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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第三次留學生歸國潮?新時代語境下的解讀

賽博朋克電影近年來備受關注

每逢佳節倍思親。傳統的春節,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雖然會有學校或當地華人組織的一些慶祝活動,但回國與家人團聚,卻是難以實現的夙願。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留學生的數量不斷增加,留學生群體存在的一些問題也越來越引起重視。

中國需要留學生還是留學生需要中國?在不同的時段,呈現不同的特色。20年前回國,是中國需要留學生;20年後回國,是因為留學生需要中國。近段時間,美國《舊金山紀事報》一則關於中國留學生的報道引發熱議。

該報道中稱,中國正再次迎來留學生「歸國潮」,俗稱「海歸」。2002年,中國官方媒體人民網在「五年成就100詞」專欄中,對「海歸」一詞給出全面解釋:「海歸是相對在國內學習、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國外學習和工作經驗的留學歸國人員。近幾年,海歸一詞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熱點辭彙。」 自2008年開始,這一持續的熱潮達到新的高度。未來5年內,中國將迎來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歷史"拐點",這也是分析第三次歸國潮的關鍵意義所在。

從第一批留學生算起,150多年來,一波波海外留學大潮興起,一代代海歸學成回國,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如今,出國與歸國熱潮在同時上演;一方面,中國年輕一代「出國潮」熱度不減;另一方面,在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減弱的情況下,「歸國潮」也成為大趨勢。一些西方媒體針對這種現象也從不同角度做出解讀。

美國《舊金山紀事報》在報道中表示,中國不僅是中國留學生施展理想抱負的沃土,更為外國人實現「中國夢」提供了可能性;今天的中國非常、非常適合創辦公司。西班牙通訊社《埃菲社》稱,目前正有越來越多的西班牙華人後代前往中國尋找機遇,吸引他們的並不是情感上的因素,更談不上「回歸」,主要是工作上面臨的機遇以及中國推出的人才計劃。西班牙《國家報》7月份在《中國人才迴流》介紹中國「千人計劃」的文章中稱,在眾多吸引人才的項目中,最著名的就是「千人計劃」。

英國《獨立報》引用Student.com網站預測稱,中國將在2020年超過英國,成為海外學生留學的第二大選擇,最終將與美國競爭第一名的位置。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近日發布的《201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中指出,中國的世界競爭力再上升7個位次,對人才的吸引力不斷提高,已顯示出強大的「人才磁鐵」效應。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則指出,「歸國潮」是出國留學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的必然現象;同時,也與中國出國留學的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有關。

正視「欣欣向榮」的歸國潮

從上述媒體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穩步發展、國力不斷提升是吸引留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為留學人員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和政策便利,吸引一大批人才回國。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總共約有121萬人到海外留學深造,但累計只有32萬人回國。而在2008~2012年間,出國與回國的人數分別為140萬和80萬,短短5年里的回國人數就是前30年總和的2.5倍。2012年,留學人員的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超過70%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就業,因此被一些機構稱之為「史上最大回國潮」。其實不僅僅是留學生,越來越多的高級人才、社會精英也開始考慮選擇回歸,諸如世界著名化學生物感測器專家張學記毅然選擇「回家」。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最新統計,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超過八成的留學人員學成後選擇回國發展。這與近幾年全球範圍內經濟不景氣,而中國呈現出一枝獨秀的態勢,能為留學生髮展提供更好的空間相關;也與近十年來留學生基數的持續增加相輔相成。但這一熱潮背後存在的問題也應引起關註:如上所言,新的大規模回潮受近年出國留學生數量猛增的影響,留學生的質量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對一些不具備競爭力的留學生而言,回國成為他們保底的選擇。

10年前,中國留學生基本上可以界定為「精英留學」,大多數選擇出國留學者,主要是到國外攻讀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據教育部統計,2007年度,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1978年以來的歷史最高值;2007年後,出國留學人數則開始「井噴」。

從2007年到現在這10年間,出國留學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出國留學群體整體質量參差不齊。既有傳統的「精英留學」,又有 「大眾化留學」,也存在學力較弱的學生到國外「混文憑」的現象;二是出國留學低齡化。目前,到國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學生比例已接近30%。

客觀而言,「歸國潮」是出國留學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的必然現象。雖然不少輿論在解讀「歸國潮」時,認為主因是中國就業吸引力增強,但除了吸引力之外,不能忽視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結構發生的上述的變化。這個因素可能會給歸國潮背後的燥熱潑一盆冷水,傳統意義上對留學生精英的概念性意義也在減退。

「歸國潮」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人才流動也有其自身的規律。長期研究中國科研人才與制度的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院副教授曹聰指出,已經回來的人才里出類拔萃者並不多,海外留學生中那些最優秀和最出色者,因為個人或體制等問題尚沒有「全時海歸」。如果想要單獨看選擇歐美等這些發達國家的留學回國數據變化,就要單獨按照國家把歸國數據列出來。而且單純從數量上計算,有失偏頗,更為關鍵的是需要認真長遠看待精英留學群體歸國在整個留學生歸國群體中所佔的比重。也有人就此指出所謂的人才迴流給中國帶來的人才紅利,其實並沒有數字呈現出的那麼樂觀。

即便有以上問題的存在,客觀地講,繼續呆在留學國家還是回到中國,確實已成為很多留學生不得不權衡的一個問題。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嘆:「你可以抱怨中國的一切,但你唯獨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國的機遇。」在一項「為什麼要回國工作」的調查中,五成半的受訪人員表示,國內經濟形勢良好是主因;不過國外移民政策不斷收緊以及找工作的難度,在留學生選擇歸國時也是佔比重很大的因素。基於此,在分析這次歸國潮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內外因的綜合作用。

「人才迴流」產生的邊際效應?

