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
原標題：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情況非常複雜，一前一後各有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時期，前者秦漢王朝時期，奠定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王朝格局；後者隋唐帝國時期，鑄就了以中國為核心、華夏文明為傳統的東亞秩序文明圈。三國魏晉南北朝夾在兩個大統一帝國時期之間，處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戰爭與分裂時期。這一時期中原擾攘、神州蕪穢，歷史事件千頭萬緒，文化面貌多元雜糅，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東亞大陸的核心地帶相互融合、碰撞、裂變。戰亂造成人口大面積、大範圍地移動，晉室衣冠南渡、胡族逐鹿中原、西域宗教信仰紛至沓來，直接導致這一時期的文化面貌呈現出萬千星斗競相輝映的局面。
2015年，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顯著。中原地區的大型遺址，作為都城的不同時間段的帝國核心，有著學術價值可觀的重要發現；一般城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大面積開花，成果卓然；在邊陲地區，跨文化地域的考古發掘，為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提供了珍貴的研究素材。
研究方面的收穫，主要體現在對以往構建理論的不斷探索和深化，使之進一步豐富或改進。第一，在都城考古方面，都城制度的研究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進展，逐步對以往的認識有所調整、糾正或者重新定義。第二，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與其社會一樣正處在一個變革時期，自俞偉超先生提出「晉制」說以來，學界多承其衣缽，在材料逐步豐富的基礎上踵事增華；尤其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晉制」理論的內涵，以齊東方先生為代表，對其理論在更深層次進行闡發。第三，社會在動蕩、文化在碰撞、思想在激蕩，多元文化的融合交匯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的重要特色，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成果顯著增加，研究視野擴展到整個東亞大陸，乃至與中亞、歐洲腹心地帶的比較。第四，有別於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考古有一個重要的學科分支——墓誌研究，作為一大亮點其研究逐步深入，從原有的經史互補的研究習慣中逐步突破出來，譜牒世系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墓誌研究不再滿足於兩重證據法的研究現狀，開始向史學史方面挺進。第五，與其他領域一致，這一時期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也大量引進了各種科技手段，技術考古在其中多有貢獻，誕生了一大批喜人的成果。
一 都城和其他遺址的發現與研究
（一）都城遺址
從年代上講，三國魏晉南北朝自曹丕禪漢代魏開始，至北周覆亡隋朝建立，凡361年。其間累計建立政權29個，不同等級的都城遺址分布在不同區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後，不約而同地彰顯其國統正朔之訴求，這個時期進入一個蔚為壯觀的造城運動時期。都城制度在這場運動中不斷地被探索、被定型，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都城考古將是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的一個重要節點。
2015年度出版的徐蘋芳《中國城市考古學論集》中，徐蘋芳先生強調了古代城市考古學與古代史之間密切的關係。而城市考古中最重要的環節，則是都城遺址的考古。
1.漢魏洛陽城
在河南洛陽漢魏故城太極殿遺址發掘的基礎上，北魏宮城太極東堂遺址又有新的發現，明確了東堂殿基的規模範圍、形制布局、建築時代以及其與主殿太極殿的關係。此次發現與之前發掘的太極殿主殿台基，共同構成了魏晉至北魏宮城中最核心的宮室建築群，確定了太極殿主殿與太極東、西堂東西並列三殿的總體格局，完善了對該建築群建造與沿用時代的整體認識。太極殿主殿與東堂台基的時代序列大致相當，其始建年代均可上溯至三國曹魏時期；迨至北魏沿用其主體格局，並有所改建；北魏分裂之後，洛陽城頓成廢墟，到北周宣帝時期，對該建築群又進行了大規模改建，但據發掘情況結合文獻記載，此次改建並沒有完成。綜合分析，太極殿及太極東堂遺址的發掘，為研究漢魏洛陽城的宮城形制演變和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發現北魏宮城太極東堂遺址》，《考古》10期）。
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極」的太極殿，其主殿與東西堂東西並列的形制布局，以及太極殿為大朝、太極東堂為常朝的宮室制度，均創始於曹魏時期，影響了後世諸朝的宮殿樣式和形制；從太極殿的發掘收穫，再回溯到此前十餘年該城宮城南區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確定了曹魏至北魏以宮城南門閶闔門為起點、經由二號和三號宮門至太極殿的宮城軸線，為進一步探索中國古代都城的單一宮城形制和「五門三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基礎資料。
以往對北魏洛陽外郭城裡坊曾有過較多復原研究，鄭君雷通過考古與文獻資料再次進行了探討，主要從坊里、道里、營建里幾個概念的尺度出發，對目前郭城東西牆復原中的問題進行了辨析，由此進一步釐定了東郭城以及建春門諸石橋的位置關係，同時認為南郭城過洛河存在有規劃的里坊，記載的320坊當為規劃數，而220里則是實有里坊數（鄭君雷《北魏洛陽外郭城復原研究的初步檢討》，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2.六朝建康城
王志高將其多年來江蘇南京六朝建康城考古研究的論文結集成冊，總結和回顧了六朝建康城考古發掘的心路歷程，許多論文對六朝建康城的建制、布局、城市建設等有較深入的研究，基本復原了六朝都城——南京的風貌（王志高《六朝建康城的發掘與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
江蘇六朝史研究會組織的「六朝建康城東方大都會」國際高層論壇，是研究六朝建康城的學術盛會，張學鋒對會議發言進行了總結（張學鋒《「六朝建康城東方大都會」國際高層論壇會議總結》，《南京曉庄學院學報》7期）。
樓勁認為經過歷史、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他對建康城的四至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角度，認為從建康城禮制建築遺址的文獻記載出發，進一步細化建康宮、城方位的參照系；同時還對建康城的朝向問題提出了個人見解（樓勁《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新階段》，《南京曉庄學院學報》7期）。
日本學者佐川英治基於近年建康城的考古工作，首次對建康城和日本藤原京進行了比較研究，並提出了六朝江南文化的新論點（[日]佐川英治《六朝建康城與日本藤原京》，《南京曉庄學院學報》7期）。
張學鋒在對六朝建康城研究基礎上，以建康城為中心，旁及曹魏鄴北城、北魏洛陽城、東魏北齊鄴南城、隋唐長安城，指出這一時期出現的「中世紀都城」的形制特點。都城經過嚴格規劃，坐北朝南；宮城位於中軸線北端，衙署位於宮城之南，里坊構成的外郭城三面包圍宮城；宮城以北設立禁苑。認為中世紀都城是中國傳統都城制度與草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張學鋒《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8期）。
3.鄴城
牛潤珍《古都鄴城研究——中世紀東亞都城制度探源》（中華書局），系統講述了鄴城的歷史變遷和都城制度對東亞都城的影響。
4.統萬城
在陝西靖邊縣統萬城的一南一北，分別發現一組大型夯土基址，均在距離城址2千米~3千米以外。統萬城以南的夯土基址由3個方形夯土台基組成，邊長36米~37米；夯土台基有著巨大的地下夯土基礎；夯土台基外有一周圍牆。城北的夯土基址也由3個夯土台基構成，2個圓形台基、1個方形台基。發掘者認為上述夯土基址的性質可能與赫連大夏國的祭祀習俗相關（《榆林考古接連有重大新發現》，《榆林日報》10月30日）。
