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的裂縫：「落幕的美國共識」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劉波/文2010年2月18日早晨，家住德克薩斯州北奧斯汀市的安德魯·約瑟夫·斯達克起床後，先是把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然後開車來到當地的飛機庫，給他的單引擎小型飛機多裝了一個燃料箱後，滑行上了跑道。幾分鐘後，他駕機撞上一幢國家稅務局辦公大樓，造成14人受傷，他本人和稅務局經理弗農·亨特身亡。此前，因為與稅務局發生的一場納稅糾紛，斯達克懷恨在心。

斯達克可能患有某種精神疾病，但他寫的3000字的絕命書卻條理清晰。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每個支柱機構都已變得無可救藥。他既怒斥「庸俗、腐敗的天主教會」和作為「小偷、騙子和自私的混蛋」的政客，也咒罵官僚主義者、「大公司」、工會、安然公司、醫療保險公司和製藥公司，認為所有這些勢力都能對他這樣的普通人為所欲為。

斯達克也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而美國大眾對精英的怒火卻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2008年，對小布希代表的保守派精英感到憤怒的選民選擇了奧巴馬上台。2016年，峰迴路轉，對以希拉里·柯林頓為代表的自由派精英不滿的白人大眾，把特朗普推上了總統寶座。

斯達克撞樓事件發生後，美國政治的兩派對這件事採取了「各取所需」的詮釋方式。左翼媒體稱斯達克為「反稅收的瘋子」，把他與那些認定任何稅收都不合法的極端保守派視為一類人，右翼網站則指責斯達克是一個幻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斯達克之所以能被做多種詮釋，正是因為這個「極端分子」身上其實糅雜了多種要素。在美國左右兩翼的慣常爭論中，保守派反對「大政府」,卻堅決捍衛企業自由，自由派不時提醒富豪統治的危險，卻認定政府體系是不會背叛的公眾利益的代表。而在「斯達克們」看來，政府和大企業都辜負了他們這些普通人，他們沒有在兩派之中選邊站，而是直接對雙方發起了挑戰。

這正是克里斯托弗·海耶斯《精英的黃昏》一書的主要洞見之一：美國左右兩派的精英儘管爭吵激烈，但他們有很多共同點。他們都信奉精英政治的信條，一方面他們接受不平等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們宣揚一種普世價值觀，承諾實現多樣化和開放性，敵視傳統保守主義秉持的信仰、榜樣和家庭理念。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美國政治越來越不是「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成為平民與精英之間的激烈博弈。

海耶斯將這上下兩派分別稱為「制度主義者」和「造反派」。毫不奇怪的是，傳統的政治爭論也發生了扭曲和變形，例如像特朗普這樣的揭竿而起者將共和黨主流建制派邊緣化，而桑德斯的「粉絲」們也日益成為民主黨支持者的核心陣營，兩邊都出現了曾經的「邊緣」逐漸侵蝕「中心」的現象。這一觀點和一些分析人士的觀察是相符的，即劇烈翻騰、攪動的美國社會正在使政黨格局發生一場大洗牌，對傳統的兩黨政治造成強烈衝擊，並顛覆幾十年里左右兩派精英在價值觀上的諸多共識。

這種共識之一就是所謂的「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之間的平衡。人們不會因為膚色、宗教信仰、性別等私人特徵而受到歧視，但是擁有認知能力和自律能力的人會備受青睞。這樣的精英政治獎勵人的品性而非出身：聰慧而擁有節制等德性的人得到良好的教育，獲得更多的經濟與社會機會，努力和才能得到獎賞，無知和懶惰遭到懲罰。這看起來具有完美的道德合理性，並被奉為「美國夢」的精髓。時至今日，在美國貧富差距已大於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情況下，仍有相當高比例的美國人相信「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國夢信條。儘管美國精英之間經常為禁槍、墮胎等各種議題吵得不可開交，但他們往往能在這個認識上達成驚人的一致。