在中國留學生歸國數量大幅增長的同時,來中國學習的海外留學生數量也在迅猛增加。根據教育部數據,2016年在中國留學的國外學生總人數為44萬人,相較於2012年增加了35%。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人才政策不僅吸引海外留學生與學者的歸來,非華裔的高端人才到中國尋求發展機會,也已經不算罕見。

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十九大新聞中心記者會上曾表示,2049年,中國教育將穩穩地站立在世界中心,到那個時候,中國的標準將成為世界的標準。中國也將成為世界上人們最嚮往的留學目的地,將有各國願意和中華文化實現交流融合、學習交流中國發展經驗的有知識的學生、老師來中國交流,並在交流中實現共同進步。

中國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全面增強,但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國外精英與留學生,除了優厚的經濟條件與機遇,營造穩定、法治和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也同樣重要。這些方面的改觀對近些年愈來愈猛的移民潮或許也會起到迴流的作用。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的最初二十年,大部分走出國門的人並沒有選擇回來。1992年,鄧小平在留學生出國深造問題上表示,要發展經濟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備國外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據統計,1990~1999年,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博士滯留國外的比例高達87%。《科學》雜誌曾形象地把中國的清華、北大稱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與近代早期的以官派留學背景為主的留學生滿懷報國之志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批走出國門的學子則是懷抱著對西方自由體制的嚮往,而發展到今天,已經是大眾化的留學。有專家根據150餘年來中國人赴海外留學的歷史對海歸的不同階段進行了各種代際劃分。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曾將近現代中國留學歸國人員分為五代,並對每一代的特點進行歸類總結:第一、二代海歸是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力量;第三、四代海歸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而第五代海歸特有的多重文化和學習背景、國際性人脈和全球化視野,則令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現代文明體系之中。

他們跨越東西方文化與世界全方位接軌,使他們更具國際化色彩。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大潮里奮力拚搏的創業意識,也是當代中國留學歸國人員區別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海歸的最鮮明的特徵。

但與對海歸的期望以及近幾年興起的「第三次歸國潮」相悖,海外移民也在掀起一個熱潮。 如果說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以技術和留學為主的兩次移民潮,不足以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的話,那麼自2010年興起的以技術和財富方面的精英為主體的第三次「投資移民浪潮」,無論是移民數量還是「含金量」上,都會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層面產生相當的影響。

媒體報道,中國擁有資產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富人中30%已經移居海外,尚有47%左右準備移民;而2008年加拿大批准的投資移民為1萬宗,其中70%來自中國。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移民潮。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由於受制於當時的政治體制以及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除了一些偷渡者之外,每年移居境外的人數可謂微乎其微,而所謂的偷渡者也大多是偷渡至香港、澳門。

但這第三次移民潮不管在數量上還是原因上,不得不需要引起警惕。稍加分析就可發現,對第三次移民潮來說,經濟因素並不居於首位,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涉及子女的教育、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以及財富安全等方面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的應試教育廣被詬病,不少人為了孩子的未來成長而移民。中國政府吸引人才的計劃,是否能夠對這些移民回歸產生效用,或者產生多大的效用,似乎還需要長遠的觀察。

歸國潮與低齡留學熱剪刀差的冷思考

「海歸」,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留學群體,因為自身所附著的符號屬性,一般意義上來講,在促進中國快速發展、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現代文明的進程中,都被希望能夠更多地發揮作用,但這一群體在留學歸國潮中所佔比重仍然較小。

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負責人曾指出:「我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學和工程領域滯留率平均達到87%。」也就是說,在大規模「歸國潮」中,精英人才的迴流須待進一步提高。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歸國潮」之下,還有出國留學熱,並且越來越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以及相對意義上的精英家庭,在憂慮中國目前教育環境的弊端時,更傾向於將孩子送出國外,接受多元文化的教育,更早地擁有國際化的視角。中國不斷出現的國際學校,就是因應這類需求而生,他們的目標是定點向國外名校輸送人才。

無疑,「歸國潮」與「出國潮」的雙軌存在,客觀上暴露出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迴流,中國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需要解決某些制約性因素,例如中國的教育改革以及學術環境的改進。長期以來,官僚體制對學術自由氛圍發展的限制,令留學生中的一些精英群體仍有忌憚。中國社會的「關係」文化,被認為與學歷同等重要,社會網路的缺乏會使留學生回歸的最初適應期很艱難。

中共十九大提出一些新的願景,相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管在教育改革還是吸引留學生歸國方面,都會做出相應的調整;而對自身的改革,以及社會法治建設等,對這些社會環境的治理不斷現代化,對留學生和移民群體等的歸國會有著更強勁的吸引力。

在實現「中國夢」的路上,對留學生這一群體的特殊期待,他們本身蘊含的意義以及承擔的使命方面,都有一整套特殊的機制在裡面。他們是在近代史上被建構起來的一個特殊的符號,隨著歷史的過程、社會的變化,自身的角色認同方面也發生相應的演變。社會對留學生的崇拜與留學生的光環已經逐漸消退,對「第三次歸國潮」進行恰如其分的解讀,不管對整個國家還是留學生群體, 可以說,都是新時代之初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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