5.國內城
吉林集安市國內城遺址是高句麗時期的第二座王都，也是高句麗都城史上歷時最久的平原城址。趙少軍分析國內城城垣北牆遺迹東北牆角的剖面，認為國內城的北牆及東牆局部，在高句麗時期存在一次大規模的補修，其最大特徵是在城垣內側完成（趙少軍《國內城城牆修築問題探討》，《東北史地》2期）。
6.其他皇家遺址
在都城遺址之外，研究者將視野拓展到都城以外與皇家功能息息相關的建築遺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武川縣榆樹店古城的考古調查結果認為，該古城應該是北魏陰山行宮廣德殿遺址（張文平、袁永春《考古調查確認北魏陰山行宮廣德殿舊址》，《草原文物》1期）。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壩頂圜丘遺址的考古調查顯示，遺址底層為長方形夯土台基，其上有三層圓形台基，認為該遺址是附屬於北魏行宮阿計頭殿的祭壇遺址［袁永春、張文平《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壩頂圜丘遺址性質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36卷5期］。
（二）城鎮及其他遺址
城市考古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的重要內容，除洛陽、建康等都城遺址外，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視角的拓寬，地區性城鎮邑聚遺存也成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區域考古調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遺址重見天日。
嚴輝通過文獻和考古調查結合的方法，對河南伊洛河流域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古城、古聚落進行了全面梳理，析出《水經注》古城邑聚記載凡83處、《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凡84處，勘核後確定約122處。認為該區域內都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清楚，但是郡縣、鄉亭、聚邑、塢壘、關津等資料尚不明晰。對比考古調查與發掘的29座古城邑資料，認為考古工作還有深入的空間，建議設立課題解決（嚴輝《伊洛河流域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古城、古聚落匯考》，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作為地方性城址的代表，江蘇揚州市蜀崗上古代城址資料的公布，確證了六朝時期廣陵城的存在。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廣陵城經曆數次興廢，而考古資料卻一直暫付闕如，2015年度揚州城的考古工作是一大突破。其北城牆東段夯土牆體的發掘解剖，發現的六朝時期夯土最高殘存1.2米，是在漢代夯土城牆內側加寬1.7米形成；而唐代夯土則又是在六朝及以前牆體之上兩側增築加寬而成。六朝廣陵城城垣地望的確定，為下一步全面考察六朝廣陵城提供了重要線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揚州城遺址考古發掘報告（1999~2013年）》，科學出版社）。
漢唐薊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頭，近年不斷有新的發現。胡傳聳對近年來北京地區漢唐薊城考古工作進行了回顧，考古發現的薊城城垣之下疊壓著東漢時期的墓葬，可以確定薊城的年代不早於東漢，很有可能是魏晉至隋唐時期的薊城遺存。隨著西晉華芳墓誌和其他唐代墓誌的出現，魏晉至隋唐時期薊城的位置、規模也基本已經確定下來（胡傳聳《北京漢唐考古回顧與展望》，《北京文博文叢》2輯）。
在遼寧瀋陽市老城區地下，埋藏著一座古城——宮后里古城，以往學者一致認為其與《漢書·地理志》中遼東郡的侯城縣相關。近年來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不斷考古發現有關古城的詳細信息。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確定了這座古城的四至範圍，結合勘探發掘資料，認為宮后里城址始建於戰國中晚期，東漢中晚期至魏晉時期興盛，魏晉之後基本廢棄（趙曉剛、姜萬里《瀋陽宮后里城址芻議》，《東北史地》2期）。
四川蘆山縣姜城遺址是一座漢魏時期的古城遺址，近年來陸續出土一些經過改用的殘碑，分別是《楊君之名殘碑》《趙儀碑》《「十四年」殘碑》。郭鳳武等對新近出土的《故府張君之碑》考釋研究，認為碑主人應該是東漢晚期到三國蜀漢時期，曾官至蜀漢雲南太守的漢嘉人張休；結合其他殘碑的情況，研究者認為這些殘碑是延熙十一年（248）被重複利用於築城（郭鳳武、吳偉《四川蘆山縣姜城遺址新出土〈故府張君之碑〉初探》，《四川文物》6期）。
唐際根等對江西萍鄉縣蘆溪古城考古勘察，古城平面呈不規則近圓形，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牆垣寬度為18米~20米，系紅色土堆築於地面之上，內夾大量砂石。調查者認為古城的年代很可能早至三國時期，並將該古城與孫吳時期修建的萍鄉縣城聯繫起來（唐際根、鄒松林、常淑敏《江西省萍鄉蘆溪古城勘察簡報》，《南方文物》4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策勒縣斯皮爾古城的考古工作又有新的發現，古城平面呈矩形，年代約為魏晉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隊《新疆策勒縣斯皮爾古城的考古調查與清理》，《考古》8期）。
日本學者關尾史郎綜合甘肅高台縣境內的古墓群、畫像磚、出土簡帛以及分布的古城址等考古資料，提出了發展「高台學」的學術呼籲。認為高台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對於了解河西地區的歷史文化構成有重要意義。同時指出，魏晉時期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住著粟特人，這裡成為他們前往內地的中轉站，這對從城址考古研究角度探索東西方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意義（［日］關尾史郎著，王蕾譯《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義——推進「高台學」》，《河西學院學報》31卷1期）。
魏堅《牛川古城與北魏六鎮》的報告，介紹了近年在內蒙古考古調查發現的一些古城，有四子王旗庫倫圖城卜子古城、察右中旗土城子鄉元山子古城、達茂旗希日穆仁城圐圙古城和察右後旗克里孟古城，而克里孟古城應該就是牛川古城。同時還結合文獻以及周圍軍鎮的設置，認為克里孟古城在北魏帝國的軍事防禦以及皇帝北巡中扮演重要角色。韋正介紹了河北尚義土城子古城的調查收穫，認為該城址是北魏北部邊疆東部地區最大的城鎮遺址，推測為六鎮中的柔玄鎮（包桂紅、程鵬飛《「草原游牧民族與絲綢之路暨中蒙聯合考古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草原文物》2期）。
二 墓葬的發現與研究
（一）「晉制」的有關討論
囿於文獻，傳統考古學在研究之初就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影響，認為所謂的「晉制」就是「薄葬」的代名詞。這一點，從俞偉超當年將單室墓作為「晉制」的主要因素考量，應該就是產生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之下。然而，作為一個大時間段內的墓葬制度理念，如果僅僅用薄葬來解釋，顯然不夠完善。
齊東方在關於「晉制」問題的進一步討論中，深刻剖析了構成「晉制」內涵的四個概念：喪葬觀念、喪葬習俗、喪葬禮儀、喪葬制度。同時認為晉制的存在與否，應該從這四個要素的動態形成過程來觀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樹首開先河，西晉墓葬承其流風，衣冠南渡之後，以中原為正朔的東晉王朝繼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確定，魏晉時期由於上層觀念的轉變，使得原有的喪葬觀念受到衝擊動搖；原來東漢時期前堂後室的墓葬形式發生了改變，原有的橫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喪祭禮儀的轉變；漢代墓葬中習見的日用品組合，在魏晉時期逐步向祭奠儀式感強烈的用器過渡；牛車、陶俑、儀仗組合成為兩晉墓葬的普遍風尚，並逐步被社會各層面接受，進而形成群體記憶而被固化成為一種習俗。至於習俗如何確定成為禮儀和制度，作者引述了大量文獻加以佐證，從概念方面為「晉制」的研究構建了一個完善的制度體系（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報》3期）。
