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活著回來的男人

謙二到了前線沒多久，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按照規定，留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要向蘇聯投降。這批駐在中國東北的軍人不只是戰俘，原來更是日本賠償蘇聯的物資。在「關東軍」交給蘇方的陳情書里便有非常客氣的這麼一句話：「（受俘日軍）返回（日本內地）之前的時間，將極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於是謙二就得跟著大夥前往西伯利亞，與當時全蘇境內那一千多萬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隸勞工一樣，成為蘇聯惡名昭彰的勞改體系的一員。在物資短缺、天候嚴寒的情況下勞動，有不少日本戰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謙二的同袍好友京坂：「他開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著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場地時，他必須牽著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

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癥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是誰令他墮入這種非人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註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更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麼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作「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

有一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作「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麼對這被奪去的青春感到「無悔」呢？

——《一個活著回來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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