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戰爭書寫，要對大人物寄予對小人物的同情

最新 02-24

「本來還應該有一章關於某個平凡的小店主或職員，將他作為湮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的代表。可惜我始終沒能找到這樣一個人。」

《驕傲之塔》的前言里有這麼一句話，很容易被忽略，卻像從小天窗里射出的一縷微光，映現了巴巴拉·W.塔奇曼的趣味。「可惜我始終沒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可惜嗎？也許，沒找到是必然的吧。塔奇曼的雷達似乎很難觀測到平凡小人物的存在。她眼裡向來是有「人類」的，她歌頌過美國人的西進和荷蘭人的圍海造田，那都是人類的傑作，但一到要寫大書的時候，小人物就被她，一個生了三個女兒的家庭主婦兼喜歡泡圖書館的歷史愛好者，給過濾掉了。她下意識地認為那些人屬於「枝節」。

巴巴拉?W?塔奇曼，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36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這真的很有意思。因為外祖父（亨利·摩根索，曾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也是著名的戰略學者）的直接影響，塔奇曼對歷史的興趣集中於傳統上屬於男性的活動範圍——戰爭與政治，進而集中於帝王將相的故事，他們如何領導，如何博弈，如何發動和結束戰爭。她所生活的20世紀，這種對「大人物」的熱情本來是在衰微的（儘管不太明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基於個體視角、個體體驗的人文主義，就在漸漸地走高，直至居於主流。如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所說，普通人在過去都是皇帝、將軍和英雄的陪襯品，「普通士兵出場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亞屠殺成堆的屍體，又或是混在歡呼的人群之中，肩上舉著勝利的大衛」，而19世紀末以來，在反映一戰主題的畫作里，帝王將相的位置遠沒有在之前的戰爭繪畫中那麼突出了，與拿破崙、威靈頓、林肯們相比，霞飛、興登堡、克列孟梭、威爾遜、威廉二世等一戰中的政治、軍事領導人，在大眾心中的面貌，就像那些早期的黑白照片一樣，經常是模模糊糊、看不清表情的。

塔奇曼先寫了《八月炮火》，獲得普利策歷史獎，後來又積多年心力，出版了《驕傲之塔》這部《八月炮火》的「前傳」，即講述1914年前的十五年里，歐美各國的政要們都在做些什麼。在這兩部書中，九成以上的出場人物，一般讀者恐都聞所未聞，像霞飛、福煦這樣數一數二的軍政大員，在塔奇曼筆下出現時，其形象完全得通過文字去感知：

「身軀魁偉，大腹便便，穿著寬肥的軍服；面容豐腴，點綴著已近霜白的濃濃的髭鬚和天生匹配的兩道粗眉；膚色白嫩，兩眼碧藍安詳，目光誠摯恬靜；霞飛的模樣活像個聖誕老人，叫人一見便有慈祥樸直之感——這兩個品質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覺的……他為人穩重沉著，絲毫不動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處是習慣成自然的木訥少言，換在他人身上，這樣的性格不免會顯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卻像是霞飛的龐大安詳的軀體上散發出來的靈氣一樣，令人一見便會信心倍增。」

當然了，這是最好的寫作，但也讓書的節奏顯得十分緩慢，或者說，帶有一種強烈的儀式感——《八月炮火》一上來就寫英王愛德華七世的葬儀，給全書定了「大人物」的步調。那是一個老人政治的時代，大人物必須是上年紀的，不緊不慢甚至「安詳」的，不能倉促行事，即便激動起來也得是如鼓詞中唱的關二爺那樣，身軀傲然不動，唯見臉頰更紅，美髯在風中飄拂。她儘力喚回讀者對一個過去的年代的感知和想像，在這個年代，普通人，就像文中的「每個英國公民」那樣，是習慣對大人物行注目禮的，他們的意見和心情並不重要，無法影響歷史的走勢，至於老人政治在一戰之後受到怎樣的鞭撻，並不能影響她的考慮。

她也努力避開後見之明的影響。在隨筆集《歷史的技藝》中，她坦言，成王敗寇的誘惑是免不了的：因為我們知道後續的結果，所以總會忍不住去評價古人行為的是非正誤。當你知道一位統帥錯誤地葬送了萬人大軍的命運，你還能用別的眼光來看待他嗎？如果給趙括、龐涓、馬謖、苻堅這類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軍事失敗者畫像，他們會不會都長出一些不祥的性格特徵？

厚厚一部《八月炮火》里，竟沒有出現過任何「狂妄」、「自大」、「剛愎自用」、「執迷不悟」之類的詞眼，而只有像「粗魯」、「暴躁」、「態度惡劣」等對一個人的脾性的客觀形容。塔奇曼很注意言出有據，她不要讀者從歷史中汲取任何的「道德教訓」，她那麼沉浸在一個過去的年代中，她的立場雖夠得上旁觀者的冷峻，卻不會輕率諷刺和評判那些正在舞台上投入地表現的人。