作者之所以剖析「晉制」的內涵與外延，應該是對於目前學術界對「晉制」理論濫用的反思。而事實上，魏晉時期之後的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陸沉、戰亂頻仍，草原、西域、宗教的因素大量注入墓葬文化之中，墓葬制度在這兩個時期的巨大變化，更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多元化的墓葬文化則更可能是影響隋唐墓葬制度的源頭。
劉振東對晉制的探討，認為就墓制而言，曹魏制度是對漢制的顛覆，而晉制則是對曹魏制度的繼承和改造。其主要從墳丘墓即封土墓葬的角度出發，對漢魏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等級制度進行歸納綜述。其將魏晉時期歸結為中國古代墳丘墓的衰落期，從地面設施、墓葬形制以及隨葬品三個方面對曹魏時期的墓葬加以論述。認為地面設施「不封不樹」，是曹魏墓制與兩漢時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區別。從墓葬形制方面比較，曹魏時期的墓葬埋藏較深、墓葬規模變小、墓內裝飾趨於簡單化，平面形狀發生些許變化（劉振東《冥界的秩序——中國古代墓葬制度概論》，文物出版社）。
值的肯定的是，其認識到曹魏與西晉墓葬之間的不同，同時將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分別定義。顯示了在其研究過程中，認識到這一個歷史大時期內，各個時間段、不同地域墓葬文化所體現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說，所謂的晉制是一個不斷嬗變的動態進程。
霍巍對晉制的探討，不僅局限在墓葬內，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到了墓葬周邊。其通過分析六朝墓葬外神道瑞獸形象的演變規律，進一步闡述了墓葬從「漢制」到「晉制」的轉變機理。其中六朝墓葬神道石刻瑞獸的出現，與漢代開始出現的城門、宮門、墓門的守護性石獸應該有所關聯；而漢代的石獸可能與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以後，「西方」文化因素的影響有關。而六朝獅子圖像進入墓室內部，與地面石獸相互呼應，形成從外到內、由表及裡的一套瑞獸系統，這一研究是對「晉制」特點的重新闡發。這種新特徵是對漢代「四神」傳統的革新與嬗變，其是在傳統基礎之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在當年俞偉超先生提出「晉制」理論的基礎之上，霍巍認為「晉制」的探討，除了墓葬形制的演變之外，亟待從更多方面加以考量（霍巍《六朝墓葬裝飾中瑞獸的嬗變與「晉制」的形成》，《考古》2期）。
（二）帝王陵墓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1.三國曹魏陵墓
2009~2010年，曹休墓的發掘為了解曹魏時期貴族墓葬的排列布局提供了標尺性的依據，嚴輝在其基礎上與曹魏高陵橫向對比研究，認為曹休墓的發掘有助於解決曹魏帝陵的問題，繼而表明對文帝首陽陵地望的傾向性意見——可能在河南偃師市邙嶺鄉趙坡村附近。耿朔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出發，通過對「首陽山」和「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稱的辨析，對首陽陵的相對位置進行了研究。認為曹魏主陵區不同於西晉帝陵在首陽山以南，應該在首陽山主峰以北地區尋找（耿朔《首陽山小考——兼談魏文帝首陽陵位置問題》，《北方民族考古》2輯）。
2.六朝陵墓
江蘇南京市棲霞區獅子沖發掘了2座南朝大型磚室墓，墓葬位於象山南麓，東西並列，均坐南朝北，墓坑間距僅10米，墓室規模龐大。據調查和勘探，兩墓與獅子沖的神道、石獸、陵垣共同構成一座完整的陵園。根據兩墓封土之間的疊壓關係判斷，M1的營建年代晚於M2。墓室磚壁上均發現拼接整齊的磚印壁畫，其中1號墓的「竹林七賢」磚印壁畫在全國範圍內罕見。2座墓葬中出土磚上的紀年分別是中大通二年和普通七年，發掘者認為2座墓葬的墓主分別為梁昭明太子（M1）及其生母丁貴嬪（M2）（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棲霞獅子沖南朝大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4期）。
此兩座墓葬的發掘，糾正了學術界長久以來認為獅子沖神道石獸為宋文帝長寧陵，或者陳文帝永寧陵列置的學說，同時也驗證了王志高之前對這兩座大墓墓主身份的研究推測。
許志強、張學鋒對獅子沖南朝墓主身份的判定進行了詳細闡述，總結了前人關於獅子沖石獸及墓主身份的研究，同時結合對墓葬形制規模的考察與比較研究，認為獅子沖南朝墓與此前發掘的甘家巷6號墓、老米盪梁墓等棲霞山地區南朝墓葬基本相同，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而從磚印壁畫尤其是「竹林七賢圖」的橫向比較研究出發，認為獅子沖墓葬的規格與西善橋油坊村大墓、宮山大墓、建山金家村大墓、胡橋仙塘灣大墓一脈相承，應該屬於帝王級別的墓葬。最後通過文獻的梳理論證，綜合認定兩座大墓墓主人分別是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貴嬪（許志強、張學鋒《南京獅子沖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討》，《東南文化》4期）。
以往經過科學發掘的六朝帝陵少之又少，早年一些被推定為帝陵的大墓，墓葬信息多不完備，造成了目前六朝帝陵定名的不確定局面。此次發掘的獅子沖大墓之所以引起重大關注，關鍵在於墓葬的信息較為全面，不僅為六朝帝陵的確定提供了參考系，同時從墓葬出土各類遺存的剖析，對比其他性質相近墓葬，可以更全面了解六朝帝陵埋藏制度的內涵。
王志高《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論文集中，有多篇研究六朝帝陵和貴族墓葬的文章值得重視。其中，對南京甘家巷西梁始興郡王蕭憺神道之東的一對南朝石獸進行了研究，指出以往學界認為其與鄱陽郡王蕭恢有關的觀點不確。其通過對石獸的造型、裝飾風格的對比研究，同時考慮到與家族其他成員的位置關係，認為該石獸極可能是在世子始興嗣王蕭亮墓前列置的（王志高《南京甘家巷「梁鄱陽王蕭恢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辨正》，《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
劉慶柱先生在為王志高《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論文集的著序中，強調說明了帝陵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帝王陵墓與都城研究共同構成了古代都城「二元」文化的物化載體，研究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啻是在研究地下的都城制度。所以，帝陵的研究要與都城的研究互相呼應才能相得益彰。
（三）一般墓葬的考古發掘
齊東方指出，喪葬觀念只有普及到社會各階層，才能成為時代的特徵；而構成時代總體文化面貌的，絕大多數是一般人群社會。從這個意義講，對一般墓葬的研究關注，是各個時期墓葬研究的共同命題，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不例外。2015年度，各地考古發掘層出不窮，新材料不斷湧現，使得這一時期的墓葬文化特徵不斷豐富與完善，相關研究也逐步深化。
北京大興區發現2座北朝墓葬，通過墓葬中的銘文磚可知，墓主人名韓顯度，祖籍樂浪郡朝鮮縣，下葬於元象二年（539），這座北朝墓葬為本地區的墓葬研究樹立了時間標尺（張景華、李韻《北京發現大型古墓葬群》，《光明日報》3月17日）。
煙台市博物館在山東煙台龍口市發掘東漢至魏晉時期墓葬7座，均為帶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墓室均為穹隆頂。由於破壞嚴重，棺槨制度和葬式不清楚。主要隨葬品有白陶和釉陶器（孫兆峰《山東煙台發現戰國至魏晉大型墓葬群》，《中國文物報》7月17日）。
河北贊皇縣北魏李仲胤夫婦合葬墓是北朝趙郡李氏家族墓中的一座。根據墓誌記載，夫婦埋葬時間相差27年，墓葬發現有二次葬的遺迹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贊皇縣北魏李仲胤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8期）。
