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剝奪人民言論自由：借憲政之名實行專制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3月2日，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公布《民國暫行報律》，要人民執行。規定：一、新聞、雜誌已經出版及今後出版者，其發行及編輯人姓名，須向本部呈明註冊，或就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冊。4月1日前必須辦理，否則不準發行。二、流言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三、調查失實、污毀個人名譽者，被污毀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時，經被污毀人提出訴訟，訊明得酌量科罰。
該律剛一頒行，立即遭到上海報界俱進會和各報館反對，並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聲稱「報界全體萬難承認」，請飭令內務部取消。3月9日，孫中山向內務部發出如下指令：「案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善從惡改，古人以為常師，自非專制淫威，從無過事摧抑者。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後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復見於今，甚無謂也。又，民國一切法律，皆當由參議院議決宣布，乃為有效。該部所布《暫行報律》，既未經參議院議決，自無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暫行』二字，謂可從權辦理。尋繹三章條文，或為出版法所必載，或為憲法所應稽，無取特立報律，反形裂缺。民國此後應否設置報律及如何訂立之處，當俟國民議會決議，勿遽亟亟可也。除電復上海各報外，合行令仰該部知照。此令。」[]時隔一日，又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法與憲法具有同等效力，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從此言論自由得到了法律保護，人民歡天喜地，思想大為解放，一時之間各地創辦報紙（當時雜誌也稱報紙）風起雲湧，言論相當自由，朝氣勃勃。革命黨人自負創造共和之功，目無餘子，急欲掌握政權，創辦尤多，大膽評論時政，攻擊繼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不遺餘力。
然而，好景不長。1913年3月，國民黨的代理事長宋教仁被刺身死。國民黨人認為是政府指使人乾的，就在本黨某些報紙上大加譴責，言辭極其尖銳，有「萬惡政府」、「政府殺人」、「政府罪狀」及「民賊獨夫」等字樣。袁世凱原為前清舊官僚，雖然當選為共和國的國家元首，滿腦袋仍是封建思想，以前由於需要利用各種政治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攻擊暫時容忍下來。現在受到如此攻擊，他再也無法忍受，決定以武力消滅國民黨勢力，遂於5月1日以「任意誣衊」之罪名，命令內務部「嚴重取締」《國風報》、《國光新聞》和《中國報》。[]6月17日，內務部又對新聞界發出嚴厲警告：報館對宋教仁案和善後借款「肆意詆諆，痛加誣衊」，「甚至加大總統以種種不名譽、不道德之稱謂」。「若不依法限制，實足擾亂大局，妨害治安」。倘若再「倡言無忌，淆惑觀聽，則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斷難寬容。」[]
鎮壓了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當選上正式大總統，袁世凱開始肆無忌憚地破壞共和制度，以「鼓吹二次革命」、「袒護逆黨」、「煽惑國民」、「詆毀政府」等等罪名，剝奪國人的言論自由。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7月至12月，被封殺的報紙即達四十餘家。其中中央政府直接下令執行的有：北京的《日日新聞》、《民國報》、《民主報》、《亞東新聞》、《中央新聞》《正宗愛國報》、《京話報》、《華報》、《國報》、《超然報》，吉林的《新吉林報》，福建的《民報》、《群報》、《共和報》，上海的《飛艇報》、《中華民報》。被禁止在北京發行的有南京的《中華報》，浙江的《天鍾報》，湖南的《女權報》，上海的《民立報》。總之，指責袁世凱的報紙幾乎都遭到厄運。
1915年8月以後，袁世凱欲帝制自為；可是，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他不敢自行宣布，便盜用民意，以示「應天順人」。為此，他一方面下令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進行國體投票和推戴皇帝，在法律程序上做到完全「合法」；另一方面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禁錮人民的思想，大搞輿論一律，製造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帝制的假象。
