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解密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前的內外布局

文史 02-24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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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13年12月11日16 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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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寒

原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內外布局》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三中全會」似乎有某種魔力。每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總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歷史性的轉折:從「不要四面出擊」到重提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從「兩個凡是」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正名，到價格闖關失利後被迫「整頓經濟秩序」。歷屆三中全會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曲折中艱難前行，在困境中尋覓道路的歷史腳步，也讓我們看到了「轉折」與「改變」的力量。

「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角錢硬幣上轉圈?」《時代》周刊說，「西方人可能會覺得非常費解。」如今，當我們重新檢索1978年發生的點點滴滴時，180度大轉彎的脈絡卻清晰可見。

1979年1月1日，鄧小平的頭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他被這家媒體評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雜誌撰稿人寫道，「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

谷牧出訪，為轉型做準備

鄧小平復出工作後不久，便鄭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別要看看發達國家是怎樣搞的，「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並表示，「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在他的推動下，僅在1978年，前後共12位副總理及副委員長以上的中央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到過8個國家。

在這所有出國考察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影響最大的當屬谷牧所率的考察團對西歐的訪問。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考察團一共訪問了5個國家(法國、瑞士、德國、丹麥和比利時)的15個城市。他們參觀港口，乘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旅行，一路聽取情況介紹，收集各種資料。「我在法國看到一座低水頭的水電站，全部用電子計算機控制，節假日沒有工人上班，照樣運行發電。聯想到國內的經濟技術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感。」谷牧在其回憶錄里說道。

考察團發現: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時任廣東省省委書記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回國後，谷牧考察團立即向政治局會議彙報了出訪情況，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於下午3點召開，直至夜裡11點才結束。這次彙報給政治局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致同意，中國應該抓住機遇，立即行動起來。會後，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紛紛贊成引進西歐技術，「把先進的東西搞過來」。六月底，鄧小平約谷牧談話，在聽了關於出訪歐洲五國的彙報後，指示:「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外國借點錢搞建設，要抓緊時間。」

1978年7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和鄧小平的指示下，國務院在中南海懷仁堂報告廳召開了「四化建設務虛會」，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會議由李先念主持。在務虛會上，谷牧詳細彙報了出國考察情況，從7月6日到9月9日期間，務虛會總共開了23次上午會，一向很少參加國務院會議的華國鋒參加了其中的13次。

9月9日，李先念在務虛會閉幕會上宣布，中國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他說:「中國不能再維持封閉的經濟，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利用當前的有利條件，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資本和管理經驗……如果中國人能夠充分利用現在的有利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在20世紀取得重大進展。」

廣東、四川、東北三把火

事實上，鄧小平對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復出時即已開始。他後來回憶說，我是到處點火。

第一把火點在廣州。1977年11月，鄧小平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第二把火點在他的家鄉四川。1978年2月，鄧小平出訪尼泊爾前，途經成都作短暫停留，與當地官員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半年後他在東北又點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鄧小平應金日成的邀請到朝鮮進行一次短暫的訪問。訪問歸來，他並沒有馬上回京，而是到東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視察，沿途同各地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束縛，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鄧小平批評了鼓吹「兩個凡是」的人，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最重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們國家生產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質文化水平老是很低，我們就對不起人民……所以還是橫下一條心來，抓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此言一出，與會同志心中被壓抑10多年的激情噴涌而出，響雷般的掌聲久久不能停息。

「小平同志在吉林對我們所做的指示，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間產生了重大影響……過去有些不敢想的問題，現在敢想了;過去不敢講的問題，現在敢講了，這就為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時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恩茂回憶道。

「華國鋒不能勝任擔當最高領導權的工作」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為期5天。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親歷者，于光遠認為，雖然三中全會是三中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央工作會議，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得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賓館，華國鋒宣布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議的主要議題: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在討論這三個議題之前，華國鋒說，先討論一個問題:在新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很顯然，從華國鋒最初的講話中，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麼。儘管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兩個凡是」，但會議開始兩天後，他的計劃就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11月11日，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一天結束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當天，葉劍英和數位高級官員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小型會議，會議內容甚至沒有向工作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公開。

「他們決定，華國鋒不能勝任擔當最高領導權的工作。他不敢為老幹部恢復工作，對他們委以重任，他沒有得到高層幹部的衷心擁護，而他們的支持對於領導黨和國家至關重要。他們一致同意給予鄧小平比華國鋒更大的權力。但是他們反對單獨一人就能做出重大決策的想法，同意讓陳雲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一起掌握黨內實權。」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寫道，「這一天稍後，葉帥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華國鋒和汪東興此前拒絕糾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雲。他說:「中央決定從明年起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但是，安定團結也是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此有顧慮。華主席說，揭批『四人幫』的遺留問題應由有關機關解決，但對有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然後，他提出所謂61個叛徒問題、陶鑄及王鶴壽案件、彭德懷冤案、四五事件及康生必須批判等六點意見。

不難想像，陳雲是帶著某種情緒發言的，但他並非唯一帶著強烈情緒講話的人，「他的發言引起巨大反響，大家積存已久的心裡話就像開閘放水，一下子傾瀉出來，匯成為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扭轉了華、汪等人控制一切、壓制一切的局面，徹底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杜星垣回憶道，「會議氣氛之熱烈，是歷次黨的會議少有的。」

在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個小組中，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要求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要求譴責已故的康生——他對許多人的死亡負有責任，而且他的前秘書李鑫甚至當時仍在協助汪東興阻止平反冤案。正是這種情緒，使人們對汪東興乃至華國鋒的不滿之火越燒越旺。到鄧小平15日從東南亞回國時，會議的焦點已然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領導後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

11月25日，華國鋒按計劃做了例行講話。他對前十多天的會議感到滿意，肯定「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對於大家提出的問題，華國鋒一個也沒有迴避。他承認，在毛澤東去世後對導致批鄧的「右傾翻案風」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他建議，給1976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為他們恢複名譽;將彭德懷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陶鑄案平反;摘掉給楊尚昆扣上的反黨陰謀分子的帽子……對康生進行批判。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解決政治問題。

鄧小平幾易講稿

到12月2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做出讓步之後，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

「當時，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前邊，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八個問題。」于光遠在《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書中寫道，「從鄧小平那裡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我們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後來幾經修改，「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後，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我們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稱讚這次工作會議是1957年以來黨內最好、最開放的一次討論會。接著，鄧小平發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號召，談了四個重要觀點: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會上，鄧小平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為這場大討論作了總結。他既批判了「兩個凡是」，又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可以說，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不僅對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做出了總結，也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指明了方向。它對於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來說，是總結報告;對於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來說，則是主題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兩天後(12月15日)，中共中央會議結束，這一原本計劃開20天的會議整整開了36天。會議結束後，代表們大多還是住在北京的京西賓館，迎接「新面孔」的進入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開幕，第一天，會議安排整個白天代表們閱讀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19日開始分組討論，開始發簡報。各分組會上的發言，不論我在西北組聽到的還是在各組簡報上看到的，沒有什麼超出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的內容。」于光遠回憶道。五天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大會首先通過關於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則通過兩個農業文件和1979B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通過全會公報。」陳雲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公報》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此前所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三中全會作了如下的評述:

「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由此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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