北魏李翼夫婦合葬墓為長斜坡墓道單室土洞墓，墓主歿於河陰之變，永熙三年與其夫人一起遷葬到此，墓為二次葬，隨葬品組合完整、布局清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隊《河北贊皇縣北魏李翼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12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發掘資料予以公布，壁畫墓為單室磚室墓，在墓葬周邊發現有墓園圍牆遺迹。墓內發現大面積壁畫，題材分別有神仙故事、馬匹交易、圍獵、出行等內容。墓葬的發掘為討論北朝忻州地區墓葬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該壁畫墓一度曾經被認為與爾朱榮的墓葬有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考古》7期）。
山西大同市恆安街發掘1座北魏墓葬，墓為偏室土洞墓，墓葬中銘文磚寫有「崔令珍妻韓法容」。墓葬中出土的金耳飾與1978年阿富汗席巴爾甘地區出土的大夏貴霜時期墓葬的金耳飾十分相似，反映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恆安街北魏墓（11DHAM13）發掘簡報》，《文物》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晉陽古城東南側發掘一批古代墓群，其中北齊墓葬22座，均為拱頂土洞墓。依據天井的有無與多寡，可以初步了解有不同等級的墓葬。M20出土的「齊故楚州刺史趙公銘」墓誌，可知墓主的身份與年代。由此可以大體推斷該處墓地的年代當在河清三年（564）前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太原開化墓群2012~2013年發掘簡報》，《文物》12期）。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烏審旗郭家梁村發現的北朝時期4座墓葬資料，發掘者認為墓葬或與北魏時期鐵弗匈奴有關（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烏審旗郭家梁村北朝墓葬發掘報告》，《華夏考古》2期）。
內蒙古自治區伊和淖爾墓群地處渾善達克沙地南緣的一處丘陵谷地中，2014年發掘2座北魏時期墓葬。墓葬為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長方形，直壁拱頂。室內放置有木棺，墓主為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北，入葬時身裹毛氈。出土有金銀器、銅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絲織品等珍貴遺物，墓葬年代大致為北魏平城時期。這批墓葬集鮮卑文化和歐亞草原文化因素於一體，為研究北魏時期草原絲綢之路、邊疆地區歷史民族關係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陳永志、宋國棟、庄永興《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墓群再次發現北魏貴族墓》，《中國文物報》3月13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彭陽海子塬墓地於2010年在西北大學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共同合作下，發掘1座北魏時期墓葬（M14），出土的薩珊卑路斯銀幣為探討高平經平涼至安定段的絲綢之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學資料（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海子塬北魏、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3期）。
《北燕馮素弗墓》發掘報告在發掘多年以後，2015年度得以發表。根據墓葬形制，出土的步搖金葉、龍首提梁器、印章等綜合考慮，推斷這兩座墓葬應該是十六國時期北燕國宰輔馮素弗及其妻屬的墓葬（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北燕馮素弗墓》，文物出版社）。
遼寧遼陽市苗圃漢魏墓地中，發掘1座紀年為西晉「太安三年」的壁畫墓。墓葬為大石板砌築的多室石室墓，為本地域傳統的築墓方式。明確的紀年銘文，使該墓可以成為西晉時期遼陽壁畫墓的代表。此墓利用漢墓的建築材料改建，這是魏晉時期山東地區的習俗，發掘者認為這體現了西晉遼陽與山東的文化交流（李海波、劉潼、徐沂蒙《遼陽苗圃漢魏墓地紀年墓葬》，《北方民族考古》2輯）。
江蘇省南京市雨花台區鐵心橋小村發掘2座南朝墓葬，其中M1有竹林七賢內容的畫像磚（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雨花台區鐵心橋小村南朝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期）。
同在雨花台區，華為南京基地發掘了一座土坑豎穴磚室墓，出土了較豐富的隨葬物，其中1件小金罐引人注目（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華為南京基地南朝墓M36》，《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
南京市雨花台區板橋街道發掘兩座西晉時期紀年墓，分別為元康七年（297）和永寧元年（301）。M8出土的銘文磚記錄了墓主身份及卒葬年月，是近年來六朝墓葬的重要發現（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橋新凹子兩座西晉紀年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
同在板橋地區，南京市考古研究所還發掘5座六朝時期墓葬。其中南朝中晚期的M1中出土的滑石印章，確定了墓主身份。發掘者認為該區域大型墓葬較為集中，應該是南朝時期帝室及世家大族的集中埋葬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橋張家窪南朝墓M1》，《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
南京市考古所在雨花台區鐵心橋鎮尹西村還發現4座東晉中期家族墓，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六面印章確定了墓主身份（陳大海《南京尹西村東晉家族墓》，《大眾考古》5期）。
河南洛陽吉利區濟澗發現1座北魏墓葬，墓頂在生土壁上減地雕出仿木結構的「人」字形屋頂形狀。墓內出土的銅具有強烈的北方草原因素，發掘者認為該墓主可能來自北方草原民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吉利濟澗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4期）。
河南淅川縣楊營村發現魏晉墓葬5座、南朝墓葬7座，從考古學層面反映了丹江中游地區社會人文和人地關係的變遷（咸寧市博物館《河南淅川楊營墓群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州市藍山縣五里坪發現漢至魏晉時期大型古墓群，共清理墓葬51座，其中土坑墓34座、磚室墓17座。魏晉時期墓葬數量較少，朝向多為西北—東南向，隨葬品以陶器為主，開始出現直口六系罐、盤口罐等（陳斌《湖南藍山五里坪發現漢至魏晉古墓群》，《中國文物報》11月20日）。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山大學北校區發掘14座磚室墓，其中4座為東漢三國時期，10座為晉南朝時期。東漢三國墓室為單隅順砌，墓室磚牆單薄，墓室低矮；東晉墓葬則為雙隅砌築，券頂為三層結頂，墓室裝飾有直欞窗等設施。東晉墓葬中布置有排水設施，甬道地面增加了窨井，東晉晚期墓葬墓道兩側砌築有排水磚溝，同時為了排水順暢，降低甬道平面，增加後室高度，呈現出由甬道到前室、後室逐級抬升的態勢。在10座晉南朝墓葬中，三組為「同塋異穴」，應屬於本地區這一時期「族葬」的主流形式。據對隨葬品分析，瓷器製作工藝受到北方傳統影響，有可能是東吳集團入主廣州地區的結果。此外，三國與南朝墓葬隨葬品組合存在連續性，這和墓葬結構上的變化基本一致，符合「族葬制」的傳統（廣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北校區磚室墓發掘簡報》，《廣州文博》8輯）。
此外，在廣州市麓湖公園還發現4座墓葬，均為券頂磚室墓。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綜合分析，墓葬的年代在兩晉至南朝中晚期（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廣州市麓湖公園晉南朝墓葬發掘報告》，《廣州文博》8輯）。
東漢末年以後，中原板蕩，戰亂頻仍，北方民族紛紛南渡之後聚族而居。在福建建甌市東峰村發掘南朝時期墓葬24座，其中九郎柯墓地出土的紀年銘文磚，基本上確定了墓葬的年代。這一發現，為研究閩中地區六朝時期漢人擴張和區域開發的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福建建甌市東峰村六朝墓》，《考古》9期）。
