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鑒定要點
原標題：古籍版本鑒定要點
所謂古籍，最簡明的詮釋就是指中國古代的典籍、載籍、書籍。在書史研究者看來，不是有文字者皆成書。所謂書籍是指以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揚主張等為目的，經過編纂或創作，書寫、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書籍不同於一般的社會產品，它既具有一般社會產品的物質形態，又有一般物質產品不具備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它具備兩種形態。所以有人說，書籍是物化了的思維，凝固了的意識。這話是有道理的。五千年中華文明之所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綿延不斷，博大精深，主要是在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很早就產生了書籍，沒有書籍，人類社會是不可想像的。英國波普爾說過：「假如世界毀滅了，只要書籍還存在，這個世界仍有重建的希望。」可見書對文明的弘揚與傳承是多麼的重要。那麼，中國書籍到底產生在我國歷史上的什麼時期？下面我們就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西漢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並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zhuān)頊(xū)、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意謂遠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了《三墳》、《五典》這類的正規書籍，這恐怕不大可信。
《尚書·多士篇》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說的是洛陽之城既已建成，要將原殷朝士大夫中一些「心不則德義之經」的頑民遷移到靠近王都的地方，以便對他們進行教化和防範。而這些頑固的殷民不滿意，有怨言，於是周公（姬旦，文王子，武王弟，輔成王）出來訓話，我想你們自己應該知道，往昔你們的先人就有冊書典籍，那些冊書典籍中講到了殷革夏命時，也曾遷徙夏代的頑民，現在要做的不過是你們先人已做過的事情，你們應該案省而知之。意思是說，殷革夏命之後已有了冊書典籍，用以記載類乎遷移頑民這類的大事。可信不可信，也不敢斷言，但畢竟這是《尚書》裡面的原話，可以啟發我們思考。這是紀元前16世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不妨將其看成中國典籍產生的時代上限。我們還可以找出一條時代下限，用以回答中國書籍在什麼時代以前必已產生。
眾所周知，孔子是春秋後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哲人、聖人。他高舉「有教無類」的旗幟登上歷史舞台，扭轉了長期「學在官府」的知識壟斷局面，開闢了「學在四夷」的廣闊天地。他為了編寫教材以教學生，曾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序《易》傳。《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tuàn)、繫(xì)、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又說：「孔子之時，周室衰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又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以備王道，成六藝。」又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所有這些記載，表明在孔老夫子之前，《易》、《書》、《詩》、《禮》、《樂》、《春秋》等書早已產生傳世，他只不過是加以傳注、刪削、整理，最終形成了六藝。表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六藝這類的正規書籍已經產生，否則他就無從整理了。
殷革夏命在公元前16世紀，孔老夫子生活的時代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的春秋末期。據此，我們把中國典籍產生的時代鎖定在公元前16至前5世紀這1100多年中，也就是距今3600年至2500年前這段歷史跨度內，中國陸續產生了六部正規的典籍。比起所謂3000年前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經典、5000年前埃及象形文字《死靈書》要豐富得多、正規得多、深刻得多。比起1200年前希伯萊文木板禮書，那就更早得多、豐富得多。進入戰國，私人著述不斷湧現，論辯方面的諸子百家、醫學醫藥方面的《內經》、《本草》、文學作品屈原的長詩《離騷》、天文學著作甘德與石申的《甘石星經》等，都是戰國時期的代表作。這即是說在2200至2500年前，中國的書籍創作已進入了興盛期。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所出現的這些書，是書寫在什麼載體，或者說是用什麼材料製作而成呢？比孔子生活的時代稍晚，戰國初期的墨翟（約前468——前376）回答了這個問題。《墨子·貴義》篇中說，古聖賢王為了將他們的治世之道傳遺後世子孫，以便後世子孫有所遵循，有所仿效，就將他們的治世之道「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這裡的所謂「書之竹帛」，指的就是將記載先王之道的文字書寫在竹簡上或縑(jiān)帛上。所謂「鏤之金石」，指的就是將記載先王之道的文字雕鏤在金屬器皿或鐫刻在石質材料上。所謂「琢之盤盂」，指的就是將記載先王之道的文字雕琢在盤、盂這類器皿上。故墨翟在《墨子·尚賢》篇中又說：「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墨子·天志》篇中還說：「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鏤之金石，琢之盤盂……；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墨子·明鬼》篇中還說：「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墨翟在《墨子·兼愛》篇中說：「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這雖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時代追述從前、描繪當世，但他這種深刻的總結，未嘗不是對紙書出現以前中國書籍製作材料的高度概括。漢代王充《論衡·量知篇》也說：「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又說：「斷木為槧，?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cū)苴(jū)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為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乎！」進一步證明了上述墨子所說「書於竹帛」的可靠性。後世出土的大量竹木簡書及若干帛書，更以實物資格證明了這一點。
