筆談。如《史學理論研究》2011年第4期曾組織李劍鳴、王晴佳、王家豐、馬勇、王旭東和劉軍等數位歷史學者筆談「互聯網與史學觀念變革」這一主題。《史學月刊》從2015年第1期起開設了「計算機技術與史學研究形態筆談」專欄，首期邀請了余治忠、王子今、王文濤、陳爽、周祥森等五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參與筆談。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數字人文與清史研究」學術工作坊、《史學月刊》與南開大學「新史學青年論壇：大數據時代的史料與史學」學術討論會的成功舉辦再次引起了學術界對量化歷史、數字人文的高度關注。
李中清及其課題組在《無聲的革命》之後，近年來連續發表了多篇量化資料庫的理論總結論文。梁晨在總結構建學生學籍卡資料庫經驗的前述文章中，肯定地強調資料庫方法對於歷史研究有著重要意義和廣闊發展空間：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採用資料庫這樣的新方法可能並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須推進的工作。通過對覆蓋廣、跨度長的大規模歷史資料庫研究，我們不僅能發掘出多方面、不同於一般傳統認識的史實，更可以通過這種研究方法的轉變，帶動相關學術領域舊有理論體系的更新演進。只有綜合利用社會統計學、長時段歷史分析等多種方法，才能將數量龐大但內容繁雜、信息零碎，看似「無喙下嘴」的學籍卡材料變成特別難得的寶貴的可研究對象，從而有可能透過他們發掘出大量的「新歷史」。李中清進一步強調互聯網時代的歷史學或將從過去「作一幅畫」的狀況轉變為「拍一幕戲」，即從過去繪畫創作般的獨立性、整體化個人工作轉變成戲劇表演般的系統性、分工化的集體工作。就歷史學而言，互聯網時代將逐漸呈現出連接化、數據化、協同化和集智化的新特徵。連接化指歷史教學的方式轉變，同學與老師、同學與同學之間從過去的彼此疏離走向相互聯繫；數據化指歷史材料的形式轉變，使史學研究從以定性分析為主走向定性與定量混合研究；協同化指研究者獨立工作的比重減少，團隊化和合作研究成為新趨勢。基於此，研究逐步集智化，使史學研究從慣常的「一家之言」轉變為「百家爭鳴」。這些轉變很可能會幫助歷史學克服近三十年的重重「危機」，跟上時代的潮流。
此外，從科研立項而言，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立項項目中僅中國近現代史方面就有三項：抗戰「大後方」資料資料庫建設（西南大學）、蔣介石資料資料庫建設（浙江大學）、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資料庫建設（中國人民大學）。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中，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就有：清代商稅研究及其資料庫建設（1644-1911）（清華大學）、近代中國經濟指數資料整理及資料庫建設（南開大學）、中國宗教研究資料庫建設（1850-1949）（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綜合學術界有關的研究成果、動態以及觀點，我們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相對於傳統的歷史研究以及傳統定量研究而言，資料庫研究多以「大數據」為基礎，關注材料的系統性和可量化數據平台的構建，重視對長時段、大規模記錄中的各種人口和社會行為進行統計描述及彼此間相互關聯的分析，有助於避免傳統研究方法極易犯的「以偏概全」錯誤、「選精」或「集萃」的史學研究方式，有助於揭示隱藏在「大人口」（Big Population）中的歷史過程與規律，既能夠豐富、完善我們對微觀人類歷史和行為的認識，還能幫助構建更為可靠的宏大敘事，促進我們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進一步認識。
從宗教社會史領域而言，海內外的研究者比較早注意到量化統計等新方法的運用。高萬桑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資料統計了1736-1739年部分省份佛教道教僧侶的分布密度。此後，高萬桑在《1700-1950年的全真教》中進一步統計了清代道士數量及地理分布，估計這一時期的道教道眾遠遠超過20萬（其中全真道士大概有2萬名）。根據檔案、宗譜等史料，高萬桑初步探討了近代道教的宗教地理，比如繪製了1700-1950年全真教地理分布圖、1736-1739年擁有40名以上全真道士的縣區域圖、1882年白雲觀戒子出家所在道觀地理分布圖。