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在浦城縣石陂鎮發掘1座南朝券頂磚室墓，為閩西北六朝時期墓葬的區域研究增添了新資料（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等《浦城縣石陂鎮官山南朝墓清理簡報》，《福建文博》3期）。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嵩明縣發現兩座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封土石室墓，墓葬形製為橫列前堂式，墓室牆體和券頂有大小不一的石塊建構，墓葬出土有銅跪俑、人形金箔等器物。發掘者認為墓主可能為中原遷入的漢人，或是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當地土著（閔楠《嵩明出土魏晉南北朝銅跪俑》，《雲南日報》3月16日）。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在石柱縣陶家壩發掘1座六朝時期的刀把形磚室墓，由甬道、墓室構成。墓室內有宋代及後世的碎瓷片，發掘者認為可能與南宋盜墓有關。考慮到這一地區唐宋時期的葬俗，將這一現象解釋成為借室葬可能比較合適（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等《重慶市石柱縣陶家壩東漢六朝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期）。
2015年年初，陝西興平縣留位墓地發現南北朝時期墓葬5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道均朝南。一般由墓道、墓室兩部分構成，規模較大的墓葬有天井、過洞。在咸陽市底張鎮發掘南北朝時期墓葬12座，墓葬方向一致，形制相似，布局規律統一，應是家族墓地。大多數墓內發現多具骸骨，墓地隨葬品極少見，發掘者推測與遷葬或戰亂相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新收穫》，《考古與文物》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發表了2010年新疆庫車友誼路發掘的5座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資料。墓葬均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發掘者認為墓葬顯示的文化屬性與中原、河西地區關係密不可分，可能與當地的龜茲文化相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庫車友誼路魏晉十六國墓葬2010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4期）。
（四）一般墓葬的研究
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亂象紛呈的時期，各種文化的交匯融合，造成物質文化方面的精彩紛呈，墓葬方面亦概莫能外。對於此時期墓葬研究的關注點較多，民族特色是這一時期墓葬的一大特徵；同時，有一些特色夾雜著異域風情，是東西方文化通過絲綢之路、歐亞草原大通道等路徑進入之後，和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之後留下的文明火花。
遼東地區由於各種文化的雜糅，墓葬壁畫既有中土模式，也存地域特色。孫力楠對遼東地區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墓葬壁畫源流進行了研究，指出遼東地區的壁畫在題材上與中原地區大體一致，但在時間上有一定的滯後性（孫力楠《遼東漢至魏晉南北朝墓葬壁畫源流初探》，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張永珍對瀋陽地區的漢至魏晉墓葬進行了區域墓葬類型與分期方面的研究，其確定的四期為公孫氏割據時期，五、六期則從公孫政權覆亡延至兩晉之交（張永珍《遼陽瀋陽地區的漢魏晉墓葬類型與分期研究》，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韋正對被認定為拓跋鮮卑墓葬的單棺合葬墓進行了專題研究。從分布地域上，單棺合葬墓是以平城地區為中心，但可以經由內蒙古中部追溯至北部，時代上亦可以追溯到檀石槐聯盟時代之前。單棺合葬墓是具有拓跋鮮卑淵源且長期保留的一種葬俗，伴隨著拓跋鮮卑的南遷和社會的演化，多人合葬墓等原始葬俗逐漸被淘汰，而單棺合葬墓在平城地區被保留下來；而洛陽地區目前尚未有單棺合葬墓資料的出現，表明這種葬俗在洛陽地區被終止。作者認為單棺合葬墓葬俗的出現、流行和消亡折射了拓跋鮮卑的封建化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逐步漢化的過程（韋正《拓跋鮮卑的單棺合葬墓》，載內蒙古博物院等編《中國北方及蒙古、貝加爾、西伯利亞地區古代文化》，科學出版社）。
被推定為4—5世紀之交拓跋鮮卑族群的七郎山墓地人群性質重新引起了爭議，吳松岩通過研究認為該人群應該為北魏鎮民，很可能來自西北的羌戎降民部落（吳松岩《七郎山墓主人為北魏鎮民論》，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對墓葬壁畫和圖像學的研究，一直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南朝地區畫像磚墓的研究已經很多，2015年度發掘的獅子沖南朝大墓，出土的大量畫像磚及榜題銘文，為這些圖像的屬性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也是研究南朝帝陵陵墓制度內涵的重要資料。
在對南朝地區其他墓地圖像資料研究方面，浙江餘杭小橫山東晉南朝墓地以其墓葬數量而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對象。小橫山墓地東晉南朝墓葬112座，其中南朝畫像磚墓20座。韋正將小橫山墓地畫像磚題材分為7個類型，結合發掘出土位置，建立起圖像之間的前後關係。對小橫山M93券門上方朱雀磚的對比分析，認為應該是南方地區發現的唯一此類題材的畫像磚。針對羽人戲龍（虎）磚，認為該類畫像磚清晰展示了多磚拼嵌的大幅羽人戲龍（虎）畫像磚轉化為小幅單磚的演化線路，而小幅單磚上龍虎圖像之上添加的騎乘人物，使得圖像的本身意義更為清晰，可以與許多早期相關圖像聯繫起來。從本質上講，小橫山墓地中的圖像反映了世俗性的中國傳統喪葬觀念和禮儀制度。考慮到墓地的畫像磚樣式極有可能來自京城，推測墓地主人與首都建康應該聯繫緊密，作者列舉了可能與墓地主人相關的齊錢唐公主和梁人朱異。結合小橫山墓地的地望，同時探討了臨平湖與吳晉歷史變遷的關係（韋正《小橫山南朝畫像磚墓管窺》，載巫鴻、朱青生、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三輯，文物出版社）。
再把視線轉回到北方地區，北魏經歷了平城、洛陽之後，形成了一種在形式上沿襲晉制，在風格上草原與中土相互交融的墓葬文化特徵；迨至北魏分裂，王室播遷，鄴城與長安地區風格大相徑庭，其中鄴城地區的壁畫墓異軍突起，形成了全新的鄴城模式。區別於鄭岩在魏晉南北朝壁畫墓中提出的鄴城規制理論，楊泓先生從田野發掘中有關「鄴城規制」的考古遺迹和標本入手，按照都城規制、建築創新、墓葬規制、佛教藝術等幾個方面，分別討論了鄴城規制出現的文化背景，並認為鄴城規制對隋唐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楊泓《鄴城規制初論》，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楊泓先生這一觀點，在倪潤安的文章中再次得到了闡發與引申。其從墓葬的各個方面綜合剖析了北朝末期墓葬文化的格局面貌，認為隨著北魏分裂，北朝墓葬文化的格局產生了重大的變化，並成為此後隋唐文化的重要源頭。倪潤安繼此前對平城的墓葬研究之後，從北朝後期的墓葬格局出發，重點討論了北齊墓葬文化格局形成的成因及其歷史走向。首先北齊墓葬文化的格局脫離不了東魏時期奠定的基礎和框架，鄴城作為當時的中心區域影響最大。東魏鄴城地區墓葬形制繼承了洛陽地區北魏末年墓葬的特徵，隨葬品方面也承續北魏晚期的衣缽；但墓葬壁畫方面，東魏墓葬突破了北魏中晚期遵循的「晉制」束縛，開創了新範式。而東魏青齊地區的墓葬則保持北魏晚期的地方傳統，圓形石室墓佔據主流位置，這種形式對冀定地區有所影響。青齊地區這種較為獨立的文化特徵，表明了東魏鄴城文化的輻射強度較差，王朝文化的控制力較弱。及至北齊重振，東魏墓葬的文化格局得到強有力的改造，在鄴城之外，晉陽霸府崛起。從兩地的墓葬文化面貌觀之，鄴城崇文、晉陽尚武，兩地文武相和，共同構建出北齊墓葬文化的「雙核」體制，一改東魏鄴城在文化影響力上孤掌難鳴的被動局面。北齊墓葬文化所產生的「雙核」格局，直接影響了隋唐社會制度和歷史走向（倪潤安《北齊墓葬文化格局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
