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藝術中的政治

藝術中本來就是有政治的。假如你要乾淨地規避它，而且要在學理上說通這樣的規避，我覺得也是對藝術的一種貢獻。用好政治與規避政治一樣難，一樣地當代。

大量的問題是通過追究與反思而逐漸呈現的，也許起先就是對秩序的質疑。順理成章按部就班約定俗成，這意味著沒有問題。因為這樣的描述是有框架有邊線的。反其道而行之，不安排理出牌，冷不丁地連自己都反應不過來，這意味著思維走出了常規的框架，是某種「出軌」的表現。這樣問題就來了，邏輯也亂了，但為什麼要亂？因為今天的語境亂了。有時理性與本能都在告誡自己，與其被擾亂，不如主動與人為地被「亂」所裹挾，在亂中清晰，在亂中設計，並在亂中實踐。這是藝術還是政治？背叛常規，其實就觸及了政治。一旦思維偏離了歷史幫人設計好的路線，在理論上，這就是反政治的。這關涉到了「秩序」。之所以不同的領域能劃分得那麼清楚，背後是不同的秩序在守護著，一如警察站崗一樣。所謂「越軌」，是瞞過了警察的視線，在劃分的邊界處私下出入，這用學術的描述叫跨界，在法律上則是越獄。這都是指不守秩序，或者說，擾亂了秩序，這樣的描述就很政治了。但我更喜歡學術上的「越獄」。跨界太冠冕堂皇，太峰會。「越獄」就不能滿大街叫喚，它的技術性更高，手段更詭秘，行動更私下，解密也更棘手。全世界好的藝術，我覺得乾的都是這樣的事業。這是當代藝術。

周禮是一種秩序，到孔子時代，這秩序亂了，禮崩樂壞了，孔子要克己復禮，重塑周公。孔子的方法論是「仁」，但沒有成功。「仁」是要把個體變得很有秩序，很講規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在今天都可以成為倫理上的經典，但「仁」並沒有創造出更有效的智慧，它沒有發展出一種改變秩序的新路徑。試想，一個心底很善良的人，行為方式又中規中矩，哪裡來「智慧」的例外呢？亂世，作為當權者首先要維護的就是秩序，每一個新時代要推翻的都是原有的舊秩序，而推翻的方式，非暴力不行，那就暴力。中國周期性的改朝換代所採用的就是暴力的形式。

亂世中的思想者都是要反思秩序的，無疑新思想是力求反秩序的。這也是亂世能出思想家的原因。在亂世的語境中，思想者的目的就是給固有的秩序設難，讓順理成章的事情變得不那麼順當，從而為新秩序的介入騰出空間。思想的爭論帶出了論題，使得平日里不太顧及或故意迴避的問題露出了水面，本來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就都是跟人有關的，只是強拆與城管的暴力沒有發生在你身上，那種體內的覺醒就總還是木納的。一個社會不太平了，人最為基本的問題就復歸了，這就是生老病死，這是一個永久性的話題。其實，「對生命意義的關注」這個命題重來就沒有遠離我們，僅是為了生活而勞頓，人活著活著就模糊了自己的活法。

我們與這個現實撇不清楚，因為都是社會人，你又如何能撇乾淨呢？藝術家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對相關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作為一個常人，我們的生老病死都在其中，我們只有尊重了自己，才能尊重我們的藝術。在中國，當代藝術的邏輯線脈不在藝術的內部，恰恰在當代的現實之中。

所以當代藝術家面對著兩個挑戰，首先是對自己活法的挑戰，這關涉到對生命的重新理解。其次是對藝術本體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前提，是根本；第二個挑戰是第一個挑戰必然要帶出的結果。第一個挑戰是質（身體），第二個挑戰的文（衣服），兩者相得益彰，自能文質彬彬。

有時，也許我們會奇怪為什麼在藝術中會提出這麼精彩的問題？其實不然，藝術本身是提不出來的，恰恰是「活法」的覺醒提出來的。是活法覺醒了，藝術才跟著覺醒的。藝術是活法的外顯，是活法的視覺表達。總存在著一種最為接近的「真解」，這就是說，總存在著一種最為恰如其分的視覺呈現方式，這個方式不是藝術的形式實驗能夠碰巧得來，它是「問題邏輯」與思想實驗在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慢慢地逼近的。如果把難度提高，與特定問題相應的特定形式可以說是惟一的，這正是作品創作的樂趣所在。

今天的藝術家斷然不能像孔子塑造君子那樣，把人弄得四平八穩老實巴交。藝術的根本是「使壞」，好的作品是讓人看了受不了，還得謙虛地回去思考。這種效果實在人是做不到的。這也正是君子只能被動地為人所用，而不能在智性上給人以建設。所以，我才說，藝術家應該是「善打底，壞第一」，但藝術家始終要挑戰的是平行著的兩塊：活法與藝術。它們不可分割，彼此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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