一、古籍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樣式。包括版面、大小題名、版框（亦稱邊欄）、界行、天頭、地腳、版心、行款、字數、魚尾、象鼻、書耳、書牌、條記、句讀、插圖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現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後，但明顯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簡策、手寫帛書等裝幀形式的特點。
圖一：古籍版式圖
1．版框：也稱為邊欄，指每版內圍框文字的四周邊線，上方叫「上欄」，下方叫「下欄」，兩旁叫「左右欄」。單線的叫「單邊」或「單欄」，雙線的叫「雙邊」或「雙欄」。一般比較粗黑，給人穩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邊線，稱為四周單邊。四周粗黑線內側再刻一細黑線，稱四周雙邊。如果僅左右粗黑線內側有細黑線，稱為左右雙邊。不僅有規範、整齊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簡策、帛書的遺風。
2．界行：也稱界格。指在版面內分割行字的直線。兩道隔線間的條格叫界格，是竹木簡書籍的流風餘韻。在鑒定和著錄時，人們習慣以半葉計算，叫做「半葉×行×字」，有的徑稱「×行×字」，若每一行中有兩排字（通常為大字的註解），叫做「小字雙行每行×字」。若雙行字數與單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這種著錄和說明方式，稱為行格，又稱行款。
3．天頭：版框外空白紙的上方叫天頭。
4．地腳：版框外空白紙的下方叫地腳。
5．版心：也稱「葉心」，或簡稱「心」,指古籍書葉兩半葉之間、沒有正文的一行。為折裝整齊，版心多刻有魚尾、口線等，為便檢索，也常記有書名、卷數、頁碼、每卷小題、刻工姓名等文字。因為這一行居於兩版的中心，故稱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對摺準繩的黑線和魚尾形圖案。
6．書口：又稱版口，或簡稱口。指書籍裝訂成冊後開合一側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書版而言它是版心。對於以包背裝或線裝的方式裝訂起來的書籍而言，這一部分為書可以翻閱的開口，故稱書口。
7．魚尾：版心中間的圖形︻，因其酷似魚尾，故名。刻於距版心上邊大約四分之一之處。有時版心上下方都有魚尾。一個魚尾為單魚尾，兩個魚尾稱雙魚尾，個別有三魚尾。魚尾刻印出花樣的稱花魚尾。魚尾的作用是用作標示中縫線，作為折葉的標準。
8．象鼻：魚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條線，叫做象鼻。象鼻為一條細黑線的叫細黑口或小黑口，象鼻為一條粗黑線的稱為粗黑口或大黑口，無象鼻者為白口。
9．書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裡面刻有簡單的篇名，因為形狀象耳朵，所以稱書耳。書耳中的題名叫耳題、耳記。
10．墨釘：又稱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塊，形狀似釘帽。出現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時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後寫上去再印。
11．書牌：又稱牌記，與現在的版權頁類似，常常鐫有書名、作者、鐫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點等。明清時期的書牌作用多為表示特色和所有權，明清以前則更多是刻書題記，講刻書緣起，選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廣告宣傳作用。
12．大題：指一種書的題名。
13．小題：指一種書內各篇卷的題名。
14．行款：又稱「行格」，指正文之行數與字數。通常以半葉計算。同一種書，不同時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為鑒別版本依據之一。
15．烏絲欄：行格界欄以紅色印的稱為朱絲欄，以黑色印的稱為烏絲欄。主要見於唐以前寫本。明清時期，專有印刷各種顏色箋格的作坊，用不同顏色界欄箋紙抄寫的古籍，通常直接著錄為紅格、黑格、藍格、綠格等等。
二、古籍結構
單葉裝訂成冊，就成為一部古籍。現存古籍以線裝居多。古籍的結構是指一部具體古籍外在形式和內容的各個組成部分，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有其特定的名稱。
圖二：古籍結構圖
1．書籤：用作題寫書名的長方形紙條，一般貼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時還有冊次和題寫人姓名。
2．書衣：為保護書在書的前後加的封衣，也稱封皮，一般選用較硬的紙作為書衣的材料，並在書衣上題寫書名。
3．書名葉：在封皮之後，題有書名的一葉，又稱封面、封、面葉、內封面。書名葉的後面一般加上一張空白紙，叫護葉或扉葉。
4．封面：位於護葉之後、所有書葉之前。常鐫刻書名、作者、刊刻時間及地點等項內容。
5．護葉：也稱副葉，用以保護書芯或連接書衣。一般是一張空白紙。在書名葉或前或後。
6．書芯：指書衣以內或未上書皮以前已訂在一起的書冊。
7．書腦：裝訂時，錐眼訂線的地方叫書腦。
8．書脊：也稱書背，一書裝訂處的側面，如同書的脊背，稱為書脊。
9．書首：書脊的最上端，稱為書首，又稱為書頭。
10．書腳：書腳是書的底部，有些藏書家自己為方便翻檢、閱讀或者保存而將書名寫上去。
11．書根：書腳中簡單記載卷冊的部分。
三、古籍分類
中國古籍傳統的分類法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四部下再細分為四十四類：
