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實主義的回歸 2016年斯特雷加文學獎與義大利文學

埃多阿爾多·阿爾比納蒂

《天主教學校》義大利語版書影

聖雷昂·馬尼奧天主教學校

進入21世紀以後，義大利文學創作的總體情況並不樂觀，難以維持20世紀80、90年代的繁榮局面，很少出現上乘之作，也幾乎沒有出現具有國際影響的新銳作家。近年來，達恰·瑪拉伊妮（DaciaMaraini）、皮埃爾弗朗科·布魯尼（PierfrancoBru ni）、克勞迪奧·馬格里斯（ClaudioMagris）和弗朗切斯科·貝諾佐（Fran cescoBenozzo）等一些在20世紀已頗具文名的資深作家先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為義大利文學界保留了一些顏面和信心。

當代義大利文學作品無論是語言還是主題都日趨通俗化、大眾化，為了迎合讀者口味，虛構類型的作品越來越多，而有著悠久傳統的現實主義題材被大多數作家所冷落，同時被冷落的還有精緻的語言和深刻的思想。最近幾年，隨著文學批評導向和讀者閱讀趣味的轉變，現實主義題材、歷史題材和反思文學又逐漸成為義大利文學創作的主流，創作語言和手法也有回歸傳統的傾向。

斯特雷加獎（PremioStrega）是義大利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獎項，自1947年創立以來，一直代表著義大利語文學創作的最高水平和發展趨勢，也反映了義大利文學界的品位和態度。從2016年獲得該獎項提名的五部作品來看，評審委員會無疑是在鼓勵那些通過不同視角審視民族情感、社會生活、道德訴求和文化傳統的現實題材作品。

經過評委兩輪投票，2016年度斯特雷加獎最終授予了由米蘭利佐里出版社（RizzoliEditore）出版的小說《天主教學校》（Lascuolacattolica）。小說作者埃多阿爾多·阿爾比納蒂（EdoardoAlbinati）出生於1956年10月11日，中學就讀於羅馬聖雷昂·馬尼奧天主教學校，後進入羅馬大學學習。畢業後，他遊歷英法，結交電影界、文化界和傳媒界人士，曾先後從事過電台和雜誌社編輯、電影編劇等工作。阿爾比納蒂從1988年起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他1989年出版的小說《波蘭擦玻璃工》（Ilpolaccolavatoredivetri）被改編為電影，由義大利著名導演彼得·德爾蒙特（PeterDelMonte）執導。此後，他在影視劇創作方面斬獲頗豐，涉及懸疑、驚悚、偵探題材。2004年他憑藉小說《眩暈》（Svenimenti）獲得義大利維亞雷焦文學獎（PremioLetterarioViareggio），達到了文學創作的新高度。正是從這一年起，他開始構思一部以他中學時就讀的天主教學校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為宏偉的寫作計劃。

創作意圖：40年未宣的真相

小說的創作素材源自義大利70年代一起轟動全國的惡性暴力案件。1975年9月29日至30日，在羅馬的奇爾切奧街區發生了一起強姦殺人案：受害者是17歲的科拉桑蒂（DonatellaColasanti）和19歲的洛佩茲（RosariaLopez），她們是好朋友，都來自羅馬普通市民家庭，在旁人眼中她們文靜而陽光。罪犯是三個20歲上下的小夥子：22歲的基拉（An dreaGhira）是著名房地產投資商的兒子，也是當時黑手黨團伙「馬賽家族」的擁躉，曾因搶劫被判處20個月的監禁；20歲的伊佐（AngeloIzzo）是醫學專業的學生，曾因強姦被判處兩年半監禁，但緩期執行；19歲的圭多（GiovanniGuido）是建築專業的學生，出身優越，是這三人中唯一沒有犯罪前科的。三人邀請兩個女孩去朋友家聚會，趁機持槍劫持了她們，實施強暴後，還給她們注射了毒品。洛佩茲慘遭毒打後被溺死在浴缸里。科拉桑蒂因裝死才逃過此劫，報警獲救。事發後，圭多和伊佐被警方抓獲，但基拉逃脫，在西班牙隱姓埋名，直到1994年因吸毒過量而死。1976年，圭多和伊佐出庭接受審判，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圭多兩次越獄，先後逃往阿根廷和巴拿馬，但又都被抓回。2004年，已處於半自由狀態的伊佐強姦了一位49歲的女士，並將她和13歲的女兒雙雙勒死。這起新的血案在義大利再次引發軒然大波。2007年，伊佐因兩次謀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此案在義大利廣為人知，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成為幾代人的共同記憶。2005年12月30日，科拉桑蒂因乳癌在羅馬去世。她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必須捍衛真相。」

