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追求文明的人都該讀讀胡適

所有追求文明的人都該讀讀胡適

陳遠

今天是胡適的忌日。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灣中央研究院主持酒會，心臟病猝發，撒手塵寰。

戰士當死於沙場，學者當死於講台。梁啟超的這句話，可以作為胡適最好的寫照。

關於胡適，余英時先生和胡繩曾經有過一段經典的爭論。1981年，辛亥七十年，美國歷史學會在芝加哥開會，胡繩領大陸團隊赴美，在會議中遇到了余英時。

胡繩說：胡適在學術上是進步的，但是他的思想已經過時了。

余英時反駁：海外看法剛好相反，他學術上落後，但在思想上至今是最進步的。

我認同餘先生的觀點，於我來說，胡適是啟蒙者，他的有些觀點，至今值得我們時時重溫。

比如他教人爭自由：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比如他教人要獨立：

你們不要總爭自由，自由是外界給你的，你們先要爭獨立，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你仍然是奴隸，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見，要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的剝去，露出裡面他裡頭很鮮嫩很清的那個勁。

比如他教人容忍：

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話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

再比如他教人講規則：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如此等等，這樣的言說，何曾過時？不僅不過時，還值得每個追求文明和自由的人們時時重溫。

雖然深受胡適的影響，卻很少寫胡適的文章，為什麼，因為胡適的像「不好畫」，整個二十世紀，處處都有他的身影，印象中讀過一篇文章，對胡適有非常精當的評價：他開創了一切，卻什麼也沒有完成。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正是胡適的自我期許。

胡適的一生，太複雜。如果對他感興趣，胡明先生那本《胡適傳論》，我以為是最好的讀本。當年我曾經一度想寫一本胡適，就是讀了《胡適傳論》而作罷，「眼前有景詩不得，崔顥題詩再上頭」，學術研究，沒必要疊床架屋。

但是胡適一生中的幾個瞬間，卻常常浮現在腦海里。

1922年5月30日，因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的胡適和15歲的退位皇帝溥儀第一次會面，對此，胡適自己有過記述：「太監們掀起帘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

一個是新文化的代表，一個是舊傳統的象徵。

胡適這一聲「皇上」，在當時引起渲染大波。其實，胡適這一聲「皇上」，與他後來在馮玉祥發起「北京政變」時指責馮玉祥的反應是一以貫之。一來有與溥儀同為「孤兒寡母」的感同身受，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胡適一生注重秩序，爭自由也好，求獨立也好，無不是在遵循秩序的前提下。在這樣的思想下，胡適才會坦然稱呼溥儀皇上，退位的皇上，也還是皇上，這與其說是舊式王權的象徵，倒不如說在胡適那裡，只是一個尋常的代號，一個尋常的稱呼。正是他心裡沒有了「皇上」的概念，才如此坦然的喊出一聲「皇上」。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

1960年，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因為言論觸怒蔣介石，因言入罪，作為台灣的文化象徵，多少人期盼胡適能夠去入獄看望雷震，一來是給崇拜胡適的雷震以慰藉，二來，也是對雷震道義上的支持。胡適呢，不為所動，道義上的支持表達了（給獄中的雷震寫詩），但是卻始終沒有去獄中探望胡適。這一舉措，傷了很多人的心，一時之間，認為胡適軟弱膽小的風評甚囂塵上。胡適果然是膽小嗎？就在當時，有記者問到胡適，如果軍事法庭傳胡適去為雷震做品格證人，胡適是否願意。胡適的回答是：願意。這是直接站在了國民黨政府的對立面。

能說胡適膽小怯懦嗎？當然不能。

胡適之所以不去看望胡適，還是因為他所注重的秩序。我支持你爭自由，但是爭自由是有代價的，在爭自由的同時，也要做好承受代價的準備。胡適辜負了很多人對他的「慈父期待」，把任何人都看成平等的成年人。

胡適一生都活在秩序的自律之中，這是胡適一以貫之的精神底色，也是每一個追求文明和自由的人們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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