江蘇鎮江地區發現一批六朝時期土洞墓，其與毗鄰的南京、馬鞍山等地區墓葬形制顯然有別。劉華軍對比了洛陽地區西晉土洞墓的形制特徵，認為鎮江六朝土洞墓大量承繼了中原地區土洞墓的特徵，部分特點受到了土著因素的影響（劉華軍《對鎮江地區六朝土洞墓的源流的一點思考》，《中國文物報》8月28日）。
韋正對北朝時期高足圍屏床榻的形成進行了研究。其對一些考古出土資料逐一推定，並分析其具體特點，認為其形成與北方地區火炕的生活方式有關，同時受西方因素影響，華夏文化的矮足榻向高足床轉變；而南方地區的人物畫，顯然對北方地區的圍屏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韋正《北魏高足圍屏床榻的形成》，《文物》第7期）。
三 專題研究
（一）陶瓷器
北朝城址的建築遺迹中，陶制磚瓦占遺物的絕對數量，對磚瓦的專題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分支。朱岩石通過對北朝時期出土陶瓦的觀察，重點分析了這一時期陶瓦製作技術的發展演變過程（朱岩石《北朝陶瓦製作技術考古學研究》，載本書編委會編《慶祝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邯鄲市臨水鎮發掘一批瓷窯遺址，時代從北朝一直到元代。北朝時期窯址遺存有原料池1座，出土了具有明顯北朝晚期特徵的青瓷，通過與北齊高潤墓比較，發掘者認為該遺迹時代上限可以早至北朝晚期、下限不晚於隋代（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等《河北邯鄲臨水北朝至元代瓷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8期）。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對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的調查發掘，為探明南方地區早期越窯的時代序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發現三國西晉時期窯址60余處，揭露了3條半地穴式長條形斜坡狀龍窯，由火膛、窯室、排煙道組成。從結構、裝燒技藝和出土產品觀察，這3座龍窯代表了東漢、三國、西晉時期較完整的發展序列（鄭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中國文物報》2月27日）。
耿朔初步探索了北方地區出土西晉瓷器的主要特徵，幾乎均系日常實用器，而幾乎不見隨葬明器。通過與南方地區西晉瓷器的比較，認為絕大部分北方瓷器來自長江中下游的窯廠，沿水路上溯，南瓷北運的主要市場是首都洛陽以及水路沿線城邑。考慮到西晉瓷器在北方墓葬中並不是主要的明器，推測在北方地區可能是社會生活中的奢侈品（耿朔《北方地區出土西晉瓷器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
近年來，一系列考古新發現引發北方早期瓷器的討論方興未艾，其中有一些重要研究，諸如白瓷起源問題在學界爭議頗多。劉未利用北朝紀年墓出土的瓷器建立了北朝瓷器序列，並將窯址、遺址中出土的同類型瓷器移入序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大量北朝瓷器的來源指向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中游的洪州窯、岳州窯產地。劉未在文中還對目前學界在北朝瓷器的生產時間上推斷過早等問題表達了見解（劉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編年》，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二）絲織品
絲織品自先秦時期出現，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古代文化的象徵。對於古代絲織品的製作技術等方面的研究，有賴於考古發現中絲織品的種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古高昌時期的墓地，從1959年第一次發掘至今共發掘墓葬473座，墓地延續時間從三國時期一直到唐代中期，出土的大量精美絲織品為學界廣泛關注。達瓦加甫·烏吉瑪對墓地出土絲織品的紋樣特徵進行了歸納研究，總結了出土絲織品的種類有錦、綺、絹、縑、紗、刺繡、夾纈、絞纈、緙絲、綈、繒、綾、羅等，並對各個時期的種類進行分期。墓地第一期即從西晉到高昌國時期，絲織品紋樣較少，主要為中國傳統紋樣：回紋、菱形紋、禽獸紋；同時開始吸收西域中亞的紋飾圖案，從墓地絲織品紋樣分析中發現數量最多的是聯珠紋、植物紋和動物紋。這些有著異域風情圖案的絲織品出現在漢文化為主體的高昌地區，體現的是這一時期該地區中西交流的繁盛。此外，還討論了紋樣中反映的宗教因素（達瓦加甫·烏吉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絲織品紋樣特徵探討》，《北方民族考古》2輯）。
（三）銅鏡
2014年，洛陽地區出土了一面三角緣神獸鏡，這是繼2006年、2007年以來洛陽地區出土的第三面同類型銅鏡。雖然出土地點不明確，但是文章甫一公開，在日本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張懋鎔先生在之前研究基礎之上，認為該銅鏡是典型的三國時期魏式鏡，銅鏡上的直柄單層笠松紋、直柄雙重疊笠松紋，從未在中國境內出土，而洛陽地區接連出土此類型銅鏡，昭示著其有可能成為日本出土三角緣神獸鏡的源頭（張懋鎔《也談新發現的洛陽三角緣笠松形神獸鏡》，《中國文物報》4月24日）。
（四）金器
魏晉十六國時期，活躍在東北亞地區的多個族群在文化面貌上高度發達，創造出璀璨的三燕文化。田立坤以三燕文化的金器為中心，對東北亞地區3~6世紀黃金製品的共性進行分析。其分別對三燕文化金器，還有新羅、百濟、伽耶金器，包括倭國金器，各自分類。認為從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是：三燕—高句麗—新羅、百濟、伽耶、倭國，由此確定了東北亞地區3~6世紀黃金製品經歷了從遼西到遼東、朝鮮半島、日本依次傳播的過程。同時，高句麗金器的來源或來自扶余，三燕文化的金器可能對其工藝製法產生過影響（田立坤《東北亞三至六世紀的黃金製品》，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四 墓誌、簡牘、銘文等出土文獻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刻墓誌、刻銘磚以及其他一些材質的文字資料。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研究的最大特色，其作為地下出土文獻不僅能夠指明墓葬的時代、性質，還可以獲得一些依靠考古手段無法獲知的其他信息，同時對於既有傳承文獻也具有補充及研究的作用。
（一）墓誌
墓誌的研究功能並不僅僅是比勘史料，有學者認為墓誌更是一種既能獨立但並非孤立的史學考察對象。將墓誌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材料來研究，客觀地建立起獨立於史料之外的時空關係。研究途徑的另闢蹊徑，使得墓誌的研究不至於淪為史料文獻的附庸。
陳爽通過文本分析和圖版對照，判定大量魏晉南北朝墓誌直接抄錄了墓主家族譜牒，並對譜牒殘章做了輯錄和格式復原。這一研究，可以視為魏晉南北朝歷史考古的一次重新發現（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學林出版社）。
駱鵬考釋了南京出土的南齊王珪之的墓誌，王珪之屬六朝琅琊王氏家族，在禮學方面有較高的造詣。王珪之墓誌的出土，對南朝墓葬的斷代分期和六朝士族家族墓地的分布都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駱鵬《南京出土南齊王珪之墓誌考釋》，《東南文化》3期）。
西魏時期的紀年墓葬十分罕見，其價值不言而喻。趙強就西安地區出土的2座西魏紀年墓深入研究，2座墓葬分別是大統五年的姬買勖墓和大統十二年的鄧子詢墓。作者參考以往發現的侯義墓、謝婆仁墓、舒洛平墓，分別就西魏時期的職官制度、鄉里制度進行了詳細分析（趙強《西魏兩座紀年墓葬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4期）。
徐沖從洛陽地區新出土北魏廣陽王元淵墓誌出發，探討了元淵之死和北魏末年的政局（徐沖《元淵之死與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淵墓誌為線索》，《歷史研究》1期）。
幽州刺史墓是1976年朝鮮考古工作者在朝鮮半島發掘的墓葬，對於該墓墓主的身份，朝鮮、韓國、日本、中國的學者研究分歧較大。孫泓通過對墓誌的考釋，認為該墓墓主幽州刺史鎮不應是南燕桂林王慕容鎮，而應該是前燕慕容暐時期某任名字為「鎮」的幽州刺史；同時還推定了高句麗滅遼東的時間（孫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證》，《社會科學戰線》1期）。