引發義大利人強烈憤慨和激烈討論的並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圭多和伊佐在被捕後表現出的對女性的仇恨和對下層社會的傲慢與不屑。此案發生時作者20歲，曾與三名罪犯就讀於同一所天主教學校，對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成長經歷有所了解，認為導致他們犯罪的因素不是偶然的，而且像他們一樣有潛在暴力傾向的青少年在那所學校、那個社區，甚至是那個特定教育背景下的時代都不在少數。

2004年伊佐再次作案之後，已經是知名作家的阿爾比納蒂內心再也無法平靜，他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召喚，驅使他講述那段親歷的故事，說出全部他了解的實情。經歷了十餘年的寫作與修改之後，一部長達1294頁的巨制出現在讀者面前，這或許是義大利當代文學史上頁數最多的一本單卷小說。這麼大部頭的一本小說獲得斯特雷加獎，一時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但真正肯花上一兩個星期的時間通讀此書的人似乎並不太多，更多的是媒體的評論和旁觀者人云亦云的質疑，其實每一年的獲獎作品或多或少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令作者感到欣慰的是，他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快就被權威媒體領會並及時公之於眾，而且是在作品獲獎之前。《共和國報》（LaRepubblica）於2016年5月24日發表書評，明確指出，這部小說的真正主題是教育，具體而言，就是義大利70年代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天主教學校對市民階層男孩子的教育。小說中天主教學校的原型是作者的母校——聖雷昂·馬尼奧學校（IstitutoSanLeoneMagno），作者在這裡度過了八年的青蔥歲月，熟悉這裡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個角落。當時的歐洲正瀰漫著激情與狂熱的空氣，左翼運動、共產主義思潮、學生具有叛逆色彩的示威遊行此起彼伏，但在天主教學校的圍牆裡，依然保持著低沉凝重的氣氛。

在這個傳統的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街區中，沒有新貴區的張揚與惡俗。相反，居民們都很有節制，溫文爾雅，連說話的語調都是平緩低沉的，看上去很有教養，數十年如一日，他們每餐前一定會重複同樣的禱告詞。天主教學校已經完全融入了這片街區，它可以平息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即便是在社會動蕩的年代，在這片街區，在這所學校，也幾乎感受不到任何異樣的變化，所有躁動的情緒都會被這裡沉悶與因循的氛圍吞噬、化解。正如小說中經常提及的那樣，這裡的人們知道，狂熱之舉會給他們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會毀掉他們婚姻、家庭和財富。阿爾比納蒂鞭辟入裡地分析了這些人的焦慮心理，讓讀者感到，這些人佯裝的平靜已無法掩蓋內心世界地獄之火的煎熬。作者抽絲剝繭地講述和分析了天主教學校中發生的一切，從平靜的教室到發生殺戮的別墅。校園中，被體育運動、虔誠祈禱和優雅舉止所壓抑和扭曲的性慾會在瞬間爆發，並完全表現為倒錯的方式。在現實生活中，聖雷昂·馬尼奧學校出了好幾位殘忍的性虐者，本書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探究這些人可怕的犯罪動機及其時代根源。雖然現實中真正的兇手是三個人，但這三個人代表的是一個更大的社會群體，他們都是實施過暴力、強姦、猥褻和性虐待的惡人。然而，阿爾比納蒂的小說並沒有靠變態的描寫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他展現了兇手和很多學生（包括當時的他）心理與生理的發展歷程，他們都經歷了漫長的潛伏期，彷彿是在為下一段生活書寫著序言。

