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守春：堯都遷移的歷史地理學思考

原標題：文章 | 王守春：堯都遷移的歷史地理學思考

堯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來,隨著在山西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的發掘和研究,該遺址被認為是堯的都城。有的研究者認為,堯一直是以這裡為都城。某些重要歷史文獻也是這樣記載的。如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雲:「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的「汾水注」中也記載「堯都平陽」。平陽即位於今山西省臨汾市,這是有關堯都位置的最明確的記載。

但陶寺遺址中出土的鼉鼓與竹鼠遺骸,為探討堯都遷移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一)

考古發掘在陶寺遺址出土的眾多龍山文化時期遺存中,值得提及的有鼉鼓和竹鼠。這兩類出土物對於認識陶寺遺址人群的來源有重要意義。

鼉鼓是用鼉皮做鼓。鼉即揚子鱷。用揚子鱷的皮做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現象。

「鼉鼓」一詞,最早見於《詩經·大雅·靈台》篇,有「鼉鼓逢逢」一語,表明周人在靈台上進行祭祀時是用鼉鼓作為樂器,擊打鼉鼓發出嘭嘭的聲音,產生一種莊嚴的感覺。靈台為周人祭壇,位於周人都城豐地(今陝西西安)。《史記·李斯列傳》中有「樹靈鼉之鼓」,表明可能秦代在黃河流域還用揚子鱷的皮冒鼓。用鼉皮做鼓,是中國古代很有特點的一種文化現象。

一種文化現象的形成,應當是和特定的環境有關。鼉鼓文化的形成,首先應當和揚子鱷的分布有關,應當是在有揚子鱷大量分布的區域,而且是經過很長時間形成的。揚子鱷屬爬行類,今天分布在長江以南的皖南,棲息在江湖水體的岸邊。揚子鱷生存的環境需要較溫暖的亞熱帶氣候和多湖泊沼澤的環境。位於今山東省西部的黃河下游沖積平原,有可能是鼉鼓文化的發祥地。古代黃河下游沖積平原湖泊沼澤很多。如位於今山東西部地區的平原就有著名的大野澤等諸多湖泊。在距今8000～3000年期間,全球氣候較今天溫暖得多,被稱為全新世中期或全新世大暖期。在這一溫暖時期,亞洲象、犀牛、水牛等喜暖動物分布到華北地區。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象、犀牛等喜暖動物遺骸,同時根據甲骨文中有關殷商時期獵象的記載表明,當時在黃河下游有喜溫暖的亞洲象棲息。這些事實表明,全新世中期亞熱帶北界在北緯40°甚至更北,黃河下游沖積平原的氣候要比今天溫暖濕潤得多。因此,揚子鱷分布的北界也會比今天大大偏北。在全新世中期,氣候溫暖、湖泊沼澤廣泛分布的黃河下游沖積平原和黃河與淮河之間的沖積平原,為揚子鱷提供了極好的生存環境。

鼉鼓文化出現於何時,現在尚無考古證據。但在山東兗州王因遺址和在大汶口遺址出土有揚子鱷的遺骸。這可能是中華民族先民獵捕揚子鱷的最早的考古證據。考古發現的這些揚子鱷遺骸可能與鼉鼓文化有關。出土的這些揚子鱷的遺骸表明,早在5000～6000年前時期,先民已在獵捕揚子鱷了。揚子鱷的皮非常堅韌,並不適合做保暖和護身用品,但用來做鼓卻是很好的材料。因此,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先民獵捕揚子鱷,很可能是取其皮用來做鼓用的。鼉鼓文化很可能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出現。

