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六尺巷遇到「張扣扣案」
當六尺巷遇到「張扣扣案」
2018年2月15日，陝西省漢中市南鄭縣王坪村發生一起殺人案，犯罪嫌疑人張扣扣持刀將同村鄰居王家父子3人殺害。當地村民稱，1996年，張家與王家原本是鄰居，後來產生了住房宅基地糾紛問題。王家稱張家越過了土地邊界，但張家稱並沒有。隨後，張母與王家產生衝突。據說，王家父子一共四人都參與並毆打了張母，並用板凳砸死了張母，場面血腥，導致張母當場倒地於當晚死亡，當時張扣扣年僅13歲。這場血案源於一場宅基地的爭端，由此讓我想起了猴年央視春晚趙薇演唱的歌曲《六尺巷》。
「六尺巷」的典故也源起一宗宅基地權屬糾紛。清代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在北京朝廷任職時，家人和鄰居吳家因宅基問題寫信讓他出面干涉，而張英卻回信「千里來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信後，退讓三尺，結果對方受感動，也退讓三尺。於是兩家的院牆之間有了一條「六尺巷」。六尺巷這個故事越說其實我越不明白，如果兩家之間本來是有通道的，那麼雙方各讓三尺，中間空出來的應當不止六尺，如果沒有通道中間是零尺，緣何而爭？對於這種細節，好像從來沒人追究。個人覺得六尺巷可能牽扯其他鄰居的通行權問題，這兩家屬於農村常見的擠占公用道路，後來引起爭執，這種擠占公共場地的現象在農村和城市小區還可以經常見到。有人曾列舉《六尺巷》相似的詩作者有十幾人之多，下面是類似六尺巷的的詩句傳說四例：
一、「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西風秋草正離離。」這首詩詩名《批子弟理舊居狀》，南唐工部尚書楊玢所作，《全唐詩》收錄。宋人歐陽修《歸田錄》引《皇宋類苑》卷三十六。
二、「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明代狀元舒芬所作。舒芬(1487-1531年)，南昌進賢縣人，明正德進士）。他在任翰林修纂時，多次接到兒子從老家來信，抱怨鄰人不斷侵佔地產，舒芬於是寫了這首詩。
三、「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無妨。」（這首詩是明代尚書楊翥作。楊翥是明朝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的禮部尚書）
四、「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裡好撐船。」明人《國朝典故》記載：明代南京大理少卿楊復，家裡養兩頭豬，每天叫童子到後湖采萍藻來餵豬。這一天，童子又到後湖去，碰到隔壁家人，因為采萍而吵架，結果童子被打，回家向主人哭訴。楊復聽了，寫此詩勸勉家人。
這些詩句，無論是借長城、含元殿基這些事物，還是借用孟子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典故，這種故事，也是所謂心靈雞湯，無非是教導人們做人要大度，要寬容，退一步海闊天空，好心是會有好報的，是一種道德說教。夏威爾（Steven Shavell），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在接任美國法律經濟學會會長時，曾發表演講，匠心獨具地剖析道德和法律。他認為，兩者都是人們處理逾矩行為的工具，可是適用的範圍不同。處理小是小非，靠道德而不靠法律；處理中是中非，道德和法律都能發揮作用；可是，處理大是大非時，道德派不上用場，而只能訴諸於法律。結合「張扣扣案」對於六尺巷還有些法治思考，當今社會六尺巷的適當性也值得懷疑。
從大的方面來說，國際紛爭與公民紛爭不同，「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講的是國家之間的邊界，無論是從軍事防禦還是國界勘定，寸土不讓都是需要堅持的原則。建國後，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曾經講到這個故事，用來表達兩國之間的事宜應該謙讓、平等。但是此等高格調恐怕不適用於現代國家之間的領土糾紛。讓他三尺又何妨？確實很豪爽。這個豪爽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有大面積的不動產；第二是他必須是不動產的唯一產權人。據說六尺巷長度有180米，三尺是一米，那麼讓出土地的面積就是180平方米。一般人是沒有這個底氣的。張扣扣家宅基地面積多大我們不清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和《陝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農村村民每戶只能有一處宅基地，城市郊區每戶不超過133平方米（2分）；川地、塬地每戶不超過200平方米（3分）；山地、丘陵地每戶不超過267平方米（3分）。對於普通農戶讓出一點宅基地也是心痛的。宋太祖趙匡胤用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條線，說：「此外非吾所有也。」與大理國劃江而治。趙匡胤認為國家是他自己的私人財產。六尺巷的張英在這裡也自認為是家族財產的決策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面「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舒芬的故事中，他的兒子就認為老子迂腐沒有執行父親的指示，「子誦其詩，謂父駑下，不能助已泄憤。遂棄其書。鄰人聞而覓得之，感其盛德，自毀其牆，任其築取。」但是如果鄰居繼續主張自己的權利呢？在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除了法定的責任關係之外，就是有限責任的合同關係，連夫妻之間的共同債務也有法律規範。個即使是自己的家庭房產，也不能由你自己隨意做主。現在是法治化社會，每個社會成員就必須用法律規範自己的行為。從現代人的法治角度去看，慷國家之慨和慷他人之慨，並不值得提倡。