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雪松在高萬桑「Counting the Monks: 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與常建華《乾隆前期治理僧道問題初探》之後研究了乾隆初年發放度牒的數量和分布。數量方面，根據乾隆元年至四年頒發的340,112張度牒，張雪松推斷有68萬名；在地理分布上，指出江南（長江中下游地區：江浙）是佛教中心，由此向西（長江中游地區：兩湖、四川等地）、向北（華北地區：安徽、河南、山西、山東、直隸等地）、向南（江西、福建等地）輻射，而距離江南更遠的西南（雲貴、廣西等地）、西北（陝甘）、東北（盛京）則出家人較少。乾隆中期，徹底廢除度牒制度，此後清朝基本上沒有全國性的僧人數量統計資料，直到20世紀三十年代，才出現中國佛教會對全國佛教僧尼的統計：佛教寺廟267,000多座，僧尼738,000人，1936年《申報年鑒》公布了《全國佛教機關及佛教徒統計（中國佛教會十九年調查於二十五年製成統計發表）》。
康豹、高萬桑主編的《1898-1948：改變了中國宗教的五十年》有多篇論文集中討論了溫州地區廟產興學的數量及近代浙江的廟產糾紛概況；法國國家科學院呂敏與北京師範大學董曉萍合作，比較系統地整理了近代北京寺廟碑刻，並試圖將其數字化。香港科技大學蘇基朗的課題組建立了《燕京思遷錄：民國時期北京都市文化的歷史地理信息研究》資料庫，嘗試從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方法入手，考察北京在多元文化激蕩之下所呈現的文化變遷空間模式。這一系統包括都市形態及人口、市場文化、教育文化、公共醫療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六組文化現象數據，嘗試以地理信息系統表述各組數據的空間形態及其變遷；利用地理信息系統的分析運算功能，探索六組數據之間交叉互動及比較所可能呈現的理論義涵。
高萬桑在反思近代道教史的研究中，提出一項集體性、系統性的努力，即繪製關於信仰和進香網路的地圖，以奠定中國宗教地理研究的基礎，這對理解近代中國宗教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他以道教為例，指出這樣一種計劃之所以是可能的，部分是因為，民國時期的地方性著作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提供關於道教的描述，且其詳細程度令人咋舌。此類地圖可用來比照其他追溯全國性教權網路——包括全真教和天師道組織——的資料。民國時期建立的各種道教組織，通常不過在一種與新的政治體制相適應的形式下，將早已存在的道教網路和地理進行制度化。筆者最近若干年從事宗教社會史或新宗教史的研究，認為不同於以往宗教史的研究僅僅側重於宗教內部，或宗教思想、哲學、宗教人物的個案研究，宗教社會史或新宗教史把宗教放到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空間之中，強調從政治史、宗教史、社會史、經濟史等不同層面做綜合的整體的研究，從而探討宗教在近代國家、社會中的角色。值得肯定的是，近十年來，在海內外的近代中國宗教社會史領域，湧現了很多有趣的研究，或是探討近代廟產興學、廟產糾紛，或是研究近代著名的寺廟宮觀等個案，或是集中探討近代中國的國家宗教政策。這些立足於傳統的實證研究、個人研究毫無疑問大大推進了宗教社會史研究的深入發展，然而在當前反對碎片化、量化數據研究導致史學新革命的情形下，如何藉助新的方法整體推進宗教社會史研究，或是學術界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二、寺廟登記表以及相關研究概況
在探討近代中國國家宗教政策的研究中，很多成果注意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寺廟登記政策。1936年1月4日內政部頒布《寺廟登記條例》，該條例共有18條，規定了寺廟登記的範圍、事項、機關、程序、時限等，強調凡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獨建之壇廟、寺院、庵觀均應進行登記。對於登記機關，條例規定在縣由縣政府、在特別市以及市由公安局負責辦理。對於處罰，條例強調寺廟若違反條例各規定，情節輕微者強制使之登記，情節重大者科以一百元以下罰款或撤換其住持，已有研究認為此為國民黨政府掠奪廟產提供了翔實的依據。寺廟登記之舉辦，分總登記及變動登記二種。總登記每十年舉行一次，變動登記每年舉行一次（新成立之寺廟應於成立時申請登記，其登記手續與總登記同）。寺廟登記共三項：一、人口登記，二、財產登記，三、法物登記。寺廟財產登記包括寺廟本身及附屬或享有之一切不動產、動產，法物包括宗教上、歷史上或美術上有關係之佛像、神像、禮器、樂器、法器、經典、雕刻、繪畫及其他應行保存之一切古物。為了便於登記與管理，內政部同時印製了極為規範、要求細緻的《寺廟概況登記表》《寺廟財產登記表》《寺廟人口登記表》《寺廟法物登記表》《寺廟登記證》《寺廟變動登記表》《寺廟變動登記執照》。