經部，以儒家經典及其釋作為主，例如《御筆詩經圖》，也收錄古樂、文字方面的書籍。
史部，主要收錄各種體裁的史書，另納入地理、政書及目錄類圖書。
子部的範圍比較廣，諸子百家、算術、天文、生物、醫學、軍事、藝術、宗教、占卜、堪輿、命算、筆記、小說、類書等，皆入子部。
集部，則錄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個人著作稱「別集」，集體創作稱「總集」（例如：《六家文選》）。
1．版本分類
對版本作鑒定與辨偽，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從刻印地區、時代先後、刻印機構、版式、裝幀等多方面著手，將其細作分類，大抵如下：
按刻書時間區分，計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遼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國刻本等；
按刻書機構區分，計有：官刻本(包括國子監本簡稱監本、興文署本、經廠本、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內府本、府學本、州學本、縣學本、藩府本、官書局本、各地書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康熙朝太史連紙內府本康熙字典
按刻書地區分，計有：浙本、閩本、蜀本、高麗本(即朝鮮本)、東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況分，計有：精刻本、寫刻本、單刻本、叢書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後印本、遞修本、百衲本、舊版、通行本、邋遢本、書帕本等；
明嘉靖八年南京國子監刻明清遞修本《遼史》
按字體、裝訂大小分，計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顏色分，計有；眷印本、藍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內容多寡、評註等分，計有：足本、增訂本、刪節本、批點本、評註本、配本等；
同治庚午年版三色套印評注本《李義山詩集》
按活字性質分，計有：泥活字本、銅活字本、木活字本、鉛活字本、鐵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價值或使用價值分，計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進呈本、四庫底本、殘本、不列尾、批校題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獻可分：抄本、舊抄本、傳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鈐印本、石印本等。
民國9年--繡像封神演義、鈐印本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滌不同角度拇審視罷了。
2．雕刻本鑒定要點
鑒定古書，首先可注意其封面與牌記。今日所見，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時書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書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時間、書坊字型大小，如清雍正刻本《李義山詩》封面為：「雍正八年攜，華亭趙潤川解，《李義山詩》，金陵劉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進呈，《御覽西湖志纂》，賜經堂藏板。」
《御覽西湖志纂》，賜經堂藏板。
一般有封面的書，據以斷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書例外。一是原書版片易主後，封面重新調換，以新面目出現，其內容卻是舊的，並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閣書版，在毛晉身後便轉歸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轉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將各卷首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諸字挖去，補刻「洞庭席氏」，實質上僅是改頭換面而已。
汲古閣順治十三年刻本《十七史》全套
另一種情況是整套書均由後人依樣翻刻，翻刻時將原書封面隻字不誤地照刻，初看誤以為是原刻本。遇此情況，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寫時間即可。這種情況，不妨解釋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辦事古板或書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偽，則會儘可能地喬裝打扮，故還得從其他方面去一一識破。
牌記又叫書牌子，多刻在序目後或卷尾書末，類似現在版權頁上的出版社名稱，如明正德本《文獻桐考》，在鵑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歲暮獨齋刊行」雙行牌記。有些牌記內容較長，如嘉靖本《初學記》序末刊：「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敕撰纂初學記一書，近將監本是正訛謬，重寫雕鏤，校勘精細，並無荒錯。買書君子，幸希評鑒。嘉靖丁酉歲冬書林宗文堂刊行」。這很能說明選用底本、校勘等情況。
《初學記》
序、跋是著者或與之有關的師友、後學撰寫的該書成書過程、寫作緣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後，撰寫時間一般距刻印時間不遠，可以作為鑒定年代的一個依據。但單純靠序跋題寫時間還不可靠，因為不少書籍在翻刻時將原序依樣刻錄，因此得看看共有幾篇序，以最近的一篇來推算。當然，遇到將序年挖改作偽的情況，還將憑字體、紙張等其他特徵來辨別。
題跋、識語是藏書家、鑒定家直接寫於其所藏之書卷首或卷尾的個人研究心得，藉此可了解該書的流傳情況，同時也提供了名家的鑒定見解。如北京圖書館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趙銹藏明版《韻語陽秋》卷三末有趙氏題識。其他如黃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愛的書上題語。與題語同時出現的是藏書印章，如某某樓、某某閣、某某齋、某某堂、某某軒以及藏書家姓名、字型大小等等，自然也是鑒別時代、了解流傳的一項內容，但它同題語一樣，也有偽作。