寬容大度和後退忍讓，是有條件的。一是自己要有實力做底氣，有爭才有讓，沒有爭也就談不上讓了。權利需要鬥爭。維護權利就不能懼怕強橫和權力，要勇於為權利而鬥爭。吳氏面對自己的權益可能被侵犯，不管對手是怎樣強大和可怕，也敢於依法抗爭到底。這種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們重視。因為權利本身是脆弱的，由於權利界限的不明，行使權利時的衝突以及一方有意無意的侵犯等原因，侵權行為是經常發生的。侵權發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侵權行為的無原則容忍與退讓，以及公權力的缺失和冷漠。幾百年前，西方法哲耶林大聲疾呼「要為權利而鬥爭」，「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鬥爭」，「權利從放棄準備鬥爭的瞬間也放棄了他自身」，至今仍然是警醒我們的良言。如果我們無法保障公民合法維護權利，勢必讓法律缺失了自己應有的尊嚴。
六尺巷這個故事是一方處於強勢地位的讓步，我們好像對法律和事實毫無興趣而去鼓吹其「美德」。對比六尺巷的「忍讓美德」，在200多年以前的德國，威廉一世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擁立為德國皇帝，他的宮殿前面被一座磨坊擋住了，威廉派人前去與磨坊的主人協商，希望能夠買下這座磨房，不料磨坊主人並不買賬，暴怒的威廉派警衛人員把磨坊給拆了。地方法院依據德國法律，認為威廉皇帝擅用皇權，侵犯了原告的私有財產權利，判決皇帝必須「恢復原狀」，重新把那磨房蓋起來，並賠償由於拆毀房子造成的損失。威廉雖貴為一國之君，拿到判決書也只好遵照執行。中國人是恥於談權利和利益的，我們的道德教化告訴我們要有無私的精神，我們的祖輩教導我們「厭訴」，我們把法律僅僅看成是懲罰性措施。道德這一範疇不能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具體的判定標準和界限很難確定，這就使在現代實際生活中道德治理的難度增大，如果道德的標準被曲解或者無限誇大，容易導致道德調節功能的減弱，甚至會使道德的功能失靈，並由此產生整個社會行為層面的無序。因此，突出法治、強化法治，有利於社會治理，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健康發展的最基本、最有效的保障。
從另一方面說，俠義道德乃公權力缺失的產物，隨著公權力的逐步確立，理應退出歷史舞台。1996年陝西省南鄭縣人民法院判決書南刑初字第142號顯示，兩家因為糾紛而釀成張母死亡。在法治社會，維護權利需要依法進行，按照程序，拒絕缺失理性的爭鬥。六尺巷中，二家面對糾紛，也不是走極端，而是走相應的司法程序。在現代社會，更應樹立法治觀念，權利的維護必然與法治相聯繫，與程序相結合，即所謂走法治的途徑解決糾紛。民國年間發生的俠女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復仇案，從一審到二審再到三審以至最終的政府特赦，我們不難看出俠義復仇案件之傳統道德模式在近代社會再次上演。古往今來，豪爽大方急公好義助人為樂的俠義之士多的是，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成熟的法治秩序與這種道德習慣血脈相連，法治社會不是在割斷傳統的白紙上描繪出來的。休謨認為，正義「乃是由於應付人類的環境和需要所採用的人為措施或設計」，「自私是建立正義的原始動機」。人們對傳統久遠的道德習慣的服從，乃是民間社會在現代法治框架下獲得自治的秩序來源之一。但是法律救濟畢竟是一種相對緊缺的正在建設的資源，俠義道德精神的存在，可以讓人們避免對法的過度依賴，同時俠義道德也可能會對建設法治產生一定警醒和促進。從本質上說，社會公正是建立在相互性上的，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在彼此交往時的利益，只有當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社會上人人遵紀守法、無條件服從公正時，社會公正才有可能。
六尺巷這個故事是一方處於強勢地位，高姿態做出的讓步，並非是法律上佔優勢情況下的讓步。而這種示範作用在「張扣扣案」顯得蒼白無力。對於社會的調節，道德和法律都不能缺席，所以，《金瓶梅》作者那首聊發感慨的詩，也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道德和法律之間的糾結，是哲學上恆久不息的課題；對於任何一個社會而言，兩者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兩者之間相同相異之處，也值得再三地檢視。如果有人違法亂紀，又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那麼公正的相互性就會遭到破壞，就不能指望其他人繼續無條件地保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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