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培：《現代世界初期的中國：捷徑、神話與現實》（1999）

原標題：濮德培：《現代世界初期的中國：捷徑、神話與現實》（1999）

封面圖片來自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旅行家紐浩夫（Johan Nieuhoff），他於1655-1658年受東印度公司委託來到中國，並完成了插畫日誌。這本中國紀行在歐洲出版並熱銷，激發起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

現代世界初期的中國：捷徑、神話與現實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SHORTCUTS, MYTHS AND REALITIES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

譯者：陳榮鋼（號主，微信：hakuna111）

來源：Education About Asia, 1999 (Summer).

由於篇幅所限，原文部分內容略有刪改，腳註也沒有翻譯。

一、導言

中國在世界史中獲得了新的重要性。過去二十年間，亞洲經濟的驚人增長以及中國在全球人口和經濟方面的分量使她獲得了新的認同。

寫作和教授世界史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把一連串冗長的歷史記錄梳理出來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簡化對歷史的敘事。任何試圖描繪宏大圖景的人都值得尊敬，思考「大」的事物沒有什麼錯誤，但大尺度的闡釋體系充滿了危險。

大多數時候，「大」思想家僅僅在重複老舊的刻板觀念，即18至19世紀歐洲人對亞洲古代文明的看法。乏味的陳詞濫調被包裝成新理論，並忽視了近期的研究。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將探查近些年研究現代世界初期中華帝國（大約16至19世紀）的著作。我希望推翻對中華帝國過於簡單化的流行論述，並提出更細緻入微的討論。我並不想給出終極答案，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下問題的過程：我們如何全面評價中國長期的社會與經濟轉變？

對歐洲歷史學家來說，核心問題是工業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的起源。對中國而言，時常是相反的問題：為什麼中華帝國「停滯不前」（「stagnate」）？為什麼中國在世界上引領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至少到13世紀的情況下，卻無法在19世紀之前實現突破，以維持工業增長？

這些問題引出一連串討論。然而，我們被「快餐式」的解釋困擾，這些解釋試圖在複雜的帝國和理論事務中找到捷徑。這些捷徑解釋有著一種相同的模式。

首先，它們在中國（或亞洲）的社會與經濟特徵之間建構出一種二元對立結構——「西方」（the West）、他者（the other）。它們用一般性術語描述每一種文明的本質特徵，並將經濟發展中的得與失歸結為無法避免的根本特質。它們宣稱，在去差異化的要素（文化或經濟制度）之間，沒有調解的紐帶。

例如，和西方對自然世界的探索比起來，儒家經典更關注道德哲學，這被認為是中國自然科學發展遲滯的原因。還有人認為，中華帝國對「商業」的「敵意」使商人在「士、農、工、商」中位列末席，這也成為中國的貿易不及歐洲繁榮的原因。卡爾·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則認為，中國是一個「東方專制國家」，國家控制著農業灌溉用水，因此和西方不同，東方不存在自由。

人們喜歡這些大膽的斷言——這些斷言使世界簡單化了。如果他們是對的，那麼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在最簡單的形式中，這類一般化有著如此明顯的錯誤，以至於大多數中國歷史學家都沒有認真地對待它們。

誠然，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我們確實需要提出證據來反駁他們，但我們也應該試著看看為什麼這麼多有見解的人仍對他們深信不疑。也許正如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所認為的那樣，「神話歷史」（「mythistory」）是人類試圖解釋過去時避不開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的工作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神話和歷史分離開來；二是像修昔底德和司馬遷那樣，解釋為什麼神話對想像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

我們最艱巨的任務是憑藉一種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釋，來超越批判，解釋為什麼社會和經濟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存在差異。我們需要擁抱一種真正的世界史，一種不把社會劃分為封閉空間的歷史，而是一種認識到世界各國人民之間長期存在的結構性互動的歷史。

幾乎所有關於歐洲工業革命起源的研究都擠在一個狹隘的背景中。

第一種解釋提出了一種英格蘭獨有的因素，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其它地方沒有。在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頗具影響的範式中，英格蘭在17世紀80年代復辟之後，保證了土地和商業主的絕對私產權。對產權的保護鼓勵了投資和技術變革，因為房地產所有者可以從土地獲得收益。