《友林乙稿》
書名的冠詞，有時可直接知道該書的寫作年代，如稱「國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聖宋」等，一般都作於當代，而若重刻，則冠以「重刻」字樣，或將「皇」、「國」等字刪去不用。如《聖宋文選》、《皇元風雅》、《大明一統志》、《皇清經解》等。而元人撰《國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國朝先正事略》等均為當代人所刻的當代人著作。
《皇清經解》
避諱是遇到當朝君主或所尊者時所採用的改字、空字、缺筆等文字書寫現象。如宋微宗名趙佶，則書中凡遇「佶」及吉、咭、詰等字均要迴避。明熹綜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橫筆，「校」作「較」。這樣，在鑒定版本時，諱字便也是一個內容。
這方面的詳細情況，陳垣先生有專著《史諱舉例》(中華書局出版)，可參閱。不過避諱情況在具體實施時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萬曆後趨密，不能一概而論。
《史諱舉例》
在查閱一些古籍著錄書時，常見有「*葉，*行」的記錄，這便是行款字數等的版式統計描述，因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規格尺寸不一，行數、字數也不同。另外，邊欄、魚尾、書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後漢書注》，宋王叔邊刻本為半葉13行，行23或24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黃善夫刻本為半葉10行，行18字，細黑口，四周雙邊。
紙張在版本鑒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茲將常用的幾種紙作一簡介。
麻紙：分黃、白兩種。黃麻紙色略黃，稍粗糙，有的較白麻紙略厚；白麻紙潔白光滑，背面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質地細薄，堅韌。紙紋均寬，約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紙，元後期多用黃麻紙，時紙紋漸窄，約一指。明初仍用之。
元代粗麻紙藏文貝葉經
羅紋紙：色白，質地柔軟，具明顯橫紋，似絲織羅綢，故名。自宋以來代有製造，但宋刻本有此紙者鮮見。
棉紙：又稱皮紙，分黑、白兩種。白棉紙色白，質地細柔，纖維多，韌性強；黑棉紙色黃黑，韌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較細薄，隆、萬後稍粗厚。清初僅見少數印本。
棉紙手抄《神仙方》
竹紙：色微黃，稍脆，宋元至明初問有使用，嘉靖後較為普遍。
開化紙：細膩、潔白，薄而韌性強，柔軟。清內府刻本及揚州詩局刻書多用之。嘉、道後質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採用。
【標準開化紙】清乾隆內府朱墨套印 硃批諭旨
連史紙：潔白純凈，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無草棍紙屑粘附，紙料較細。乾隆後所用甚多。
宣紙；因產於安徽宣城而得名。分為多種。料半紙，薄而質地細，色潔白，綿軟有彈性，可以作繪畫印書，晚清、民國有些書用之。玉版紙，能吸水，晚清、民國印金石、書畫冊等多用此捉。棉連紙К摹拓銅器、碑刻及印書畫用。
線裝宣紙 中醫古籍孤本大全《延壽神方》
毛邊紙：米黃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質脆，乾隆後用得較多。
金瓶梅詞話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毛邊紙原裝
太史連紙：稍黃，質地細潔而有韌性，乾隆後與上述毛邊紙為兩種最常使用的印書紙。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錄，包括具體某種書的字體、行款、版式、卷數、刻印年代、刻印地點等內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庫簡明日錄標註》，對各種不同版本均有說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幾個大館的善本書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編的書目，如宋晁補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等也可按需翻閱。
太史連紙古籍
最後要提出的一點，就是版本鑒定標準中的「軟體」，即檢閱書的內容本身，諸如制度、習俗、用語等，有時都可以成為年代鑒定上的佐證。如《劉知遠白兔記》，向與《荊釵記》等合稱為四大南戲，收入《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1911年在該書跋語中稱其為宋巾箱本，事實上該書有多處不避宋諱，早有人懷疑它是元刻偽托。
近又發現，書中所用的某些辭彙只在金、元才出現，宋人不可能講元人的話，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講到劉知遠在李家的傭工，《新編五代史平話》稱作「驅口」，按：驅口即元人所說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則改稱「年作」，可見刻本年代不同，內容上有時會體現出來。
一、版本作偽的原因和歷史
製作偽本和製作偽書的原因不同，偽托古人著書的原因很多很複雜，一般來說有三條。一是社會原因。由於歷代兵燹動亂，自然災害，典籍的散失與積聚變動極大，原書佚失，後人據記載而偽造古書。二是政治原因。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鬥爭，為了製造輿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偽托古人造假書。三是好事者所為，目的在於欺世盜名，招搖撞騙，擴大個人的社會影響，是為名利私慾所驅。這些都不是經濟原因所使。版本作偽就不同了，經濟因素是其決定因素，不法書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當然還應當考慮到促發這種貪慾膨脹的客觀因素，比如古書舊本的流傳日稀和藏家的爭購，使古書舊本的商品價值日益增長抬高，加上附弄風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瀾，更使作偽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