對於寺廟登記條例，以往的研究多關注條例的內容以及具體實踐，高萬桑憑藉對北京市檔案館社會局所藏寺廟登記檔案的考察與深入解讀，敏銳指出在國民黨的眾多宗教政策中，雖然調查程序是緩慢複雜的，寺廟登記並不像南方激烈的破除迷信運動那樣具有即刻的威脅，但寺廟登記與控制是最具直接性的。付海晏在《1930年代北平白雲觀的住持危機》中指出了國民政府社會局對寺廟登記的嚴格管理：在登記中，寺廟需要填寫總登記表及財產、法物、人口等登記表，社會局還會派調查員赴寺廟實地調查，仔細核對每一個登記表格的具體內容。如在白雲觀第一次住持危機後，陳明霦依照規定向社會局申請登記白雲觀以及八個下院，社會局派調查員分別赴這九個道觀一一查明，並與公安局原來的登記表互相比照，以確定是否漏報。1931年7月，社會局調查發現，與此前在公安局登記的資料相比，寬街關帝廟少了一本功課經、悟真觀漏填三株大楸樹（每株直徑三尺）等。在《寺廟登記規則》頒布後，寺廟財產、法物、人口還需要每年進行變動登記，正常的寺廟維修也必須登記。如安世霖1939年10月底向社會局呈報照舊修建寬街關帝廟東院一間正房、添蓋南平台二間以及砍伐死樹一棵，社會局派人調查核實後方擬照準。與寺廟財產、法物登記相比，人口方面的變動登記或許對於一個道觀的未來而言更具有影響力，原因在於住持更迭即是人口變動登記的核心內容，白雲觀的第二次住持危機正與此有關。只有安世霖的暫代住持申請被批准後，他才被獲准代表白雲觀申請寺廟登記。因此，雖然官方可能並不經常檢查寺廟，但包含了豐富內容的寺廟登記賦予了社會局管理寺廟的重要權威。
1998年北京市檔案館將該館所藏民國北京寺廟登記檔案整理彙編為《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出版，此書以北平市政府於1928年、1936年和1947年進行的三次寺廟登記檔案為主要內容，其中1928年共登記寺廟1631個，1936年共登記寺廟1037個，1947年共登記寺廟728個。該書沒有完整收錄所有寺廟登記表，而是以寺廟登記概況表為主，參照不動產、法物兩種登記，以文字敘述方式公布，包括廟名、坐落地點、建立年代、廟產情況、管理狀況、法物情形。北京寺廟檔案史料以及北京市檔案館民國檔案的開放利用，為學術界以計量方法、從多學科進行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習五一、李孝聰、董曉萍等幾位先生的開創性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習五一的《近代北京寺廟的類型結構解析》，根據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的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批政府寺廟登記檔案，考察了近代北京寺廟的總量和儒釋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廟的類型結構。她的研究表明，1928年北平市傳統宗教寺廟的實際數量超出《北京寺廟檔案史料》1631座的記載，至少應有1696座。在近代京城社會轉型中，雖然傳統宗教文化總體上呈衰退趨勢，但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廟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漢化佛教亦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間社會繁衍流傳。通過分析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登記的1631座寺廟檔案，大多數較具規模的寺廟均供奉多位的神靈，儒、釋、道各方神靈共祀的現象十分普遍，全市各類寺廟主祀的神靈眾多。總數居前16位的寺廟為：關帝廟、觀音寺、七聖祠、五聖祠、龍王廟、娘娘廟、真武廟、土地廟、三聖祠、火神廟、藥王廟、地藏庵、九聖祠、財神廟、彌勒寺、呂祖祠。從計量史學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廟的數量及儒釋道的比重，僅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個側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會轉型中傳統宗教文化的漸衰與變異，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續性，漢傳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間化等等，均需要更廣泛的學術視野和更深入的探索。