其它解釋強調了煤炭供應和水力運輸的密切關係，或認為16世紀「圈地運動」推翻了獨立的地主階級，創造了一個潛在的無產階級，等等。

那些找不到任何解釋的人試圖把這些解釋結合到一起，構成諸多讓英格蘭與眾不同的要素。但梳理這些解釋後，我們只描述了情形，卻不清楚最重要的是什麼。

歷史不是一門對照實驗的科學，但對不同情形做仔細探查有助於找到最顯著的差異，並突出共性。對比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有助於擴大討論範圍。結果表明，在英格蘭，沒有一個要素起決定性作用，在其它方面也沒有。而事實上，法國和英格蘭的發展速率幾乎相同。

法國和英格蘭的許多比較性問題也出現在對歐洲和亞洲的比較中。同樣，學者試圖找出中國沒有的西歐的特殊因素。但是，幾乎所有試圖找到東西方決定性差異的嘗試都失敗了。這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最為重要的結論。

歐洲和中國當然不完全相同，但許多長期存在的關於東西方對比的神話被證明沒有根據。最持久的神話是產權、人口和商業的神話。

讓我們來梳理一下近來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那種認為保護財產是經濟增長必要條件的觀點。由於17世紀英格蘭對財產的保護，使得農業投資產生持續增長的生產力，並最終促進工業投資。沒有財產保障，資本所有者就不會投資生產性活動。相反他們的利潤會被「尋租」的政府拿走。

西班牙帝國提供了一個專制政權的例子，它通過擴大權力來抑制經濟增長。由於西班牙帝國從企業家、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那裡榨取稅收，因此生產停滯不前。儘管西班牙為「新大陸」供應貴金屬，但未能實現自我維持的經濟增長。這種模式也出現在中華帝國——諾斯和大衛·蘭茲（David Landes）都明確支持魏特夫的論點，即中國有一個專制的帝國政權，沒有賦予它的臣民以自由和財產保護權。

對中國法律史的早期研究似乎支持這種觀點。研究清代法典的學者發現，法典很少關注「微不足道」的民事案件。似乎只有殺人和抗稅等刑事案件才和國家相關。博德和莫里斯得出結論，認為中華帝國的官員對臣民擁有和放棄財產的權利漠不關心。

但是，最近基於真實案件檔案材料的研究推翻了這一假設。民事案件確實占裁判案件很大比重，衙門根據律法斷案，即使是普通的農民也可以上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中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哪裡又人人平等呢？看看狄更斯的《荒涼之家》（Bleak House）和「辛普森案」吧。

聰明的中國訴訟律師知道如何獲得地方法官的注意。儘管法官常常指責「訟棍」（「訟師」）是和諧關係的惡意破壞者，但他們卻能將複雜的財產糾紛引入地方衙門。如果地方官堅持自己只審殺人案，怎麼辦？掮客提供從當地墓地挖來的屍體，這樣民事糾紛就能偽裝成刑事案件。

正如官員所見，中國人不是極權國家的被動受害者。相反，官員和現代學者都認為他們不守規矩、愛打官司，他們會發掘很多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對抗國家，以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即使這不是我們的標準里最有效的經商方式，但人們還是會做生意。

在現代歐洲早期，由於土地歸精英階層所有，並且受到宗教的限制，以及受制於土地和商業地產混亂的司法管轄，因此幾乎沒有自由市場的理想。加之宗教戰爭，像胡格諾派、摩爾人和猶太人等少數民族被驅逐，國家沒收了修道院的土地，實施大屠殺，那麼歐洲看起來也不像有受財產保護的土地。

在中國和歐洲，財產權的性質大致相同。我們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財產安全是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差異因素。

另一種簡單化的解釋涉及人口學——西歐人在他們獨特的婚姻制度中脫穎而出。從列寧格勒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西方世界，多數女性都晚婚（平均24.5至26.5歲），還有相當一部分（10%至20%）的人口未婚。這種人口對「歐洲奇蹟」有利，因為它使人口增長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從而使農產品盈餘並積累。