值得討論的是陶寺遺址出土的鼉鼓。但陶寺遺址所在的地區,不具備形成鼉鼓文化的環境條件。雖然陶寺遺址的時代在4000多年前,屬於全新世中期,氣候要比今天溫暖濕潤得多,但根據對陶寺遺址的花粉研究結果,當時植被為暖溫帶落葉闊葉林,長著油松以及多種闊葉樹,有樺、鵝耳櫟、栗、椴、榆,還有榛等灌木,這些植物所反映的是暖溫帶的氣候,綜合這些事實,可以認為,陶寺遺址的時代臨汾地區的氣候大致屬於亞熱帶與暖溫帶的邊界地帶。陶寺遺址中出土有鱷魚遺骸,表明這裡當時可能有揚子鱷生存,但考慮到這裡地處亞熱帶和暖溫帶的交界地帶,對於揚子鱷的生存來說,並不是最優越的環境,這裡當時不可能有大量的揚子鱷。因此,臨汾地區不可能是鼉鼓文化的發祥地。從氣候環境而言,全新世中期最適合揚子鱷生存的地區當在江淮和黃河下游地區。作為龍山文化後期的陶寺遺址中有鼉鼓,很可能這裡的鼉鼓文化是從黃河下游地區的人群向這裡遷移而帶來的。能將一種文化從一個地區帶到另一個地區而被保持和延續,必須有數量很多的人群,才能保持原來文化的特色。如果是數量較少的人口遷移,原來的文化將會消失,而被所遷移地區的文化所同化。陶寺遺址鼉鼓文化的存在,表明龍山文化時期從魯西地區向臨汾地區有較大規模的移民活動。

(二)

陶寺遺址中出土的竹鼠遺骸,也可說明陶寺遺址的人群是從黃河下游地區遷移來的。

竹鼠現分布於江南多竹地區。今天江南多竹地區的人們,也很喜歡獵捕竹鼠食用,因竹鼠的肉很肥美,被視為山珍。而陶寺遺址所在的臨汾盆地,在龍山文化時期雖然可能有竹鼠棲息,但根據對該遺址文化層中花粉的研究,當時這裡的植被為暖溫帶落葉闊葉林,並不是亞熱帶植被,因此,竹子在這裡雖然有可能生長,但數量少,因此,竹鼠在這裡不可能很多。原來土著在這裡的人群,不可能有吃竹鼠的愛好,這裡有很多其他食草動物可以獵捕,如鹿等。正如西北或青藏高原上,雖然也有水體,其中也生存著魚類,但這裡水體很少,魚也很少,古代生活在這裡的諸民族,多沒有吃魚的習慣或愛好,甚至將魚視為怪物或神靈,只是近年才逐漸也吃魚。陶寺遺址的居民獵捕竹鼠,無疑是食其肉的,因竹鼠除了可供食用,別無其他價值。筆者認為,陶寺遺址的先民食竹鼠的愛好,表明這裡的居民,不是原來的土著人群,而是從黃河下游多竹地區遷移來的。很多事實表明,古代黃河下游地區氣候溫暖,竹子的分布的北界在今天的黃河以北,因此,古代魯西地區竹林分布當會較廣泛,吃竹鼠更應是這裡人們的愛好。雖然迄今還沒有在黃河下游地區的考古遺址中有竹鼠的遺骸發現,但今後考古研究有可能會在齊魯大地古代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發現竹鼠的遺骸。筆者認為,陶寺遺址中竹鼠遺骸的出土,也表明該遺址中的居民是從黃河下游地區遷移而來的人群。

(三)

一些歷史文獻的若干相關間接記載,也可為堯的政治中心曾從魯西地區遷移到山西臨汾地區提供旁證。

《漢書·地理志》記載:「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成陽,有堯[冢]靈台。《禹貢》雷澤在西北。」其中雖然沒有記載堯都,但記載靈台為古代祭祀用的祭壇。《詩經·大雅·靈台》篇,即描寫周人在祭壇上進行祭祀的情景。堯的靈台,表明這裡是堯的政治中心,即堯都所在。《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濟陰郡成陽的堯冢或靈台,位於今魯西地區。

宋代司馬光在《稽古錄》中記載帝堯「初封於陶,後改為唐,故曰陶唐氏。」這一記載表明,作為堯的初期政治中心的陶和後來政治中心的唐,應是兩個地方。但司馬光並未明確交代他所記載的「陶」位於哪裡。很可能「陶」的位置在他的時代或對於他而言是明確的,故他沒有必要進行交代。