北京大學李孝聰根據民國以來政府和學術機構對北京寺廟的調查統計資料，以歷史地理學視角分析了北京城市廟宇的梳理、分布、建築、地域等歷史特徵，強調宗教信仰空間在城市記憶中的角色。在該文早前的一個版本中，為了回應文化敘述如何與歷史地理資訊（HISGIS）相對話，曾提倡從民國廟宇調查史料入手，與元明清京師寺廟分別進行對比，統計民國以來哪些學校曾經是廟宇，哪類廟宇不再作為宗教信仰空間，從而詮釋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間發生的變化及原由。
何岩巍以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1906年京師警察廳《北京外城寺廟調査表》(僅包括外城西城部分)、《北平寺廟通檢》和《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等為核心史料，探討了外城西部寺廟的歷史變遷，認為在傳統社會中，寺廟的歷史變遷有其固有的變化規律，雖然佛教寺廟和那些與中國民間傳統信仰關係更加緊密的民間寺廟，在民國時期逐漸喪失了配合官方的教化作用，變得不再重要，但是正統的佛教寺廟相比於民間寺廟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其獨立地位。
前述研究成果，尤其是習、李二人的研究中，儘管都以北京檔案史料為其研究的核心史料，但是也都充分注意到這一檔案史料在統計近代北京寺廟數量中存在諸多漏登等情況。李孝聰的研究特別梳理了民國時期不同市政當局以及學術機構所主持的寺廟調查，包括現今圖書館所藏有關寺廟的文獻，在史料整理方面是極為重要的貢獻。習五一的研究側重從量化角度探討北京寺廟儒釋道的比重，富有開創性、系統地對寺廟供奉神靈的種類研究，直接修正了法國著名漢學家施舟人的研究。施舟人從祭祀神靈屬性角度進行分析，將現代學者所界定的民間宗教神靈，如關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認定為道教系統（統計《北平寺廟通檢》所列的948座廟宇，施舟人認為道教寺廟有377座，佔總數的39.76%）。在研究中，習五一特彆強調要根據當時政府的職能機構和社會宗教組織對各類宗教寺廟分類，在仔細統計了1936、1947年北京市的寺廟類型後，指出1936年共有佛教寺廟608座、道教寺廟101座、家族宗廟504座，分別佔全市寺廟總量的50%、8%和42%；1947年有家族宗廟988座，佔總數的51.4%；佛教寺廟800座，佔總數的41.7%；道教寺廟132座，佔總數的6.9%。對於這樣的變化，她認為：30年代至40年代，經歷抗日戰爭與國內戰爭後，京城時局急劇動蕩，社會危機意識瀰漫，民間宗教與秘密結社勢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勢力有所減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會各階層民眾中，仍具有持久的影響力。據1947年政府統計，家族宗廟占京城寺廟總數的一半。對祖先亡靈的祭祀，成為動蕩時期民眾心靈的依託。
李孝聰沒有統計每次調查寺廟的綜述，僅僅選擇1929年進行研究。他的不完全統計表明，當時北京城內有文獻檔案記載的或建築基址可靠的宗教信仰活動場所為1621座（少於習五一的統計），除不太好確定的廟宇類型外，儒教的壇、祠有52座，佛寺712座，道觀589座，清真寺29座，薩滿教堂6座，基督教堂38個，天主教堂5個。高萬桑在《1700-1950年的全真教》一文中，根據北京市檔案館收藏有關廟宇名錄的全部文獻，推斷北京地區大概5%的廟宇住有全真道士。
李孝聰最具有創意的研究，是其從歷史地理學的視角研究北京寺廟的建築空間與宗教空間。根據《北京廟宇調查資料集覽》，他統計了廟宇的朝向及其分區，結論表明傳統坐北朝南的建築形制在民國北京廟宇中仍然是最常見的，但是僅僅不到60%的比例說明民國時期很多寺廟不再遵守此例；相比內城，外城寺廟朝向的隨意性更強。李氏還初步探討了廟宇的地域結構：廟宇與城市地標、城市環境、商業及手工業者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廟宇承擔了城市社會運作的部分職能。除李孝聰本人的研究外，在其指導下畢瓊完成了《明清至民國時期北京城廟宇的歷史地理研究》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05年）。該文選取了明清到民國時期北京城中的廟宇作為研究對象，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關注自元大都建城開始到民國時期北京城中廟宇修建、分布的過程和時代特徵。其研究表明，從元代廟宇多皇家敕建到明代私修廟宇逐步出現，皇帝和宮廷中的皇后、公主乃至宦官在北京城中分別以各自的方式建廟、修廟，再到清代私建小廟急劇增多，數百年間北京城的廟宇經歷了一個數量由少到多、形制由規整到不規整的變化過程。隨著民國的到來，北京城中的廟宇呈現急劇衰敗化的趨勢，廟宇的世俗功能覆蓋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其寫作過程中，使用了數種稀見的民國時期廟宇調查材料，而對《乾隆京城全圖》等古地圖的使用，以及從建築學和製圖學角度判識廟宇對城市風貌的影響被視為該文的重要特色。畢瓊在後來的一篇論文中以廟產興學為出發點，從空間與景觀角度來考察城市近代化建設，並進而初步探討了城市文化、市民思想觀念。