作者試圖通過這部小說刻畫出義大利60和70後一代人的行為特徵與意識形態，為他們的成長做出完整的註腳，這代人所處的是資產階級價值危機與政治及社會暴力泛濫的時代；而另一半則像一部日記體的成長回憶錄，記錄了漸漸遠去的青春歲月中那些見聞軼事和親身經歷。同時，本書也是一篇關於義大利男性教育的報告文學，旨在探尋這代人殘暴、傲慢的性格特徵，以及潛在的法西斯式友誼的根源，並藉此來詮釋義大利這段複雜的歷史。

敘事方式：不像小說的小說

《天主教學校》最引發爭議之處在於它龐大的篇幅和異乎尋常的敘事方式。批評家法布里奇奧·琴托凡蒂（FabrizioCentofanti）在電子期刊《詩歌與靈魂》（Lapoesiaelospirito）上撰文奚落阿爾比納蒂說：「正如你們所見，我將這部作品稱為『書』，而未稱其為『小說』，因為在我看來，今年獲得義大利文學最高獎項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一部小說。」琴托凡蒂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讀者中間也引起了不小的共鳴。

儘管阿爾比納蒂在此之前已經出版過一些很有名也很有意思的小說、劇本和散文，被義大利讀者和觀眾接受並認可，但在《天主教學校》中他卻一反常態，放棄了以往慣用的懸疑偵探小說或影視劇本的敘事手法，沒有像以前那樣集中圍繞一個故事展開敘述，而是圍繞著既定的意圖鋪陳開來，敘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這些故事頭緒眾多，紛繁蕪雜，而且都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對一般的作家而言，這些素材足夠用上一輩子。這些故事都圍繞著主人公的學生時代展開，這是一段每個人都會擁有的平凡經歷，每個人的世界都是從這時萌芽並逐漸形成的。作者在小說里寫了大量的故事，談論了各種各樣的話題，也進行了各種批評、反思和聯想：家庭、社會、男孩的成長、天主教教育、中產階級生活、性、暴力、犯罪……，凡此種種，讓人摸不到規律，似乎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扇又一扇的視窗，而每扇視窗中被設置了很多主題。在作者看來，小說中的一切都是其主題需要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切存在都是主題的需要，每一處「離題」的敘事，每一次主題的「迷走」都是作者筆下世界中的必然——每一條支脈都會匯入自己的主流，每個問題都會引起相應的焦慮。

作者的良苦用心並不能被所有人接受，他精心安排的情節在琴托凡蒂眼中卻是「乾癟而混亂」的。這位評論家呼籲阿爾比納蒂能夠再看一遍他的作品，刪掉所有附加在社會學與心理學成分中貌似哲學的補充部分，不要把小說弄得像散文一樣，應該再多給讀者講些故事，讓讀者從講述中自由地得出結論，那樣或許更適宜寫成這樣的長度。就像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把他自己的作品《費爾莫與露琪亞》（FermoeLucia,1821）改寫成小說《約婚夫婦》（IPromessiSposi,1827）一樣。如果作者真能刪繁就簡，那麼這將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能讓這本書回歸小說，回歸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在普通讀者看來，小說就應該多講故事，少來「絮叨」。

然而，文學批評往往是見仁見智的。《晚郵報》（CorrieredellaSera）於2016年5月17日發表弗朗切斯科·皮科洛（FrancescoPiccolo）的文章，認為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敘事的時間和空間是完全自由的，至少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採用這種敘事方式的作品還是比較少見的。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可能會隱約體會到作者的意圖，就像聽到作者在對面說話：「我必須這樣做，走我自己的道路，打破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如果我打破了這些界限，就可以從心所欲地在時空中遊走。你可以跟隨我，也可以不跟，可以只跟隨一段，也可以完全打亂順序。但我依然如此。」小說的一切都要為這種自由形式讓步，作者的文字功力和文學造詣通過這種形式最大限度地表現了出來。