相比之下，幾乎所有亞洲女性都在21歲之前完婚。此外許多學者認為，沒有女人能在結婚後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農民生育大量（男性）子嗣，而這種生育率就會吃空生產盈餘。

亞洲不受控制的生育率神話至少可以上溯到馬爾薩斯（Malthus）。大衛·蘭德斯用簡單的語言延續了這一神話：

早生。多生。人需要食物，食物需要人。惡性循環。

然而，馬爾薩斯神話已經向現實低頭。儘管早婚，但中國家庭的比歐洲家庭晚育，而且更早地停止生育。中國家庭普遍存在產後流產（殺嬰），生育間隔也較長，這樣保持了家庭人口和經濟資源的平衡。

詹姆斯·李（JamesLee）和卡梅倫·坎貝爾（Cameron Campbell）認為：

與歐洲人口增長只由一種形式控制相比，中華帝國的人口表現出多種形式的特徵。

因此，馬爾薩斯的壓力在歐洲和中國的大部分歷史中基本相似。

我們早該知道，中國和歐洲的人口增長之間不可能存在長期的、文化上的差異。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5%至35%，而歐洲人口佔比20%至25%。今天，中國的這一數值已經下降到20%，而歐洲已經下降到12%。

中國在人口統計學上看起來很重要，因為我們把同樣的標籤貼在了這塊大陸的所有人身上。如果我們把中國和歐洲相比，我們會看到情形大致對等。

第三種，也是最為常見的刻板印象將中國描述為一個不適合貿易的國家。一些誤解促成了這一觀點。文化本質主義者首先把中國視為一個「儒家」社會，他們通常認為儒家經典文本的認可是官僚考試製度的進步。

然後，這種「儒學」被描述為「農業哲學」，它只承認農業是財富的來源，貶低了商業。最後，援引專制主義的觀點，帝國主義官員只對壓制商人有興趣，以提高稅收收入。

簡而言之，這種刻板印象將中國歸結為「儒家正統」，忽視了它的多元信仰體系。例如，佛教在整個帝國時期都有強大的經濟影響。佛教寺院開闢了許多地區的土地，發展了典當行，並在朝聖地點產生了大量的貿易。佛教的「另類世俗化」（other worldliness）讓僧侶或信徒從事積極的商業活動。

中國家庭也積極而努力地積累從先輩那裡繼承來的財富。士紳階層的精英們經常與商人合作，開辦合資產業。「經世致用」的文人試圖將古典文本中的原則應用到經濟政策問題上，他們經常敦促商人自由行動，以促進貿易。

市場的低營業稅維持了貿易的穩定，避免了從商人那裡榨取財富。伍秉鑒在1834年的身價為5600萬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與他同時代的內森·羅斯柴爾德（Nathan Rothschild）不相上下。

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為福建裔廣東富商伍秉鑒（1769-1843）畫的晚年畫像（1830年），伍秉鑒曾是清朝三品頂戴花翎，「廣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行主，生前壟斷了中國的對外海上貿易，與東印度公司發生過複雜的貿易和外交關係，並通過旗昌洋行（Russell & Co.）投資美國鐵路工業。歷史學家埃里克·多林（Eric Dolin）曾說：「1843年9月4日，伍秉鑒去世，享年七十五歲，為舊中國貿易畫上具有象徵性的句號。」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商業財富總量至少是平等的，甚至可能優於歐洲，而國家對商業的態度似乎相當開明。這些是近年來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和經濟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結論。在某些知識分子那裡，這些結果的重要性還沒有得到重視。

現代化理論學家堅持在「傳統」的亞洲社會和「現代」的工業社會之間建立區別。另一些人卻堅決否拒根據新的研究來修改他們已有的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他們一直固守著過時的作品，並且只是簡單地忽略或拒絕不同意見。這是思想的狹隘和懶惰。

歐洲中心主義的神話強而有力。擁抱這個神話（而不是現實）令人快慰，但也導致了一種自滿的觀點，即西方的技術優勢不可避免地來自西方的「自由」、「猶太—基督教價值觀」或「多元主義」的獨有特徵。