與此前研究不同，董曉萍及其研究團隊長期與法國著名漢學家施舟人、呂敏等合作研究「北京寺廟碑刻與社會史」，取得豐碩成果。自2004年7月「北京內城寺廟碑刻與社會史」項目立項起，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作，共同開展了田野調查、碑文和檔案整理工作，盡量使用諸如碑銘、文獻、明清或民國檔案以及田野調查資料等，描述寺廟建築的存廢情況，追溯寺廟活動，重構寺廟歷史。《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已出版三卷）即是嘉惠學界的重要成果。除此共同研究外，董曉萍及其團隊完成了《流動代理人：北京舊城的寺廟與鋪保(1917-1956)》（《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等傑出的個案研究成果，在推動北京內城寺廟碑刻數字化等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2009年其團隊成員鞠熙出版了《數字碑刻民俗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集中論述了京內城寺廟碑刻記載的民俗文化以及個案研究，包括碑刻隱含的政府管理與行業權力關係、碑刻背後的宗教寺廟與民間商會關係、碑刻傳承的僧人組織和公共領域關係。基於北京內城寺廟碑刻民俗數據的處理，他們也初步討論了資料庫的基本思路、框架與結構、數據採集與處理、數據標準理論與檢測等重要問題，對後來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主持的中大道教數字博物館正式上線，該博物館主要收集了廣州及其周邊13個州縣共150座道教廟宇的資料。這些資料大多以歷史文獻、建築、神像及碑文記錄的形式（包括至今尚存且未發表的拓本及從田野調查獲取的碑刻文字）保存下來，或是來自地方志、道士和省縣市檔案館的檔案數據，也包括歷史地圖以及科儀文本。該道教數字博物館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廣州道教廟宇資料庫目錄，並錄入電子檔案，同時利用GIS建立了一個合適的展現平台和管理系統，用於維護、整理、展現和分析相關廟宇的空間和歷史特徵。該博物館有助於推動道教和相關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術研究，以使道教及中國宗教研究學者，甚至廣州城市史的專家學者能夠通過追溯單個廟宇的發展和地理變化，對所有廣州廟宇的地理分布及其與周邊的社會經濟環境、人口發展、景觀和環境的時空關係做定量的分析。
關於近代寺廟的研究，成果較多，此不贅述，特別需要注意的有韓書瑞（《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董曉萍（《明清至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寺廟與市民論文集》等人的研究成果。
儘管在海內外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有關近代中國寺廟的研究在史料、研究內容以及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極好的成果，但同樣留下了諸多重大的研究空間。如果能構建一個寺廟登記表資料庫，將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一從近代寺廟財產而言，相對於中古時期寺院經濟研究得到高度重視以及成果迭出，有關近代寺廟財產的研究多集中在廟產興學運動方面。對於近代寺廟財產的整體概況，除了可以發現部分個案研究外，我們一無所知。事實上，近代寺廟登記表有極為詳細的財產登記，部分寺廟檔案還仔細列出所有動產、不動產的區域、四至、價值。如果能夠收集完整併科學規範地建立資料庫，我們對於近代寺廟財產的來源、規模、結構、運作等問題即可有較為重要的認識。
二從近代寺廟人口而言，儘管此前的研究對於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總數有初步的研究，但首先這些數據只是總數的初步統計；其次總數的統計並非長時段的系統研究；最為關鍵的在於寺廟人口的年齡、省份、出家年月等問題，除了部分文獻有定性描述外，缺乏定量的整體研究。如果我們能充分利用寺廟登記檔案中的寺廟人口登記表，同樣可以實現科學的定量研究。
