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揚州夢——杜牧的詩酒人生
兩枝仙桂一時芳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德宗貞元十九年（803）生於仕宦之家。杜牧的祖父杜佑官至宰相，撰有《通典》二百卷，考溯歷代典章制度。他的父親與伯父也都在京為官，家宅正居長安城中心的安仁坊，一時顯貴無比。
對於自己的家族，杜牧一直頗為自得，他曾寫詩誇耀家中的萬卷藏書，可見很珍視這種家學傳統。他生平留心當世之務，論政談兵很有見地，也精通詩賦古文，是當時「名振京邑」的才子。可是在他降生的時代，「安史之亂」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朝廷處於內憂外患之中，藩鎮跋扈，宦官專權，土地兼并嚴重，貧富不均加劇。而在杜佑死後，杜氏一門也日漸敗落，他不能再依靠家族的世襲庇蔭，只有自己努力進取，才能施展平生抱負。
大和二年（828），杜牧在洛陽應進士舉，以第五名及第；回到長安後又應考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第四等登科；在同一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杜牧此時可謂春風得意，正如他自己詩中所說的，是「兩枝仙桂一時芳」。
折取「兩枝仙桂」的杜牧，心懷治國安邦的遠大抱負，卻被安排在學究滿堂的弘文館，從事校理典籍的閑差，看起來暫無出頭之日。於是半年後，杜牧離開了生活多年的長安，跟隨當時的朝廷重臣沈傳師到江西觀察使府擔任幕僚。
在幕府中，杜牧雖然身居下僚，公務繁冗，但卻落得自在逍遙，閑暇時就陪著沈傳師以及同僚游賞宴飲。他出身名門望族，不免沾染貴公子的浮華放浪，《唐才子傳》評價他「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時有縱情聲色，狎妓輕狂之舉。
有唐一代，狎妓冶遊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士子商賈，無不沾染此風。當時，凡是觀察使、節度使或刺史的治所，都有官妓。這些官妓名列樂籍，不能隨便脫離，每當官僚們舉行宴會，她們就要來歌舞伴酒。杜牧所在的江西觀察使府也不例外。到洪州（今江西南昌）的第二年，杜牧就在使府官妓中結識了張好好。由此才有了杜牧僅存的書跡《行書張好好詩》。
張好好當時只有13歲，但歌技出眾。有一次，沈傳師帶著使府幕僚到滕王閣飲酒高會，張好好初次登台試唱，沈傳師聽後非常欣賞，稱讚為「天下獨絕」，還送給她天馬錦、犀角梳作為獎品。830年，沈傳師調任宣歙觀察使，又將她帶到宣州（今安徽宣城），不久她就嫁給了沈述師（沈傳師之弟）為妾。此後，每逢春秋佳日，張好好常會出來為賓客表演，杜牧就坐在酒宴間欣賞她的輕歌妙舞。
833年，沈傳師回長安就任吏部侍郎，杜牧也結束了在江西、宣州兩府的幕僚生活。他與張好好的交往本該就此終止，沒承想兩年後又在洛陽重逢，而彼時彼地二人的境遇，卻是繁華落盡，物是人非。
十年一覺揚州夢
離開沈傳師後，杜牧從宣州來到揚州（今江蘇揚州），在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即「牛李黨爭」中牛黨的黨魁）幕中作掌書記。掌書記是負責「文辭之事」的要職，由此可見牛僧孺對於杜牧才能的重視。
揚州是唐代最繁華的商業都市，商賈雲集，百貨充斥。這樣一個紙醉金迷的都市，對於喜好聲色的杜牧而言，正是投其所好，於是常在秦樓楚館流連忘返。
杜牧每夜私行出遊，所去又是五方雜處之地，牛僧孺知道後十分擔憂他的安全，又不便勸阻，於是密派兵卒30人在暗地保護，而杜牧始終沒有覺察。等到大和九年（835），杜牧赴京就任監察御史，牛僧孺擺酒為他餞行，規勸他檢點品行。杜牧起初不願承認，牛僧孺就命令丫鬟取出書匣，裡面都是街卒的密報，寫著「某夜，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或是「某夜，杜書記宴某家，無恙。」杜牧看後很慚愧，於是流淚下拜，表示謝意。後來，杜牧追憶這一時期的生活，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然而，一方面固然是詩酒風流，縱情聲色；一方面卻是憂時感世，志在事功。這一時期，杜牧寫作了《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一系列文章，論唐代藩鎮問題及用兵方略，切於事情，深中肯綮，後世司馬光將其採錄於《資治通鑒》中。