偽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價值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偽者冒險的版本。確切的說，偽本主要是偽宋本、偽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為古書版本的商品差價主要反映在宋元舊刻和明清新刻之間。而且偽造舊本需要具體、一般的物質條件，必須有與古本舊本形態接近相似的版本為基礎。很難設想有誰能在一個與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亂真的程度。所以偽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徵去古已遠，作假很難。當然也有以明清劣本偽充明清善本的情況，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書》本冒充原刻本，但這在偽本中畢竟是次要的少數。
版本作偽是舊時代的怪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時代並不珍貴，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難時，忍痛割愛，把藏書棄去。她"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 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獨余少輕小捲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數篋"。明初，宋元舊本雖損失慘重，日益稀少，但當時還沒有形成追復宋元古風的勢態，宋元舊刻的身價並未憑空拔高，書商作偽的氣候尚未成熟。而這些條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備的。
嘉靖時代出現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時代之風尚，同時也為偽本製作者提供了製作偽本的基礎。況且那時宋元版本的身價已達到了按頁計價的程度，作偽者有暴利可圖，見利忘義，也就無所不為了。所以偽本的大量產生應在嘉靖之際。
據明萬曆間高濂《燕閑清賞箋》論藏書"條記載："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藺紙，或用糊褙方簾棉紙，或用孩兒白虎紙，筒卷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妝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爐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蟲於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物，彷彿以惑售者"。類似的記載在其它萬曆間筆記札記中還能找到，這說明版本作偽之風當時已熾烈。乃至清代，宋元舊本更見稀罕，而且清人重視版本勝過明人，宋元舊刻更是身價百倍，書商制偽變本加厲。這在清人著作中屢見記載。
郭麓《靈芬館詩話》說："近時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紙舊色。其無缺筆者，或另刻一二頁，或偽刻年號以實之。"蔣光煦《拜經樓藏書踢跋序》說："舊刻舊抄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畫以就諱，剜字以易名，染色以偽舊，卷有缺，劃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枚舉"。民國時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書商還專門僱傭工匠來製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專門研究版本目錄學的行家裡手也上當受騙。解放後，通過對舊書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舊時代的罪惡才從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續了數百年的版本作偽活動，畢竟在社會上留下了不少難以鑒別的贗品。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現在仍需學習掌握版本辯偽方法的原因。
二、古籍作偽手法
1、偽改書名、著者以充罕見之書
過去的藏書家選擇善本書時，罕見之書是一條重要的標準。書賈利用藏書家以稀為貴、奇貨可居的心理就剜改書名、著者，偽造罕見的書。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吳鵬有刻本。因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傳較廣，倘若以原書真實面貌出現，對藏書家不會有多大吸引力。書賈就將書名剜改為《國史通典》，同時剜去題下杜佑的名銜，加印"南宋禮部尚書錫山郡寶國賢撰"字樣，序文也作刪改，還在書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鈐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書印，以掩飾剜改的痕迹，經過這樣的剜改，就成了罕見的奇書樂。
元刻明修本《晉書》，書賈動手剜改了書名，稱為《兩晉人物傳》，並偽題"無錫王達撰"。這樣一改，使人感覺書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更容易吸引某些藏書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是地理方面的名著，書賈為了製造罕見書的假象，把書名改為《游名山記》。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見假造書名、著作不見各家著錄便認為奇貨可居，故應謹防受騙上當。
2、增刪刻書牌記
古書中的牌記是考證一書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據。有這塊牌子無這塊牌子，書的版本價值是很不一樣的。書賈抓住這一點，怎麼對他有利，他就怎麼干。
