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發生的若干事件的一本小冊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鎮反、對舊法人員思想改造、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三反五反、土改、三大改造、反右等等。這些事件的背後反映出剛剛掌握新政權的中共對建設新中國的初期探索。這些事件之間似乎毫無相關、隨客觀情況而逐步出現，但是，若結合當時的意識形態，便會發現，它們的發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與中國特殊國情的有機結合，這種結合在當時叫毛澤東思想，所謂的馬列主義，自然包括列寧的著作。

因此，聯繫新政權初創時期的馬列著作，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便是無法繞開的一本書。

該書形成於1918年4月，為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的第二年。列寧在該書中闡述了蘇維埃政權當時面臨的形勢及由此產生的任務。國際上，暫時取得和平，但帝國主義及反動派仍虎視眈眈，國內經濟狀況惡化。因此，必須利用這一短暫喘息機會發展國家經濟，建立新的組織系統。換言之，掌握政權「只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頁4）。

新的任務包括三個：

第一個是「說服大多數人民，使他們相信這個黨的綱領和策略正確」，第二個任務「是奪取政權並且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第三個任務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頁4-5）。

前兩個已大體解決。

對於鎮壓的理由，列寧指出，「認為不用強迫手段，不用專政手段，便可以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是極其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頁32-33），「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戰勝和剷除資本主義」（頁33），要消除壞分子的「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及各種壞事」，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須有鐵的手腕」（頁34）。「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的和果敢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頁35）。[1]當然，「隨著政權的基本任務已經逐漸由武力鎮壓轉到管理工作，鎮壓和強迫的一般表現也會逐漸由就地槍決轉到法庭審判」，「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機關（因為司法工作也是國家管理的一種職能），法庭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政權機關，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頁36）。[2]

第三個任務的解決「才能使俄國穩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頁7）具體而言，就要「精打細算，節省開支，不偷懶，不盜公肥私，遵守嚴格的勞動紀律」（頁7）。[3]

對不同群體，任務不同：

針對資產階級，「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頁8），當前不是剝奪剝奪者，而是要在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的那些企業和經濟部門中實行計算和監督，因為「管理的藝術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從經驗中得來的」[4]（頁11），也即是說，「當形勢改變的時候，應該善於改變對敵人的鬥爭方法」（頁12）。

針對專家，列寧指出，「沒有具備各種知識、技術和經驗的專家來指導，便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5]（頁13）。但是專家「因為受了過去培養他們成為專家的整個社會生活環境的影響，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如何讓這些專家為蘇維埃服務、受蘇維埃支配？[6]提供高薪（頁13-16），先進工人和貧苦農民建立了強力有的勞動紀律，便可以擺脫這些專家（頁16-17）。[7]

針對人民群眾，如何增強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列寧認為，「千百年來，國家都是壓迫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機關，它給我們的遺產，是群眾對一切國家事務的極端仇視和不信任心理」（頁19-20）。要讓群眾從親身經歷中認識到、感受到自己得到了自由（頁20），讓他們意識到這「是空前第一次使真正的全體人民…開始管理國家」（頁45）。由於國家是自己的，通過蘇維埃與人民之間保持聯繫，「可以防止蘇維埃組織受官僚主義的毒害」（頁48）。另外，在蘇維埃體制下，「把居民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合作社」，[8]「領導資產階級分子，利用他們，對他們作某些局部的讓步」（頁23）。要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的紀律、工作技能、效率、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頁24）、組織競賽（頁27-32）。[9]

在政治上，列寧提倡在當時特定階段施行個人獨裁製，通過個人獨裁產生的「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共同工作」，列寧以音樂將其美化，人們的「服從就很像隨著音樂指揮者的柔和指揮一樣」，相反，「如果沒有很理想的自覺性和紀律性，這種服從可以通過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因此，「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卻要求群眾無條件地服從勞動過程中的領導者的統一意志」（頁40）。為了實現這一點，列寧提出「開群眾大會」的方式，「群眾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群眾的真正民主制，是他們揚眉吐氣的機會，是他們覺醒過來建設新生活的行動，是他們在親自清除了惡棍（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地主、資本家）的活動場所後的初步行動，並且他們還要根據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的原則，按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的利益，學會整頓這個活動場所」（頁42），列寧對此寄予厚望，「勞動群眾舉行群眾大會的這種民主精神，猶如春潮泛濫，衝破一切堤岸，洶湧澎湃。我們應該學會把這種民主精神與勞動時的鐵的紀律結合起來，與勞動時的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個人的意志的精神結合起來。」通過將獨裁製與自下而上的監督，「來杜絕毒害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性，反覆不倦地剷除官僚主義的莠草」（頁48-49）。[10]

今日看來，列寧不可能預測三十年後年後中國的情形，並給中國提供某種指引，相應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執政者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列寧這本小冊子亦步亦趨地將之付諸實施，從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毋寧說，是雙方共同面臨的現實，使得49年後的中國與18年後的俄國出現了相似的情形。而考慮到彼時的新中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尤其是對蘇聯一邊倒的背景下，那麼，列寧的這本小冊子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當時的中國現實產生影響，卻是值得玩味的。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鎮反

[2]《人民法庭組織通則》（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1950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1951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1951年9月）、《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暫行條例》（195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1952年的4月）。

[3]三反、五反。遵守勞動紀律——公私合營、勞資兩利政策

[4]以城市為工作重心，但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

[5]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

[6]對舊法人員的思想改造

[7]知識分子的去向

[8]合作社

[9]聯繫合同、勞動競賽

[10]群眾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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