對於一部小說的結構產生兩種針鋒相對的評論，足見其與眾不同，但這並非作者自己創造出來的方式。對於熟悉20世紀西方文學的讀者而言，這部小說總會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如果不是版權頁上明確寫著「2016年」的話，讀者很可能會誤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中葉之前的作品，會很自然地將它與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 1880-1942）的《沒有個性的人》（DerMannohneEigenschaften,1930-43）或托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的《魔山》（DerZauberberg, 1924）相提並論：無論是枝蔓叢生、曲徑旁途的敘事方式，還是作者對自己豐富閱歷的不斷反思，甚至是「精神反芻」，都成為小說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

若以人們慣常的閱讀習慣為標準來評價《天主教學校》的話，它無疑是一部龐雜的、誇張的、沉重而尖銳的作品，作者並不有意迴避凝重的思想，也不怕因此而失去那些僅把閱讀當做消遣娛樂的後現代讀者，全然沒有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Lezioniamericane. Seiproposteperilprossimomillennio,1988）中鼓吹的「輕逸」。《天主教學校》像一個體量巨大的容器，容納了作者希望展示給讀者的所有生活側面，他將這些側面一一剪裁，以自己的方式拼貼在一起，充分體現了時代與人性的厚重。的確，這部小說獲獎絕不在於它有1294頁的篇幅，但這個容量對於這部小說而言卻至關重要，因為讀者要通過這些文字領略一個世界、了解一種生活、反思一個時代，要有足夠的時間沉浸其中，慢慢地享受作者時敘時議的行文方式，慢慢體會一種帶有病態的快感。

敘事主體：從「我」到「我們」

在十餘年的創作過程中，作者傾囊相出，對中學的那段經歷不想有任何保留和隱瞞，就像奧古斯丁和盧梭在寫《懺悔錄》時的心態，但他寫成的作品既不是懺悔錄，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回憶錄，更不是作者的自傳。儘管作者本人的經歷已足夠寫成一部精彩的傳記，但他創作此書的意圖卻不在於此。

在阿爾比納蒂此前的小說和劇本中經常出現他自己的名字和生活，這部《天主教學校》也不例外，主人公名依然叫埃多阿爾多·阿爾比納蒂。因此很多人認為這就是一部報告文學作品，是作者生活的真實寫照，應該被歸入「非虛構文學」的範疇，甚至有媒體戲稱之為「阿爾比納蒂式的懸疑小說」。對於這樣的懷疑，作者曾做過明確的回應：

我寫的就是一部懸疑小說！！只不過其中部分情節是真實發生過的，所有人在開始閱讀之前就已經知道結果了……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兇手是誰。所以我的寫作重點並不在這個「誰」，而是在於「為什麼」，尤其是在於「是怎麼做到的」。我會在這些內容中摻入一些只有我能夠知道的秘密，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我自己寫完之前就會確實知道的秘密，我總是能如願以償。這是一個寫作格調的問題，很難掌握，因為它不能完全被人力左右，非常玄奧。我喜歡在自傳上做文章，但這些自傳不一定是自己的故事［……］

小說中的「我們」是一些想像力枯竭的夢中人，能讓他們提起精神的主要是低俗的電視節目和黃色笑話等一些不具備完整意義的東西。在他們的邏輯中，生而為男人是一種不可治癒的疾病，就像美國女攝影師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1923-1971）鏡頭中那些畸形和不協調的人一樣。他們所有人都要做一些令人討厭的事，從而表明一種生活態度，在自己身上貼上一個標籤，這就像攝影師一定要穿馬甲一樣。毫無疑問，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們的舉手投足和猥瑣舉動都屬於病態行為。