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王國維 親筆題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語》，刻印精良，書品極好。但書賈硬在書前加了一頁刻書牌記，右上角豎行題稱"陳眉公先生重訂：中間豎行大字題名《孔子家語》，左下角署"古關楊敬泉梓"。陳眉公即陳繼儒，明萬曆時人。本來是嘉靖時刻的書，卻安上了一塊萬曆時的刻書牌記，目的在於借重陳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書的學術價值，並想利用這塊牌子來說明此書版本的完整性和確切性。二者合一，此書便 可以身份大增，書賈從中獲得。
清初刻本《詩人玉屑》，書前原有"處順堂藏板"的刻書牌記，且有"重刊元本"字樣。由於書機時作偽，撤去了這塊刻書牌記，竟騙過了墨海樓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進，察覺上了當，卻 又反手賣給了別人。這種增換刻書牌記的情況，往往在明清之際所刻的從書中和翻刻本中時常發生。萬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偽方法簡單，只需抽去牌記，略加偽飾即成。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記雖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但不能輕信，應該多方考證，審慎鑒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或撤換序跋冒充古刻舊刻而從中獲利，在古書版本造偽中亦屬司空見慣的現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偽手段時，挖改序跋中緊要之處，更是屢見不鮮。如時彭大翼輯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三年刻本。書賈將書名控改為《書言故事》，同時將題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兩字剜下，偷梁換柱貼在書賈加印的"錫山陳幼學"名字下面，投藏書家所好。
為了證明這部書確系無錫陳幼學纂著，書賈還對《山堂肆考》原書序文進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兩處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頁後半頁害蟲去後，杜撰墨"無錫陳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頁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編，總之二面四十卷，名曰《書言故事》"，與剜改書名著者相呼應。因此，凡古書中無序有跋，或序跋與的內容自相矛盾時，切不可輕信其中所題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而應當多方考證後，再做決斷。
4.染紙造蛀以充古刻舊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對染紙和偽造蠹魚蟲蛀痕以作偽有精細的描寫和精彩的議論：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虎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真兩頭角處。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色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賦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數人，莫可窺測，收藏家當具真眼辨證。
以上說明，染紙以充舊刻，這種作偽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經有人採用。同時明代還有書坊染仿舊紙，然後印行古書的，關於這一點，商濂還沒有談到。而近代書賈則是利用清時的影寮刻本進行染色，以充舊刻。
5.版本雜拼。
用幾種不同版本雜拼成一部書，是書賈出售殘本的一種作偽手段。
一般以一種較好的殘本作為基礎，殘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書拼配，再進行加工，掩飾雜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現。有一部《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殘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對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書賈為了將這部《史記》配成足本，從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湊齊二十卷配予汪諒刻本。這樣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諒刻本的《史記》。為將這部明嘉四年汪諒根據宋紹興刻本翻刻的書充宋本，書賈剜去目錄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諒氏刊行"兩行刻書年款，同時剜去題下校題者姓氏，把紙染成暗黃色，給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覺。還在序和目錄前後偽鈐敢"季振宜印"、"錢謙益印"、"牧齋藏書"等名家藏書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書賈同時染了紙，初看似宋槧，如果不找書影對比，很容易上當。
無錫市圖書館藏的《唐詩品彙拾遺》十卷，書賈竟用了三種明刻本拼湊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卷端題《唐詩品彙拾遺》；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卷端、書口均題《唐詩拾遺》；卷八、卷九則是明俞憲輯的《刪正唐詩拾遺》的殘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後一種是另一著作輯本，書賈硬把這三種書湊合在一起，在書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陳煒撰的字，就把這部殘本偽造成明成化間刻的《唐詩品彙拾遺》。
6.割改目錄、卷數。
目錄是全書的綱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書的章節體例，可以藉以了解古書由於刊刻者、刊刻時間不同，目錄卷數會產生差異。
書賈常常利用這個特點，刪割目錄，剜改卷數，以殘本充全書。書賈除剜矚 目錄、纂改卷次外，還有偽加目錄一法。此法常見於叢書零種掃作偽；即將幾種叢書零種合在一起，加上一個目錄，另成一書。