陶作為地名,最早見於《禹貢》,酈道元在《水經·濟水注》中又詳細地考證其方位。據酈道元所記述,《禹貢》中的「陶」即陶丘,位於魯西的定陶,即今天菏澤地區的定陶。

司馬光《稽古錄》所記載的堯將政治中心從陶遷移到唐,此「唐」究竟在哪裡?迄今在臨汾地區發現的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內涵最豐富的龍山文化的陶寺遺址,就是「唐」的所在。

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指出,陶寺遺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因素,這一事實,為陶寺遺址的人群是從魯西平原遷移而來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學證明。

堯為什麼將其政治中心從位於今山東省西部的黃河下游沖積平原的陶,遷移到今山西省的臨汾地區呢?

首先,應當指出古代的陶,所處位置和環境條件是較優越的。這裡地處華北大平原,屬黃河沖積扇的前緣,土壤肥沃,河網縱橫,灌溉方便。據《水經·濟水注》,古代有濟水流過。濟水在這裡分出一支流經菏水,向東南流去,注入泗水。這樣一來,以陶為中心,通過菏水和濟水,形成四通八達的水網,故陶被司馬遷稱為「天下之中」:「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數千金……」(《史記·貨殖列傳》)陶在古代作為政治中心,是有其地理基礎的。堯的部族在這裡興起和發展是有其道理的。

堯將其政治中心從魯西地區遷移到臨汾地區。這一遷移,即使從今天的角度看,也是一次規模很大的遷徙。從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看,這是很了不起的遷徙,是一次重大的社會事件。這樣的大遷徙,如果沒有特別重大的原因是不會輕易進行的。在有關堯的文獻中,沒有關於戰爭的記載,因此可排除戰爭的原因。在古代文獻中,記載堯的時期發生嚴重的洪水災害。《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顯然,如此嚴重的大洪水可能是導致堯將政治中心遷移的原因。

現有研究表明,堯的時期正是地理學上所稱的全新世大暖期。這一時期,氣候溫暖濕潤,而且氣候並不穩定,存在劇烈的波動,有多雨時期和洪水發生。尤其地處黃河下游華北大平原上的陶丘,地勢相對低洼,是豫東和魯西地區降水匯聚之地,古代有大野澤,就位於定陶附近。另外,陶丘所在地區也是黃河泛濫區。當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中期,氣候急劇增溫變暖,導致華北地區降水有較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這裡內澇積水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同時,黃河水量也比今天大得多,洪水也會變得更頻繁。在堯的時期,陶丘所在地區的內澇和頻繁的黃河洪水,是堯將其政治中心遷移的主要原因。《堯典》《史記·五帝本紀》《稽古錄》中關於堯時期大洪水的記載,可能正是反映了這一氣候環境背景。古文獻中關於堯將政治中心遷移和大洪水的記載,有其真實的氣候環境背景,並非虛構。

(四)

為了躲避黃河下游的大洪水,堯將其政治中心遷移至唐,即今臨汾地區的陶寺遺址所在。這裡地勢平坦開闊而又高亢,自然環境優越,被堯選為政治中心,也是有其道理的。

堯選擇今臨汾盆地作為其政治中心,將政治中心遷於唐,促進居住在不同地理環境的人群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論證了堯的政治中心從魯西地區遷移到山西臨汾地區,一方面說明齊魯大地古代的東夷文化,對於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曾有過重要貢獻,這對於今天齊魯大地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堯時期的大洪水,表明魯西地區由於地勢低洼,在歷史上易受洪水災害。不僅堯舜禹時期是如此,就是有文字記載的兩千多年來,頻繁的黃河水患,也多次危及魯西地區。因此,防治洪水災害,對於魯西地區來說,特別是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已是不爭的事實,全球氣候呈現不穩定態勢,發生洪水災害的概率,比以往歷史時期可能會有增加,因此,防治洪水災害,也是可供魯西地區借鑒的歷史經歷。

來源：大眾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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