文化上的簡單化解釋分散了兩個社會內部的分歧。把西方的「自由」作為一個普遍的特點，避免提及我們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痛苦和衝突，這一做法深深根植於西方。雖然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也確實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奴役，但在歐洲人殖民的「新大陸」上，奴隸貿易和種植園勞工的商業化程度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歐洲國家體系的多樣性中發現的「多元主義」淡化了州際戰爭的效用。總的來說，經濟史家將軍事動員在技術變革中的作用降到最低，卻也得到了技術史家的認可。

二、超越神話：替代性解釋

在破除過時而簡單化的二元分類後，接下來做什麼呢？

誠然，我們可以繼續更微妙的二元比較。比如，在典型的糧食騷亂中，當地人民呼籲以公平的價格購買食物，但商人把這種權利奪走了。在18世紀，歐洲和中國普遍存在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在19世紀的歐洲消失了，在中國卻持續到20世紀。通過研究為什麼糧食騷亂在歐洲而非中國消失，王國斌（R. Bin Wong）對現代社會的兩種轉變提出了原創性的比較和洞察。

然而，在這裡我想探索一條不同的道路：把中國納入一個包括歐洲在內的更大的全球範圍。將工業革命視為一個單一的全球進程，而不是國家或文明之間的競速跑，這會帶來許多好處。

在全球視野下，不同地區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亞洲的香料收割機和歐洲的探險者一樣，也是全球探索任務的一部分。正是亞洲商業中心的名聲吸引了哥倫布和其他一些人出海。由於印度本土製造商的競爭力和印度市場的吸引力，英國紡織製造商才被迫降低成本。

甚至最早的製造商也構想出了全球市場。正如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在1769年寫給他的合伙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信中所言：

僅為三個國家製造（你的引擎）是不值得的。

19世紀早期，帝國主義使用了諸如輪船和鐵路這樣的新技術打入全球市場，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亞洲的商業中心。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重定向》（ReOrient）對任何試圖給予亞洲以世界地位的人來說，都是必要的讀本。作者堅持強調不同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在一個孤立的區域尋找獨有特徵。

弗蘭克的整體性觀點認為，個體部分由他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所引導。用白銀繳納稅款的中國農民與倫敦的銀行家、秘魯的礦工或西班牙的船長一樣，都參與進全球經濟網路中。在全球範圍內，經濟和技術變革的原因不能被簡化為任何單一領域獨有的特徵。一個地區的主導地位取決於它在世界網路中的地位。

當然，權力和財富在世界體系中並不平等。一些地區通過直接的殖民統治，或者通過優越的經濟實力支配著其他地區。全球經濟史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不同地區相對優勢的此消彼長，以及資源從一個地方集中，再到另一個地方集中的變化。

在小範圍內，我們可以討論從安特衛普到阿姆斯特丹再到倫敦，從杭州到上海再到香港的經濟中心的轉移。從稍大的範圍來看，我們可以把英國作為歐洲的主要經濟強國。從全球的角度來看，這些權力的轉變是在更廣泛的結構中發生的類似變化，而不是一個國家或時間點所特有的事件。

在堅持16世紀之後的世界互相連通這一點上，弗蘭克絕對正確。世界體系觀點的批評者通常指出，海外貿易佔世界生產的比例非常小，但這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它不需要大量的貿易來產生兩個社會之間的競爭壓力。只要歐洲生產商知道亞洲商品具有競爭力，並根據這些知識調整自己的行為，相對較小的交易量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英國紡織品製造商很清楚中國生產商強勁的競爭力。直到1859年，英國仍未明顯增加對中國的紡織品出口。W. H. 米切爾（W. H. Mitchell）認為：

英國人打算和全世界製造業最發達的人民競爭，後者在西方人還穿羊皮時就為自己生產布料了。我們在這個國家推廣任何產品都非常緩慢，因為「美麗而簡單的經濟」的農戶生產使得整個系統完全可以抵禦外來競爭的衝擊。