其實，阿爾比納蒂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作為敘事主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能讓他在詮釋和分析這些生而就患上「不治之症」的男人時，始終在場，作為「我們」中真正的一分子。作者在小說中對「我們」這一集體形象進行了不厭其煩的闡釋，藉助了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方法，尤其是選擇了女性主義的視角。在2016年3月的一場作品推介會上，阿爾比納蒂本人承認，為了寫這本書，他讀了幾百篇關於女性主義的文章，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本書也擔負了女性主義的責任。選擇女性主義方法為這部作品帶來了鮮活的生命力。如果像很多平庸的犯罪小說那樣，把一件多年前的刑事案件翻出來炒冷飯，敷衍描述一番後，向讀者唱出一曲人性的哀歌，那麼阿爾比納蒂一定不會因此書而獲獎。女性主義的視角和作為親歷者的詮釋解構了大家熟悉的案件，作者用了將近500頁的篇幅進行了多維度的敘述和解讀，且敘且議，出入自如。

例如，書中很大篇幅都在圍繞強姦這一男性醜陋的暴力行為而展開，但作者並未對此給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也沒有像帕索里尼那樣進行一個簡單的社會學總結，而是站在女性的角度發問：男性為什麼會實施強姦行為？為什麼在70年代的義大利，在天主教的學校，在剛剛成年不久的青年中間，性暴力仍然會成為一頭失控的野獸？

作者的闡釋幾乎像科學家或律師一樣清晰準確，但又幾乎跳脫了情節和案件本身的心理、法理和社會學注釋。作者認為，強姦與其他暴力行為往往是相伴相生的關係，比如戰爭、搶劫、復仇等，它可以是暴力行為的頂點、終極目的或附帶行為，其他暴力行為也會伴隨、轉化、演變或催生強姦。假如一個搶劫犯未能搶到任何東西，那麼他很可能臨時起意強姦女事主。如果強姦得逞，女事主往往會被殺害。如果當初他只是想實施強姦，那麼暴力行為有可能中止，也有可能使女事主失去知覺。當然，這些行為也可能同時出現。強姦與搶奪財物往往同時發生。當能搶的財物不多時，也經常會發生強姦。無論對人還是對物，佔有慾的原則都或多或少地適用。

這種冷靜到不帶任何感情的分析很容易將讀者「拉出」小說的情節，但這恰恰是作者想要達到的目的：提醒讀者（尤其是女讀者），我們生活在一個會發生強姦的社會，仇視、貪婪和權力都是導致性暴力發生的因素。對於「我們」而言，性只是慾望的宣洩，而不是真心希望獲得的東西。實際上「我們」追求的自由就是一種傷害的能力，因此對於「我們」而言，自由就等於犯罪，只有隨時做好侵犯他人的準備，才能完全實現自身的價值。這就是小說中的「我們」實施性暴力的真正動機。

《天主教學校》並不是一部虛構的懸疑涉案小說，對於阿爾比納蒂而言，這段70年代義大利人的共同記憶是回望那段歲月的一個視窗，或者說是了解那一代義大利男性的起點。作者通過小說否定了他青少年時代接受的教育，甚至對70年代的義大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社會角色都持有懷疑態度，認為那個時代典型的義大利男性都無法為自己固有的暴力傾向找到抗體。

近年來，像《天主教學校》這樣關注民族身份和歷史、反映真實社會生活的作品屢屢獲獎，除了斯特雷加獎以外，2016年的其他一些義大利文學獎項也不約而同地將天平偏向了這樣的題材，例如巴古塔獎（PremioBagutta）授予了保羅·迪·斯特法諾（PaoloDiStefano），他的獲獎作品《每種不同的生活：義大利小人物的故事》（OgniAltra Vita.StoriadiItal ianiNonIllustri,2015）以最質樸的方式講述了義大利普通民眾的生活和際遇；坎皮耶羅文學獎（PremioCampiello）授予了西蒙娜·芬奇（SimonaVinci）的《第一真相》（Laprimaverità,2016），這也是一部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作者把對歷史的敬畏和對未來的惶恐表現得淋漓盡致。義大利當代文學在經歷了一番具有後現代意味的嘗試之後，似乎又在有意地回歸傳統。其實，對於義大利人而言，上世紀40、50年代在亞平寧半島上蓬勃發展的新現實主義風格已經像咖啡和紅酒一樣融在了這個民族的文學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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