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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要放棄舒適生活,選擇艱苦勞作?

人類會放棄一種舒適的生活方式,而選擇更艱苦的勞作嗎?

還真會。

在一萬多年前,人類就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從相對輕鬆的狩獵採集轉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活。

狩獵採集生活其實是很輕鬆的生活方式,對現在仍然存在的狩獵採集部落所作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他們每天只需要工作三至五個小時,就能養活自己和家人。而石器時代農民的骸骨顯示出他們比先前的狩獵採集祖先有更多的營養不良、感染性疾病和齲齒。另外,對穀物的依賴給早期人類帶來的是比在狩獵採集時期單調得多的膳食結構。人類開始栽培莊稼時,它們依然只佔膳食結構中的一小部分,這種情況維持了幾個世紀,甚至一千多年。還是那個問題,為什麼要改變?

一種說法是,向農業的轉變是出自儀式或社會的需要,因為新的食物是罕見的奢侈品,然後逐漸傳播,就像我們現在的時髦品一樣。以小扁豆為例,每株野生植物長出兩顆,對石器時代的一家人來說,幾乎無法果腹。可是,小扁豆是近東的第一批莊稼。一些古生物學家覺得酒是穀物最重要的最終產品,酒在儀式宴會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但是最基本的經濟學論據基於這樣一個事實: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約1萬至1.4萬年前的某個時間,世界氣候發生了重大變化部分原因是大冰期的結束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海平面上升;二是溫暖的氣候有利於森林的擴張。這兩個因素導致開闊的陸地面積急劇減少,「把原來開闊的土地分割成小塊,為不同的海拔地帶提供了不同的動物和植物品種……定居和減少的開闊陸地鼓勵了地域性。人們開始保護、繁殖當地畜群,這種前馴養活動可以稱之為對食物來源的管理」。這些變化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氣候變得越來越乾燥,季節越來越分明,這種情況鼓勵了野生穀類植物的播遷,這也導致了人們為了尋找植物和肉類,從一個環境遷移到另一個環境。在山區、濱海平原、高地和河流等地方,氣候類型更豐富。這解釋了肥沃新月地帶的重要性。近東地區天然富產草本植物(那裡的二粒小麥和一粒小麥以及野生大麥現在還存在)。但是,不難看出發生了什麼事情。「從收割後的種子中挑選出不易脫落的、完全成熟的種子。人類一旦開始播下他們收穫的種子,他們就自動(即使是無心地)開始了不易脫落型基因的挑選過程。」

馬克·內森·科恩是以下理論最著名的支持者,這一理論認為,史前曾有過一次人口危機,正因如此才加快了農業化的過程。在他列舉的證據中,有這樣的事實:農業不比狩獵採集生活更容易;巨型動物(為早期人類提供豐富蛋白質的巨大哺乳動物)的同時滅絕是「全球性的巧合」,而馴養在更新世末期出現更是一個巧合,當時地球變暖,人類開始了更頻繁的遷移;在正式的農業出現之前,野生品種的馴化有利於人類繁育更多的後代。例如,眾所周知,游牧民族和狩獵採集部落為了控制兒童的數量,兩年之內不給孩子斷奶。這限制了遷移群體的規模。科恩提出,定居生活發展以後,這種限制就沒有必要了,並導致了一次重大的人口激增。科恩還認為,遠古人口危機的證據有:為尋找食物而開發的新地帶的數量;膳食從需要加工時間較少的植物到需要加工時間較多的植物的變化;膳食從大型動物到較小動物的變化(因為大型動物滅絕了);營養不良的人體骸骨比例的增加;為了解決越來越少的動物和植物問題而出現的加工品的專業化;為了燒煮難以生吃的食物,火的使用日益增加;水生資源的使用;許多植物雖然在更遠古之前就是食物來源,但是直到1.2萬年前才被收穫;草本植物(穀類)作為食物不是首選,諸如此類。科恩爭辯道,所有這些都被考古發掘所證實。對他來說,農業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對早期人類的解放,而是對付人口危機而採取的權宜行為。狩獵採集民族的生活根本不是一種低級形式。相反,他們的生活如此成功以至傳播到整個世界,沒有了回頭之路。

這又是一種簡單卻很有吸引力的理論,但是存在一些問題。最強烈的批評來自雷·格魯貝,他是另一理論的支持者。根據格魯貝(他在法國生活與工作)的觀點,遠古世界不可能發生過人口危機,更不可能有人口過剩的危機。他的論點與科恩正好相反:較晚出現的歐洲和美洲移民證明地球上的人口稀少。對格魯貝而言,人類走出非洲,進入一個更寒冷的環境,疾病的發生率應該更低,因為從微生物學角度看,地方越寒冷就越安全、越健康。因此,在許多千紀里,人類在歐洲和西伯利亞的患病率相比在非洲要少。但是,大約2萬年前,一個重大的巧合發生了。地球開始變暖,人類到達了舊大陸的末端,也就是說,已知世界住滿了人。食物還是很多,不過,當氣候變暖時,人身上的寄生蟲也開始走出非洲。總之,以前屬於熱帶的疾病現在也成為溫帶疾病。格魯貝提到的疾病包括瘧疾、血吸蟲病和鉤蟲,「可怕的三大疾病」。第二個巧合也發生了。巨型動物由於大量狩獵而滅絕,它們都是大型哺乳動物,在很大程度上與人類具有生物相似性。突然之間(進化論意義上的突然),微生物賴以生存的哺乳動物變得日益稀少,它們隨即轉向了人類。

換言之,2萬年前以後的某個時間,世界上出現了健康危機,疾病爆發,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根據格魯貝稍顯古怪的理論,早期人類在面臨疾病的肆虐時,認識到每隔三年生一個孩子的游牧生活不能維持人口數量。因此,他們向定居生活轉變,因為它允許人類更多地生育,提高人口數量,避免種族滅絕。

格魯貝的理論值得稱道的地方是,它把定居與農業分離。這一發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比較重要的洞見之一。1941年,當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創造「新石器革命」這一術語時,他認為農業的發明帶來了第一批村莊的出現,這種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反過來促進了制陶、冶金的發展,並且在僅僅幾千年的時間內,出現了文明的第一次繁榮。這一簡單化的觀點現在已經被推翻了,因為很顯然,定居生活(從狩獵採集模式到村莊的轉變)在農業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改變了我們對早期人類及思想的理解。

本期內容摘自《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英] 彼得·沃森

譯者:胡翠娥

本期編輯:A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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