三從寺廟法物角度而言，已有的研究，特別是習五一討論近代北平寺廟信仰類型的研究得以成功，乃基於其來源於寺廟登記中法物登記的核心史料。法物登記包括寺院器物（包括神像等法器），以及重要的圖書史料。筆者利用白雲觀登記表中的圖書目錄，結合宮觀住持的個人文獻，初步探討了道觀道士的精神世界。如果進一步構建寺廟登記表資料庫，完全可以通過其寺院藏書探討近代寺廟的宗教知識以及精神世界，如果我們跟吳亞魁最近統計的上海所出版的宗教出版物做比較研究，相信會有諸多有趣的結論。
四從宗教地理而言，高萬桑、李孝聰以及梅莉等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近代宗教地理問題，或是道教道觀的分布，或是寺廟的建築與地理空間，或是香客的區域與進香路線。但在缺乏近代寺廟總數、寺院分布完整統計的前提下，有關近代寺院宗教地理的研究不可避免存在諸多限制，而這也正是亟待構建寺廟登記表資料庫的重要動力。
五是從個案與整體研究而言，有關寺廟的研究多為個案，即便是習五一、李孝聰、董曉萍等先行的研究，也多集中於北京，其中《北京寺廟檔案史料》的出版以及北京市檔案館的開放使用無疑是重要的原因。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寺廟登記是民國時期全國性的行動，最近筆者在《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中利用了建國初期的部分寺廟調查史料，注意到孔夫子舊書網曾拍賣過包括白雲觀在內的1950-1960年代北京地區寺廟登記表。這表明建國初寺廟登記同樣存在。此外，各省市，包括台北「國史館」都藏有極為豐富的近代寺廟登記檔案，如果我們期待有整體性的研究，必須依賴於科學的寺廟登記表資料庫。
六是從比較研究而言，已有的比較研究多在佛教道教之間，對中國其他宗教、外來宗教的比較研究仍極為缺少。最近，經濟學者通過量化研究的方法成功研究了基督教問題。不同於歷史學或宗教學的研究，為了了解基督教究竟對中國產生了多大影響這一重大問題，北京大學顏色和他的合作學者收集了1743個縣的資料，包括歷年基督教徒人數、水災與旱災頻率、人均收入、人口、平均壽命、教育水平、識字率等信息。他們發現，在1920年基督教徒佔比越高的縣，到2000年其人均GDP明顯越高。在考慮到氣候、自然災害及其他地理因素後，這一結論照樣成立。顏色的數據也表明，從1900年到1920年間災害衝擊越大的地方，基督教徒的數量增加得就越多。為什麼基督教徒佔比越高的縣到2000年反而越富有呢？顏色嚴謹的量化研究發現：教育普及是基督教佔比越高、收入越高的主要原因，教會越多的縣，其對20世紀人力資本的提升貢獻越大。
近代寺廟登記表所包含的豐富內容，涉及歷史學、都市學、歷史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學、檔案學、經濟學、法學及法制史學、宗教學、教育學、公共醫療學以及新文化史等領域，充分具備了跨學科合作的重要研究價值與極有可期的研究空間。努力以全球化、多學科交叉的視角借鑒歷史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的優秀成果，尤其是在充分發揮傳統實證史學、比較研究、總體研究的方法基礎上，利用量化數據的研究方法，嘗試構建近代寺廟登記表資料庫，將具有重要的創新與學術貢獻。
三、構建近代寺廟登記表資料庫的路徑與前景
顏色利用地方志資料量化研究近代基督教的成功範例顯示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魅力，儘管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很多爭議，但是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在經濟史之外，量化研究對宗教社會史研究的深度介入與警示。事實上，在宗教社會史領域，已經開展了很多資料庫的建設，如上海大學基督教文獻資料庫，高萬桑等學者推動的近代道教文獻資料庫以及加拿大陳金華推動的中國佛教資料庫等等。此外，還有很多極其具有數據化潛力的大型資料，如何建明主編的《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等等。
相對於其他正在推進或即將開始的資料庫建設，寺廟登記表資料庫仍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
首先，寺廟登記表本身具備豐富的數據內容，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資料庫建設的難度。