北周武德皇后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突厥族皇后，朱振宏在前人考釋基礎上，對武德皇后墓誌重新研究，分析了武德皇后阿史那氏進入中原以後的榮衰情形（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誌考釋研究》，《唐史論叢》20輯）。
（二）簡牘
20世紀以來，新疆地區出土了大量佉盧文簡牘，楊福學通過這些簡牘研究了魏晉時期鄯善國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為重新構建鄯善國經濟史奠定了堅實基礎［楊福學《佉盧文簡牘與鄯善國經濟史的構建》，《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
出自尼雅遺址編號為Kh677的佉盧文木牘文書最早由英國學者發表，文俊紅、楊福學通過研究，對鄯善國婦女擁有土地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文俊紅、楊福學《佉盧文書所見鄯善國婦女土地問題辨析》，《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期］。
自1996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以來，相關資料陸續得以刊布。徐暢就此進行了簡單總結和回顧，其將吳簡的整理工作視為新世紀漢晉簡牘最偉大的功績之一。與竹簡的整理研究同步，竹、木牘的整理有著可觀的進步，即將出版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木牘》單行卷收錄吳簡木牘凡376枚。作者稽核了近年來已經刊布的吳簡中的木牘資料，從木牘分類、功能差別、書寫材質的變化等方面，認真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學界對於木牘研究的現狀（徐暢《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1輯）。
戴衛紅分別就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貸食」竹簡和韓國扶餘地區出土的7世紀百濟時期「佐官貸食記」木簡進行研究，從形制、內容、字形方面分析，二者之間既有不同，又有聯繫，這應該是與百濟和東晉南朝各代政權的友好交流密切相關的（戴衛紅《中、韓出土「貸食」簡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期）。
凌文超注重從考古發掘的現狀出發，綜合利用走馬樓吳簡在考古發掘整理過程中的各類客觀信息，對走馬樓吳簡中有關孫吳臨湘縣庫錢賬簿體系進行復原和整理研究，他的方法不啻為對考古資料的進一步發掘（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庫錢財簿體系的整理復原與研究》，《考古學報》2期）。
張傳官、楊金東對浙江蕭山老虎洞南朝墓出土的墓磚銘文進行了分類研究，一類是「宋景平元年太歲癸亥七月許作」；另一類是「會稽永興西鄉相藏里許督自書之」。作者認為磚銘內容為墓主自定，應是墓主生前就已經製作好的，而其同姓親友負責其墓磚的製作過程。磚銘中出現具體的鄉里名稱，為研究南朝時期蕭山地區鄉里制度有著重要價值（張傳官、楊金東《談杭州蕭山區南朝墓M1新出墓磚銘文》，《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
劉衛鵬對甘肅駱駝城遺址出土的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題記進行訂正和考辨，校正後的題記是：「建元廿歲，太歲在申，十二月廿三日壬申，（直）危，葬時天地鼎峙，隴道斷絕二年」。作者從題記內容出發，發現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隴道斷絕二年」的記載（劉衛鵬《甘肅高台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題記辨正》，《敦煌研究》1期）。
（三）其他銘文
吳浩軍收集了河西走廊地區出土的鎮墓文60余則，並逐一進行考釋和文字校勘，為研究河西地區魏晉十六國時期喪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礎（吳浩軍《河西鎮墓文叢考（三）》，《敦煌學輯刊》1期）。
賈小軍對敦煌地區出土的10份有關「薄命早終」的鎮墓文進行研究。認為其書寫的基本意圖在於隔絕生死，為生人除害；相關內容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神鬼觀念、人們對生命概念的理解，以及生者對死者的處理細節等問題（賈小軍《魏晉十六國敦煌「薄命早終」鎮墓文研究》，《社會科學戰線》3期）。
陳鴻鈞整理了廣州地區西晉時期的銘文磚資料，對其中「永嘉」年間的銘文磚展開了深入分析。這些銘文磚除廣州地區有發現以外，在粵北之韶關、連州，廣西梧州等地區均有發現，認為這些銘文磚反映了北人南遷安居樂業的宏大史事。而銘文磚中「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平且康」中「廣州」一詞是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現（陳鴻鈞《廣東出土西晉「永嘉」銘文磚考》，《廣州文博》8輯）。
五 佛教考古的發現與研究
李崇峰從天竺寺塔出發，從佛教考古的角度，對西域洞窟、入華佛教寺院遺址的諸多方面發隱鉤沉，勾勒了佛教從印度到中土的歷史進程（李崇峰《佛教考古：從印度到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裕群對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證研究，認為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內開鑿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是「雲岡模式」南傳的重要例證（李裕群、Lidu Yi《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雲岡模式」南傳的重要例證》，《文物》3期）。
2012年，鄴城北吳庄佛教造像資料公布以後，鄴城地區佛教遺存的研究成為鄴城考古的一大重要領域。何利群總結概括了鄴城周邊地區佛教石窟和造像出土的研究情況，重新強調了北吳庄造像埋藏坑發現的意義；結合區域調查和礦物學分析，認為鄴城地區出土的青石和白石造像可能來自鄴城南部山區（何利群《鄴城地區佛教造像的發現及相關問題的探索》，《華夏考古》3期）。
中日學者合作重新整理了包頭博物館北魏懷朔鎮佛寺遺址的出土遺物，並與思遠佛寺遺址、思燕佛圖遺址進行比較研究。從瓦當樣式看，懷朔鎮出土的雙瓣蓮花紋瓦當有兩種樣式，Ⅰ式瓦當大致時代相當於平城建造明堂的太和十五年（491）；Ⅱ式瓦當為新樣式，形制接近於洛陽永寧寺瓦當，應是遷洛以後製作。出土泥塑像的樣式，以通肩大衣的如來像、菩薩像居多，其樣式與雲岡石窟二期接近。結合瓦當樣式，懷朔鎮佛寺遺址的年代當為洛陽之前較為妥當。關於懷朔鎮佛寺遺址的性質，考慮到其塑像接近於方山思遠佛寺、朝陽思燕佛圖，其建設可能與皇權的介入相關（譚士俊、姜濤、楊君、岡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懷朔鎮佛寺遺址研究》，載內蒙古博物院等編《中國北方及蒙古、貝加爾、西伯利亞地區古代文化》，科學出版社）。
佛教的東漸與北傳需要一個過程，根據文獻記載公元345年前燕慕容皝於朝陽龍城立龍翔佛寺，學界大致認可此為佛教進入遼西及東北地域的觸點。宋玉彬從考古學角度出發，利用新考古材料，對佛教進入圖們江流域的時間進行了論證。首先，確定了圖們江地域發現早期高句麗佛教遺存的可能性，並對該流域內出土瓦作產品的遺址進行篩選和對比研究，區分出三燕和高句麗時期的瓦作產品；進而以河南屯寺廟址為切入點，認為該遺址為一處渤海早期的寺廟遺址，而楊木林子廟址的始建年代則或可追溯到高句麗時期，古城村1號廟址則有可能在國內城為都時興建。由此，作者基本釐清了圖們江流域佛教鋪陳的態勢，在考古類型學的具體運用上有借鑒意義（宋玉彬《試論佛教傳入圖們江流域的初始時間》，《文物》11期）。
關於佛教何時傳入高句麗，學界歷來觀點不一致。王飛峰通過對中國與朝鮮半島文獻的系統梳理，結合目前高句麗佛像的發現情況，認為佛教在東晉太元末期（390~396）傳入高句麗地區，冬壽墓出現的蓮花紋是對遼西地區壁畫素材的重新整合，與佛教傳入高句麗並無關係（王飛峰《佛教傳入高句麗時間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吉林省琿春市古城村1號寺廟址出土遺物進行了整理，有大量的石質佛教造像，以及不同類型的建築板瓦、筒瓦等。宋玉彬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遺物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整理，結合周邊其他遺址相關遺物，剖析了1號寺廟址出土遺物中間存在時代和風格上的矛盾之處，初步給出了這些問題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依據出土佛教造像的性質特點，推斷寺廟址的年代至遲不晚於渤海國建國初期，而其一側的溫特赫部城址始建年代可以早到高句麗時期。1號寺廟址的斷代確定的意義，在於該寺廟成為圖們江流域現已確認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琿春古城村1號寺廟址遺物整理簡報》，《文物》11期）。