他們有偏愛，有虔誠，有對榮譽的執著嚮往，也有對民族和人民的（即便是自以為的）責任感，而他們最重要的品質是驕傲，驕傲於個人擁有的身份，能夠承擔如此重大的職責。這種驕傲，就像基欽納勛爵的畫像所自然引來的敬慕那樣，向下擴散到了普通人的心裡。《魔戒》的作者J.R.R.托爾金，就是其中的一員，在索姆河戰役中，他失去了好幾位親密的同學，他們在愛德華國王學校里結下的深情厚誼，後來，托爾金帶著一種繼承遺志的心情創造了一個中土的世界，創造了魔苟斯、艾爾達、半獸人，他將自己的戰爭體驗和喪失的痛苦，用這種方式轉換成了一套想像的符碼。在給兒子克里斯托弗的信中，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延續參戰時的光榮感，支撐自己繼續生活下去。

是否可以譴責托爾金的「執迷不悟」呢，既然他拒絕承認，自己這一代人都是被「大人物」蠱惑，從而受騙上當的炮灰？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價值體系完全翻轉了，現在，誰還會否認戰爭的地獄屬性呢？而那些涉及榮耀、名譽、國族尊嚴的話語，聽起來簡直就像兩人約一個時辰，留好遺書，找一片僻靜的樹林舉槍決鬥一樣，純屬一個愚昧年代的產物。可是，當我們說及一戰「葬送了一代歐洲精英」的時候，我們不能看不到這種「葬送」的合理性：曾經，「精英」並不指代那些冷眼看穿一切，因而特別顧惜生命和自由意志的人，在那個年代的歐洲，一個人的高貴，意味著他勇於承擔局勢壓下來的責任。

這種由白人男性大人物們所集中代表的價值，卻由一位女性的手筆來展現，這真是一種頗有些神奇的組合。巴巴拉·塔奇曼肯定讀過《西線無戰事》，這本書在1929年讓雷馬克紅透半邊天，現在，說起關於一戰的經典文學作品，此書也是首屈一指。但是，把雷馬克所寫的戰壕新兵，跟塔奇曼所寫的那些人放在一起，你敢說他們打的是同一場戰爭嗎？在《西線無戰事》里，最擊中人心的段落，是主人公保羅講述自己在服役間隙回了一趟家鄉、同媽媽見面的過程，原先思路活躍、觀察敏銳的他，一時間就跟不會說話了一樣：

「啊，母親，母親呀！為什麼我不能擁抱你，我們一起死去呢。我們是怎樣的可憐蟲啊！

「『是的，媽媽，我會小心的。』

「『我將每天為你祈禱，保羅。』

「啊，母親，母親啊！讓我們站起來，離開這裡，穿過逝去的歲月，回到我們再也不會遭受所有這些苦難的時光，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地方，媽媽！」

這些文字足以讓人看穿戰爭的本質，並打開了一道人文主義的大門，穿過這道門，每個人都會前所未有地關心自己，看重自己的體驗而非抽象的、宏大的、被灌輸下來的概念。真應該問問塔奇曼，她是怎樣看待那個一心為自己而活的無政府主義者雷馬克，和她寫的那些「逃亡史詩」的，像什麼《里斯本之夜》、《天堂的影子》，說的都是「自保萬歲」，成功自保的人才配擁有愛情、才華、名聲與未來，陷在歐洲兩次大戰的戰局裡，不僅是一個人的災難，還是他的恥辱。

一戰被稱為「Great War」——偉大戰爭，似乎是一個諷刺語，但很少有人提到，在壓低帝王將相的地位並擢升普通人的角色感這一方面，它的確可稱得上「偉大」。從個人角度體驗的戰爭，現在早已成了主流。如赫拉利所說，就連《現代啟示錄》《全金屬外殼》或《黑鷹墜落》這些好萊塢大片，都警告著「戰爭與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不同」——這些片子還是比較早的，晚的像《拯救大兵瑞恩》以及《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光是看到海報，你就知道這部電影希望觀眾為每一個戰爭中人的死與生而悲傷、感動。「隨著在膠捲、散文或詩歌中得到重視，底層小兵的感受成了戰爭敘事的最終權威，每個人都學會必須對他們給予尊重」，實際上，這已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一種俗套。

那麼，塔奇曼的書就只能引起戰爭史、政治史愛好者的青睞了嗎？當然不是。專門書寫大人物的行狀，對她來說，和書寫小人物的故事需要同樣的同情心，同樣的悲憫，只是悲憫的對象不是人們的痛苦，而更在於其對榮耀和責任的虔誠信仰，這種信仰鑄造了他們的悲劇人生。對《八月炮火》最集中的批評，就是太細，描寫太冗長，讓人不得不投入太多的時間，但這其實也是讚譽，讚譽作者的工作到位，對史料的尊重和對措辭緻密的斟酌。

而塔奇曼也並不是不知詳略的，她沒有面面俱到：在《八月炮火》里，別說母親了，就連讓人想到千千萬萬的母親、從而在心中燃起人道主義烈焰的情節都不見一宗。她略去了這些，不讓它們分散她的文筆、她的關切；她自己也是個母親，但她雇了不止一個保姆來打理她的女兒們，才得以寫完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