如元陶宗儀編的《說郛》，清順治三年兩浙督學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種。書賈將這些書合起來偽題書名《儒林學海》，明無錫萬鏜輯，還在書前杜撰了和篇尤鏜自序。儘管存書多達五面多種，書賈還是不厭其煩地偽加了目錄，同時還鈐了清名家阮元的藏書印"文選樓"，將若干叢書零種改頭換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見叢書。
三、比較版本優劣的方法
一般來說，比較版本優劣有如下幾種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較版本優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對善本的解釋就是校勘精良、錯字較少的版本。比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與校勘學中的版本對校法從方法上講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較版本文字優劣，後者是用版本的異同來校勘文字。
換句話說，比較版本文字是校勘學在版本學中的應用，而版本對校是版本學在校勘學中的應用。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版本學與校勘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另外，兩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別。比較版本文字，只是對古籍版本的內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為優劣比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對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種方法，要求用各種版本對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訂正。
比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異同，然後才能分辨優劣。文字優劣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正誤，二是優劣。如果一個本子的誤字較另一個本子少，那麼兩本的優劣是很容易分辨的。問題在於判斷版本文字的是並非輕而易舉之事。
2、篇幅
版本差異還表現在全書的篇幅結構上。因為古籍版本在傳刻過程中往往由於各種原因而增加、減少、改變其篇幅結構，以致出現不同版本的篇幅結構異同，其中自然存在著優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異最為重要，最能顯示版本的優劣。正文的差異大多出現在集部圖書里，像經、史、子類的大部分書記籍，正文內容早已定局，差異多在個別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詩文集的編篡刊印，大多有一個艱苦費日的過程，才漸趨完善。余嘉錫《四庫總目提要辯證》說："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後數本，多寡互異，大抵編輯愈後，卷數愈多"。
歷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詩集為例，最初有唐人編輯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數不詳的顧陶刻本和後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以及二十卷的孫光憲序本和鄭文寶序本。後有宋人孫僅編集的一卷本和蘇舜欽編集的《老杜別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寶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行鉑，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詩編集。
別外，重刻古籍常有節錄之本。節本與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兩者的優劣。節本大都是叢書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銜之《洛陽伽藍記》，歷朝翻刻，傳 本極多，大致分為兩個系統。一種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真意堂三種》本、《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等等。另一種是一卷或不分卷的節錄本，如《說郛》本、《五朝小說》本、《舊小說》本等等。雖然節本中也有個別文字較勝的可勝之處，但從篇幅的完整性來說，畢竟不如足本為優。
比較版本篇幅內容的差異優劣，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的圖書，採取多種相適應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錄著作《郡齋讀書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優孰劣，自清以來，一直從說紛紜，莫衷一是。孫猛《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優劣》一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目錄書的特點，把《郡齋讀書志》的篇幅內容分成收錄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的著錄、卷數的著錄、編纂者或注釋者的著錄、解題等九個方面，來對衢本、袁本作比較。經比較，發現衢本收錄書量較袁本實際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類目多設兩個。兩本歸類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較優。類目編次雖兩本都有鼠亂之處，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齊可觀。
※黃顯功：尺牘文獻的源流與研究
※路純金：近代地理風水古籍市場
TAG:中國歷史內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