六 邊疆民族與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的發現與研究
（一）邊疆地區
自20世紀90年代田立坤提出「三燕文化」的概念以來，三燕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吳珍錫將早期鮮卑和三燕文化的陶器對比分析，論證了以「鮮卑慕容部」為主體的東部鮮卑從游牧模式向定居農業轉變的過程（吳珍錫《三燕墓葬隨葬陶器組合的演變及其反映的社會形態轉變》，《北方文物》3期）。
高句麗政權地處東北邊陲，存續時間超過七百年，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就開始了高句麗的考古學研究。因而，對高句麗多年來的考古學研究有必要進行系統的回顧，吉林省在這一方面憑藉地緣優勢取得了顯著進展。
華陽梳理了近年來吉林省內學者在高句麗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高句麗的研究呈現出逐步細化、深入的趨勢，同時也分析了學者們目前在此方面研究的問題所在，並提出了解決的相應措施（華陽《吉林省高句麗研究綜述》，《東北史地》3期）。
高句麗的墓葬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積石墓和封土墓。多年的研究基本確立了積石墓向封土墓轉變的時代趨勢，而這一趨勢的節點何在？學術界眾說紛紜。趙俊傑以集安地區兩座積石壁畫墓（山城下1405、1408）的時代為中心，探索了高句麗晚期積石墓向封土墓轉變的考古學圖景。文章擬定了一條高句麗新舊墓制過渡時期的發展脈絡，基本廓清了其演變特徵（趙俊傑《集安地區高句麗晚期積石墓的探索——以兩座積石壁畫墓的時代為中心》，《考古與文物》2期）。
東北地區高句麗王陵的確認一直是學術熱點，近年來高句麗王陵調查報告出版，一批考古新資料得以公布，尤以出土的「辛卯年好太王崚造鈴九十六」銘文的銅鈴引人注目。趙俊傑、馬健從銅鈴研究出發，否定了關於太王陵墓主為「廣開土王說」，指出該銅鈴是廣開土王在位之時製作用以祭祀其父故國壤王的；由此，太王陵應為故國壤王的陵墓，而將軍墳則應是廣開土王的陵寢（趙俊傑、馬健《高句麗太王陵墓主「廣開土王說」的反思——出土銘文銅鈴再研究》，《考古與文物》3期）。
好太王碑面世以來，相關研究成果眾多。趙俊傑從碑文中關於「十四年甲辰」的紀事中發微鉤沉，首先確定該年紀事中「和通殘兵」，是記載了廣開土王十四年（404）倭人聯合百濟入侵帶方郡故地之事。從史料價值方面，該記載為考證漢人前往日本的經過提供了線索和證據。通過考古材料與文獻的互證，趙俊傑認為公元4世紀末葉，百濟勢力一度到達當時的帶方郡，甚至向北到達樂浪郡。在考古學材料上，漢人磚室墓數量急劇下降，說明這一地區漢人社會發生了巨變。而好太王碑記載的倭人入侵時間極有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戰爭的結果開啟了大量漢人「渡來人」到日本地區繁衍生息的序幕（趙俊傑《四、五世紀之交帶方故地漢人集團的動向新證》，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二）中外文化交流
入華粟特人的墓葬是中西交流的研究熱點之一。馬曉玲總結了近年來國內學界對入華粟特人墓葬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狀況，梳理了2000年以來此項專題研究的總體發展態勢和研究脈絡，同時指出了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學術偏差（馬曉玲《中古時期入華粟特人墓葬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3期）。
賈發義分別從交通、商業、政治、民族特點等方面探討了中古時期粟特人移入河東的原因，近年來山西地區大量出土的粟特人墓葬為研究粟特人分布區域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據（賈發義《中古時期粟特人移入河東的原因及分布初探》，《中華文史論叢》1期）。
李瑞哲對北朝至隋唐時期入華粟特人墓葬石質葬具圖像的分析認為，粟特人墓葬圖像內容應該是粟特人起居生活的真實寫照，考慮到圖像內容的高度相似性，當年應該存在共同的圖像範本（李瑞哲《對「圖像程序」的重新認識——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圖像所表現的共同主題》，《敦煌學輯刊》1期）。
交叉步葬式是北魏時期一種特色的葬式，馬燕經過歸納總結交叉步葬式的時代主要為4世紀後半至5世紀前半期。作者還將內陸歐亞西部斯基泰—薩馬爾特時期的交叉步葬式、歐亞草原中世紀早期的交叉步葬式資料進行了對比分析，認為早期的交叉步葬式可能與鹹海、新疆及裏海北岸活動的塞人相關，而北魏時期交叉步葬式可能與北高加索早期阿蘭遺存、南哈薩克阿雷西流域的文化遺存有直接關聯（馬艷《北魏與內陸歐亞西部交叉步葬式》，載內蒙古博物院等編《中國北方及蒙古、貝加爾、西伯利亞地區古代文化》，科學出版社）。
2015年10月，「草原游牧民族與絲綢之路暨中蒙聯合考古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召開。會議主要圍繞「中蒙聯合考古最新成果」「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與藝術」「草原游牧民族與絲綢之路」「古代游牧民族喪葬習俗、祭祀儀式及都城研究」4個主題展開。忍冬紋的紋樣起源於地中海地區，後在西亞、中亞地區開始流行。中國與會學者程鵬飛對北魏中後期的忍冬紋進行了綜合研究，從寧夏固原北魏漆棺墓、司馬金龍墓、伊和淖爾M3中的忍冬紋來看，體現了當時儒釋道等文化因素共存的現象，同時明顯感受到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並而未合、匯而未融的文化氣息（包桂紅、程鵬飛《「草原游牧民族與絲綢之路暨中蒙聯合考古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草原文物》2期）。
七 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
賀雲翱曾經指出，技術考古是深化考古學內涵的重要途徑，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科技考古的手段在歷史時期考古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通過技術的手段可以獲取更多隱藏著物質遺存背後的形成背景、機理以及構成要素。
DEM水文分析方法是調查古代河道的主要方法之一，胡珂使用該方法發現了陝西靖邊統萬城的古代河道。說明在統萬城建成之初，確實存在較好的水文條件，並對其環境意義進行了初步討論（胡珂《使用DEM水文分析方法發現的統萬城古河道及其環境意義的初步討論》，《考古與文物》4期）。
在古代大型城址的考古過程中，新技術的引入可以使田野考古工作的效率事半功倍，高密度電阻率方法在晉陽古城考古勘探的運用取得了初步成效。晉陽古城歷史悠久，文化層埋藏較深，且目前遺址表面現狀複雜，張欣在考古物理勘探方面使用高電阻率法進行了大膽嘗試，認為這種方法與傳統鑽探互相結合是對晉陽古城考古勘探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張欣《高密度電阻率法在晉陽古城考古勘探中的應用》，《文物世界》5期）。
王賀、梅建軍等對北周武帝孝陵內出土銅器上的銅錫焊料進行科學分析與研究，採用了模擬實驗的方法，研究結果認為出土焊料為錫青銅合金。作者梳理了從西周晚期至漢代以來的焊料成分，認為武帝孝陵發現的錫青銅焊料說明北周時期存在銅焊技術，此次發現對於追溯銅焊技術的發生時間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王賀、梅建軍、潘路、楊軍昌、張建林《北周武帝孝陵銅錫焊料的科學發現與研究》，《文物》4期）。
材料學的研究方法不斷被引入到對考古學遺存的研究中來，檀劍、李延祥對黑龍江友誼縣鳳林古城出土的鐵器進行金相組織觀察和夾雜物成分分析，認為該遺址中出土的鐵器為生鐵系列鋼產品，產品採用了鑄造、退火、炒鋼、淬火等工藝。文章為深入研究魏晉時期東北亞地區鋼鐵技術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檀劍、李延祥《黑龍江鳳林古城出土鐵器的實驗研究》，《中國文物科學研究》1期）。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鑒》編輯委員會提供，原文刊於：《中國考古學年鑒20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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