即使到了19世紀50年代，英國的紡織製造業在中國的大眾市場上也沒有成本優勢，只有鴉片和來自印度殖民地的「國貿」（「country trade」）讓英國商人有機會進入中國。這不是文化上的阻礙，也不是財政上的刺激，而是純粹的競爭能力。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排斥外國商品。那麼反過來呢？

中國出口如何影響中國農村經濟？穆素潔（Sucheta Mazumdar）對廣東製糖業的研究表明，這一重要的出口作物改變了農村人勞作的方式。隨著出口的增長，農民從水稻種植轉向甘蔗種植，以應對國外需求。

因此，有充足的證據表明，英國和中國在重要的出口貿易中有聯繫，而且它們只是一個複雜的全球網路的兩個組成部分而已。

弗蘭克指出這些聯繫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然而我通常會避免採用他的術語「世界體系」（「world system」），因為我不認為區域之間的聯繫是緊密的，或者像他和其他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起著決定性作用。

然而，工業革命在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新水平上取得了戲劇性的突破。在試圖解釋這種轉變的時候，弗蘭克也回到了一個捷徑的解釋，即勞動力的相對供給。

簡單地說，「相對因素成本」理論認為，亞洲勞動力資源豐富，歐洲勞動力稀缺。因此，發明家和企業家們有動機去替代西方的男性勞動力，但在東方他們可以靠增加人手來彌補。弗蘭克的理論和馬爾薩斯主義一樣有著悠久的傳承，也從兩種文化的簡單對比中得出了很大的結論。

和其它二分法的不同點在於，這種二分法基於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的高。儘管中國和歐洲的人口數量可觀，但中國只有世界7%的可耕地。但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比較並沒有停留在任何基本的地球物理特徵上，即「歐亞大陸」是一個單一的單位。

歐洲的部分地區（如荷蘭）比中國的部分地區（如西北地區）人口更加密集。與技術變革關聯的勞動力供給有什麼判斷尺度？如果勞動者流動性很強，我們可能會說，（作為整體的）大陸比較重要。但總體說來，國家之間或地區之間的移民是緩慢的。

很明顯，低人口密度本身並不能誘發技術創新，否則西伯利亞將成為歐亞大陸技術最先進的地區。如果討論是有效的，那么市場、資本、創新和原材料必須同時存在。英格蘭北部和北美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它們能有多典型呢?

讓我們再來看看製糖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一個例子。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在18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出口地之一，與加勒比海的歐洲種植園相匹敵。

在這兩個地區，隨著亞洲和歐洲對甜食需求的不斷增長，生產規模擴大了，而擴大的種植面積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針對勞動力短缺，還需要其它解決辦法，比如奴隸制。這是歐洲和美洲種植園主使用的解決方案。他們不能讓白人或印第安人去做這種艱苦而危險的勞動，所以他們引進了非洲奴隸。

根據大衛·蘭茲的觀點，從「整體性觀點」來看，奴隸制的作用是「刺激農業和工業，提高英國人的工資和收入，促進勞動分工，鼓勵發明，節省勞力」。這是整個生產系統的核心部分。

在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民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將他們的農產品從大米轉變為蔗糖。對大多數中國農民來說，沒有強加於人的束縛，但他們願意努力地工作。事實上，在19世紀，許多中國人移民到「新大陸」的蔗糖產區，以取代這些土地上的奴隸。中國的農民、商人、家族採購商、磨坊主和出口商創造了一個龐大的生產網路，將廣東與不斷增長的世界市場聯繫在一起。

19世紀，英國人使用廉價的鐵發明了蒸汽動力的製糖加工廠。他們將蒸汽動力推廣到加勒比海的種植園，開發出新的機械化技術來粉碎、蒸發和乾燥糖。這種技術革命降低了勞動力成本，並極大地擴大了生產規模。