其二，近代寺廟統計調查數據大量存在。近代國家、學術組織、宗教組織以及報刊等均曾開展過近代寺廟統計調查。其中較為集中的乃是民國時期寺廟登記檔案，除了學術界較為熟悉、最為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外，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集中保存了北平、重慶、南京、廣州等城市1930年代前後的寺廟登記史料（事實上民國時期的《內政年鑒》就曾有過初步的介紹與比較研究）。此外，台北「國史館」、上海、武漢等省市檔案館均有較為豐富的寺廟檔案，其中直接與寺廟登記相關者為數不少。此外，學術機構有關近代寺廟的調查與統計，也是重要的數據來源，其中較為知名的就有最近出版的《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彙編》。近代期刊對寺廟的調查統計也有不少報道，或源於政府的寺廟統計，或源於自己的調查統計。
其三，寺廟登記表本身包含豐富的內容，比較容易開展多方面的量化研究，具體而言，至少可以推進以下四方面的研究。
1.中國近代寺廟財產研究。近代寺廟登記檔案中，不僅寺廟概況表中有寺廟財產（動產、不動產）數量及價值等內容，還有專門的寺廟財產登記表，部分寺廟檔案對每一處動產、不動產有更為詳細的統計，包括土地面積或房屋間數、市價約計、管理及使用狀況、坐落地點、享有權利之種類、權利取得之原因、權利取得之年月、契約之種類及數目是否完備等詳細資料，可資從整體上探討近代寺廟財產的來源、地理分布、規模、結構以及寺院經濟的實際運作。
2.中國近代寺廟人口研究。在已有研究對於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總數初步統計的基礎上，可嘗試從總體上梳理近代寺廟人口的總數以及不同信仰人口的比重與差別。其次，根據寺廟登記表資料庫有關人口的檔案，從整體上分析寺廟人口的年齡、省份、出家年月、社會流動、教育背景等問題，可在已有定性的描述外，實現科學的定量研究。高萬桑曾注意到1736年至1739年的調查對佛教僧尼有過分類統計，但是對道教道士的統計則沒有那麼細分。他估計2萬名元代全真道士中有1/3為女道士。
3.中國近代寺廟信仰與精神研究。通過構建完好的寺廟登記表資料庫，可以根據寺廟神像等法器準確界定寺廟類型，有助於判斷近代寺廟類型結構的流變，更可深入研究寺廟的法物與藝術。根據寺廟登記中的圖書，可以研究近代寺院的宗教知識與精神世界，這將是已有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
4.中國近代寺廟的宗教地理研究。高萬桑、李孝聰、梅莉、蘇基朗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對近代宗教地理問題的先行研究昭示了近代寺廟宗教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樣由於缺乏全部的信息，缺乏科學的寺廟資料庫，已有研究只能局限於某地、某個案。近代寺廟登記概況表以及財產、人口等表包含了極為豐富的地理信息，無論是寺廟的地區空間與區域，還是財產的坐落與分布，抑或是人口的籍貫、出家地點，均是理解近代寺廟不可缺少的寶貴數據，藉助於資料庫以及GIS等工具，可以完整地研究近代寺廟的地理地圖，甚至可以與已有基督教的地理分布研究做有趣的比較研究。
此外，如果從長時段、比較研究等視角出發，或許能夠有助於推動宗教社會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從長時段研究視角而言，需要真正把清、民國以及建國初期作為一個長時段來研究。已有寺廟的研究，總體而言，存在時段不平衡、前後缺少連貫、比較等問題。如果能注重長期歷史的解釋，注重在較大時空範圍內梳理寺廟財產、人口等歷史發展的脈絡，將有助於揭示寺廟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從比較研究而言，首先是在收集與整理寺廟登記表檔案史料中，加強不同類型寺廟的比較研究；其次在寺廟各個研究論題上，如財產、人口、信仰與精神世界等領域加強不同時段、不同區域、不同宗教、不同社會分層、不同國別寺廟的比較，從而實現對近代中國不同類型規模與概況的整體把握。
總的來說，發揮實證史學的優勢，在收集寺廟登記表檔案、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內容豐富的寺廟登記表資料庫，有助於發揮傳統實證史學、量化研究的各自優勢，既重視整體研究，也充分重視不同主題的個案研究，有利於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構建完整的近代中國寺廟形象，進而有助於從整體上探討近代中國宗教的規模等諸多重大問題，當然也有利於拓展宗教社會史乃至中國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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