杜牧身上的兩面性，也是晚唐士人的普遍風氣，因此不能單單指責他「輕薄無行」，而應該在歷史社會的層面理解他的「揚州一夢」。在當時，杜牧身處牛李黨爭之中，很難站隊。在私人關係上，他雖然和牛僧孺交好，但在政治觀念和治國方略上，他又和牛黨的死對頭、李黨黨魁李德裕是一致的。李黨的主張是打擊藩鎮，恢復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這也是杜牧的平生夙願。但是李黨中大部分人都是舊士族出身，看不起中下層的庶族寒士，尤其厭惡那些像杜牧一樣，成天舞文弄墨又不注重個人私德的文人進士。所以在牛李兩黨中，杜牧都沒能得以施展抱負。
身處兩難的夾縫中，空有經邦濟世之才，懷才不遇，鬱鬱寡歡，於是或文字消遣，或聲色自娛。杜牧如是，李商隱、溫庭筠等晚唐文人亦如是。
835年，杜牧回到長安就任監察御史。這本是一個整肅朝政、直言進諫的重要官職，但面對權臣宦官壟斷政治、排陷忠良的黯淡景象，杜牧深感危懼，心生退意，不久就以身體有病為借口，去了東都洛陽。
就在那裡，他重遇歌女張好好。此時，張好好不知何故已被沈述師拋棄，流落洛陽當壚賣酒；正當盛年的杜牧親歷朝堂險惡，身心交瘁鬍鬚早白。故人重逢，感懷傷舊間，杜牧寫下了《張好好詩》，「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字裡行間是對世事滄桑、人情淡薄的唏噓慨嘆。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重遇張好好3個月後，長安朝廷中發生「甘露之變」。唐文宗布置誅除宦官的計劃失敗，宦官們自此氣焰更盛，「脅迫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乃至文武百官在上朝前都要與家人訣別。此時的杜牧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在洛陽避過了這一場險惡的風波，但從此對朝堂紛爭越發忌憚，心態也漸趨蒼涼悲觀。
自此之後，杜牧浮沉於宦途，忽而作京官，忽而作外官，卻始終不願苟合取容，委曲求全。在李德裕執政期間，杜牧不得升進，外放7年，先後在黃州（今湖北黃岡）、池州（今安徽貴池）、睦州（今浙江建德）擔任刺史，仍不改「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的抱負和志向，為討伐澤潞、抵禦回鶻出謀劃策。
等到牛黨上台後，杜牧回京任司勛員外郎，掌管官員的勛績。這一六品官階，也是杜牧平生最高的官階，因此世人稱其為「杜司勛」。杜牧不貪戀其位，三次上書請求外放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表面上是由於京官俸錢薄而外官俸錢厚，杜牧需要供養家人，但實際上另有隱衷。杜牧覺得朝中政治生態太過複雜危險，同時也不滿意牛黨的執政方略。與其在朝不能有所作為，還不如到地方做一個好官員，為百姓做實事，也算於心有安。湖州有顧渚山，盛產紫筍茶，採茶時節，杜牧一邊監督採茶，一邊游賞溪山，相比朝堂傾軋，也算怡然自得。
851年，杜牧再度回京，這一年他已48歲，體弱多病，心情衰颯，明明是陞官赴京，卻有「流落西歸」之感。再加上他最友愛的弟弟杜顗（音同「以」）和有知遇之感的好友周墀（音同「遲」）相繼離世，杜牧心中更感悲涼。他將湖州任上積蓄的俸錢拿出來，修理祖父杜佑的樊川別墅，每逢閑暇時，常邀親友同來游賞。還叮囑外甥裴延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為《樊川集》，以此銘記這裡的禽魚草木，親朋故舊。
852年冬天，杜牧一病不起。似乎預感到大限將至，他作了一篇墓志銘，敘述自己平生的經歷。不久即去世，享年49歲。
來源：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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