相比之下，中國的出口製成品卻沒有實現機械化。是豐富的勞動力抑制了中國製糖業的機械化嗎？廣東和台灣的經驗比較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台灣和廣東都是人口密集的亞熱帶地區，適合甘蔗種植。19世紀，台灣蔗糖產量顯著增加，出口量也從1.5萬噸增加到6萬噸。台灣的生產技術開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19世紀後期，在台灣巡撫劉銘傳（1836-1896）和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相比於廣東），台灣對日農產品出口有了許多新的舉措。農業推廣站推廣新型工廠，對質量的控制確保了工廠的標準化和持續供應。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保證了個體產權，並取消了中國工會對市場的控制。台灣的耕種者仍然是小佃農，實際上是為殖民地企業家生產食糖的合同工。到1908年，日本已經建立了50個使用蒸汽機械的新工廠，並關閉了規模較小的、未機械化的中國工廠。

台灣溪湖糖廠舊址，始建於1919年

1900年到1914年的危機衝擊了製糖業，其標誌是全球食糖價格的下降和生產過剩。在中國，農民放棄甘蔗作物，轉而種植水稻、水果和蔬菜；但在日本，工業化生產允許向受保護的日本市場和已打開門戶的中國市場擴大出口。台灣的蔗糖出口在1910年激增至25.6萬噸，而廣東則下降到4.2萬噸。

因此，製糖業的技術革新與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幾乎沒有關係，但與兩國的舉措有很大關係。殖民時期的日本政府可以實施社會變革，支持工業生產體系，從油田到工廠再到港口……但虛弱的清帝國儘管有自強的鬥志，但沒有力量去改變。

劉銘傳在台灣的成功表明，中國官員也能像日本人一樣，認識到技術變革的必要性，但帝國的日益分裂使得他們只能取得片刻的成功。

三、結語

當我們用比較的眼光審視中國的經濟發展時，一個專制的、停滯的、人口過剩的、東方的強大神話仍在誤導著我們。在把亞洲作為全球史的一部分的教學中，我們需要推翻對「東方」的簡單化，並考察世界各地區之間複雜而具體的互動關係。

文化價值的確會影響經濟增長，但不是通過一對一的單一標準來影響。文化理想是在特定的行動中表現出來的，而這些行動從來沒有完全符合某種規定的模式。任何一次行動都可能源自多種文化和經濟動機。你可以在市場上買些水果來祭祖，但也會想以盡量低的價格買到。但是，沒有一種行動代表了整個文化體系。

從儒家的「孝道」到以家族為中心的企業，它們之間沒有簡單的直接聯繫。同樣，由「相對因素成本」產生的經濟激勵——如勞動力成本，並不直接推動重大技術變革。

歐洲的工業革命是無法預先預測的。即使到了17世紀70年代，最偉大的社會分析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也將工業革命納入到農業社會的範疇。從中世紀到工業主義，我們無法找到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因此，宣稱「在過去的一千年里，歐洲一直是發展和現代化的原動力」是荒謬的。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19世紀歐洲的崛起是一個更大的網路中權力軌跡的轉變。

至少在16世紀以前，亞洲社會一直保持著不容置喙的統治地位，直到19世紀。產權、人口動態、商業化和「原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在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有著廣泛的相似之處。

巨大的變化不一定是「深刻的」。工業革命並不是長期以來歐洲在技術、理性或商業上的優勢的必然結果。這是一種遲來的、突發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轉變，其結果是政治和經濟事件的耦合。

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是現代世界的事實，但它們塑造了我們對過去的看法。我們需要讓自己和我們的學生感到驚奇、快速、令人不安的變化。

進化生物學家所使用的「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比喻表明，物種在小而孤立的區域發生了驚人變化，然後迅速擴散到整個區域。在對氣候變化的研究中，科學家們逐漸認識到，全球氣溫在過去短時間內迅速改變了。但從蘇聯解體到現在的亞洲金融危機，我們看到了許多失敗的對當代世界的預測。

也許歷史學家首先可以通過強調全球各處的聯繫不只是互聯網時代才有的產物，才有助於理解現代全球問題，即這種聯繫在人類歷史上一直以不同的程度存在著。其次，人們應該在全球範圍內審視國家、文明或民族的演變，但不應假設以歐洲為中心的神話來進行實證分析。

在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研究中，亞洲在一個統一的世界裡的重要性需要被反覆強調；而在更大的結構中，偶然性、雜交和互聯互通是構想現在和過去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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