其時中央政府尚無通訊社、新聞局一類機構，無法直接向各報下達指令。如何對付那些反對帝制的報紙呢？辦法有兩種，均很簡單。首先，用金錢收買。只要反對帝制的報紙改為贊成頌揚帝制，都給金錢，名為「津貼」，實為「封口費」。其次，對於不肯接受「津貼」的報紙，命令軍警採用暴力手段，封報捕人。如江蘇當局就曾訓令淞滬警察廳發出布告：「《民權》、《民立》、《民強》各報，專為亂黨鼓吹異說，破壞民國，捏造事實，顛倒是非，信口開河，肆無忌憚，亟應從速禁售，以免淆亂人心。」[]上海的《民新日報》、《民國公報》、《愛國報》、《民意報》、《民信日報》，北京的《天民報》，同樣被加以種種罪名而取締。其他持反對論調的《時事新報》、《中華新報》、《民國日報》、《益世報》等，在內地的則勒令停版，在租界的則停止郵遞，在國外的則禁止輸入。即使報紙拒用「洪憲」紀年，政府也勒令執行。淞滬警察廳即奉內務部電令致函上海日報公會，嚴正警告：如「再沿用民國五年，不奉中央政令」，「惟有禁止發賣，並報紙沒收也。」[]
一般平民百姓自然無法與暴虐的政府抗衡，只能屈服。通過收買和暴力，袁世凱將國內反對帝制的報紙摧殘殆盡，做到了輿論一律，使得「共和國體下之人民，罔敢擁護共和國體。」[]「各報只可歌功頌德，無敢反對者。」[]「參政院勸進之案尚未通過，而各報又一致有皇帝之頌，今上之稱。其步驟之齊整，殆成不約而同之觀。」[]參政院推戴袁世凱為帝，北京各報都用紅色印刷，大加慶賀。1916年開始，北京各報又一致以「洪憲元年」揭諸報端。所有這些都是高壓政策的產物，根本不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
攀龍附鳳之徒，甘做奴才鷹犬之輩，歷代均為數不少。在他們眼裡，沒有是非，沒有真理，只有私利，只會揣摩當權者的心理，看當權者的眼色行事。袁世凱稱帝時亦然，除了黨政軍各界的心腹爪牙以外，新聞界也有一批。他們無恥地自稱「臣記者」，利用手中的報紙積極宣揚帝制，欺騙世人，為袁世凱大搞輿論一律立下了汗馬功勞，起了極壞的作用。這方面的典型人物要推薛大可和袁世凱死後被人們稱為「三小人」的康士鐸、烏澤聲、汪健齋。薛大可經營的《亞細亞報》平時就吹捧袁世凱，得到政府支持，籌安會成立後，他又去上海辦分社，鼓吹帝制不遺餘力，雖遭遇炸彈襲擊而不退縮。康士鐸主編《民視報》，烏澤聲主編《國華報》，汪健齋主編《京津時報》，亦是帝制的狂熱鼓吹者。
袁世凱稱帝時到天壇行祭天禮
袁世凱稱帝以後，《民視報》和《國華報》百般阿諛奉迎，歌功頌德之文連篇累牘，「今上」、「聖躬」、「我大皇帝」、「萬歲無疆」等詞充滿報面，並發表一些文章為袁世凱鎮壓護國軍張目。袁世凱對他們非常賞識，特意把他們三人和王博謙等八位報界代表召進新華宮中，賜下一滿缸黃酒，讓他們圍坐痛飲，名曰「皇澤普被」，以示獎勵。他們感到無尚榮寵，飲完酒各向北叩首九個，大呼「萬歲」三聲，謝主隆恩；汪健齋認為三聲尚不足表達其內心的感激之情，居然大呼了四聲。
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權利在每一個文明國家的憲法中都有明確規定，但是，紙面上規定的美好東西並不一定都能變為現實。因為在民主政治成為世界潮流之後，有些獨裁者手段非常狡猾，取專制之實而不欲居其名，用憲政之名而惟恐蹈其實，極力在實際上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袁世凱就是此類人物。1914年5月1日他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雖然也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樣，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但在「人民」之後，又加上「於法律範圍內」幾個字，如此一來，便把言論自由嚴格地限制在「法律範圍」之內，越過「法律範圍」，即為非法，便無自由可言。言論方面的主要「法律」，就是此前一個月（1914年4月2日）頒布的《報紙條例》。該《條例》規定報紙不得登載的內容有八款，其一為「妨害治安者」。所謂「妨害治安」，《條例》並無具體界定，存在法律真空，全憑官方任意解釋，報紙根本無法遵守。僅據此一點，官方就可將一切不滿袁世凱的言論歸於這款罪名之下，對報紙和編輯人員予以摧殘迫害。
專制淫威可以封住人口，卻不能令人心服，壓抑愈甚，願望無從表達，人心愈憤。袁世凱稱帝之所以遭到全國人民激烈反對，在短短几個月之內迅即敗亡，殘酷地壓制言論自由，大搞輿論一律，實為重要原因之一。
注 釋：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組編輯：《辛亥革命資料》，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57頁；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340-341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頁。
[]《政府公報·命令》，1913年6月20日。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84頁。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82頁。
[]《申報》，1915年10月11日。
[]管翼賢：《北京報紙小史》，見楊光輝等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頁。
[]戊午編譯社：《北京新聞界之因果錄》，見楊光輝等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第166頁。
【摘自：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文/侯宜傑 原題：《袁世凱剝奪人民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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