海耶斯對此提出了質疑。近距離的觀察會使這個界線模糊起來：工作習慣、勤奮程度、才智、社交能力等與成功有關的特徵，與父母的言傳身教、階級地位、文化背景、社會圈子以及童年教育有密切的關係。個性與能力贏得的獎賞與社會地位帶來的收益，這兩種因素難以被準確區分，這就給精英應該「贏家多得」的觀念帶來了挑戰。而且，精英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這能帶來效率，應該讓能力最強的人去做專業性最強的工作，無論是做牙醫、飛行員還是管理貨幣政策、設計金融衍生產品、監督企業併購，這是精英政治最有說服力的理由。

然而美國發生的現實卻是精英辜負大眾的期待：在像安然這樣的大公司，欺詐和隱瞞真相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做法；金融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不把心思放在監督上，而是希望在賺夠了經驗和人脈之後就跳槽到工資更高的被監管機構里去；「次貸」危機之後美聯儲等機構稱自己「看走了眼」，卻無人為此負責；政府外交決策者主導的對中東地區的軍事干預，陷入了一片泥沼；天主教會內部的性侵醜聞，被系統化地否定和掩蓋……精英治國失敗的事例接連爆出，不僅使美國人喪失了對精英及核心機構的信任，還摧毀了諸多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習慣，在互聯網出現信息爆炸的同時，應該去信任誰卻成為一場史無前例的艱巨任務。人們醉心於各種成功者的排名，購買能夠展示自身身份的奢侈品，這反映出了深層次的文化焦慮：「我們已然拋棄了對社會平等的最後一絲情感，只求換得精英階層的虛假承諾。」

作者在本書中巨細靡遺地描述了對於精英的種種失望，以及對於精英多得、贏家通吃這種做法的宗教式崇拜所導致的惡果。他也揭示了一個普遍的、人類歷史上永恆存在的真相：身在頂層的人可以利用他們的權力來改變和操控現有機構，從而進一步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提升他們的優勢。精英政治必然發展為固化的、為自身利益服務的集團，這是精英政治的一條鐵律，美國也沒有多少例外之處。

但是，在改革方向的建議上，作者卻相對著墨較少。他建議的一個主要方向是以政策的方式推進公平，比如向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學習，實行一定的收入向下再分配計劃，同時提高美國的稅率以使之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樣政府才能給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教條地反對所謂「大政府」只會加劇社會尤其是底層的困境。顯然，特朗普政府最近通過的減稅方案是與他的建議背道而馳的，這也讓人懷疑美國究竟會不會朝著作者期待的方向發展。

需要提醒的一點是，千萬不要把作者想像為那種激進的革命分子。他警告說，鼓吹絕對的結果平等肯定是有害的，已有充足的歷史證據表明，許多極度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最終都造就了一小撮腐敗、道德敗壞的統治階級，並導致人民普遍赤貧、生活悲慘。他只是強調，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不要自欺自人地以為只要實現了「機會平等」就萬事大吉了，就不需要關注「結果平等」了，要贏回大眾對精英的信任從而挽救精英政治，必然需要精英去攻克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加平等這個難題，否則金字塔就會從下層往上層逐級造反，生活在頂層里的精英再也無法幻想自己處於安全區而無動於衷，而是會被拖入洪流之中。

美國社會的穩定和進步將取決於能不能在「制度主義者」和「造反派」之間形成一種建設性的動態關係。造反派應給制度主義者施壓，確保各種政治、經濟、教育機構變得更加誠實，而重新贏得信任的制度主義者應當更好地負起自己的責任，做美國公共生活的良好管家。儘管美國精英的權威在過去十年里已經變得很不可靠，但解決問題仍然需要制度與精英。我們不可能幻想一種無政府、無秩序的社會能化解經濟、社會、環保等領域迫在眉睫的繁雜問題，這些挑戰仍然需要有能力和才幹的精英分子來提出解決方案。

應該說，精英政治與大眾民主之間既有合作協調、又有矛盾張力的關係貫穿著美國歷史的始終，只不過在今天又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點，而這也對美國社會的韌性和靈活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海耶斯的這本書儘管不乏言辭憤懣激烈之處，但他的初衷還是希望美國社會的和解，恢復一種效率與公正並重的健康平衡態。當然，在「後真相」、利益衝突在多條陣線上爆發的今天，美國能否恢復這種平衡態，我們還須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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