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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者 百姓心

上中學時愛讀《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早早就知道了周汝昌這個名字,很是欽敬。1956年我從市區分配來鹹水沽工作,像是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似的,同事中竟有周汝昌的胞兄周祜昌,我大喜過望,覺得自己竟然跟大學者還有點緣分。

此後十年,我雖心嚮往之,卻沒任何機緣再進一步能與周汝昌先生謀上一面。接著又暴發了「橫掃一切」的「十年動亂」。周汝昌先生受到衝擊,自顧尚且不暇;更何況我出身不好,也成了風雨飄搖、不知何時傾覆的一葉小舟,當然更不可能見到汝昌老了。待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的浩蕩春風盡掃「文革」撒下的陰霾,神州大地花紅柳綠、海晏河清。人民群眾氣喘勻了,心情好了,到處一派生機盎然、蓬勃向上的景象。作為津南區(那時還叫南郊區)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我想請周汝老回家鄉來的心愿愈加強烈,我的領導和同事也都同意。因為老鄉們都盛傳汝老是「文曲星下凡」,要是我們有緣沾沾「仙」氣,提提靈氣,撞撞運氣,那該多好啊。

嘴上這麼念叨,心裡想的其實更多、更複雜。首先,汝老是鹹水沽的娃娃,這裡的土地埋著他的衣胞,這裡的小學留有他琅琅的書聲,這裡還有他日思夜夢的親朋故舊,倘能重溫舊夢、聊慰鄉愁,豈非一大幸事?其次,他離家時還是位年輕的學子,這時雖成為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的大學者,卻也已鬢髮蒼蒼、垂垂老矣。倘能走走看看,了解一下家鄉的變化,感受一下溫潤的鄉土氣息,接一接地氣,未嘗不能萌發出嶄新靈感和才思。再次,家鄉人都知他是世界名人,為家鄉增了光、添了彩,但他到底寫了些什麼、成就如何、做出什麼樣的卓著貢獻,多數不甚了了,知道一些的,也只是皮毛。倘若他能親來家鄉,做些淺顯的普及工作,別說幫人們登堂入室,只要讓鄉親們有些粗淺了解,甚或只是激發了一些興趣、對讀書、文化、學術等等提升了認識,不也是一件有益當代、澤及長遠的好事嗎!

其實此前,我們已多次去過汝老在北京的家了。可以這麼說,凡赴京我們必到汝老家,一次不落。汝老個頭兒不高,瘦削羸弱,黑白相間的濃密頭髮,總是蓬蓬亂亂,絕對屬於滿腹經綸,卻不計穿著、不修邊幅的學者類型。有朋友曾和我談起過一位畫家,說他蓬頭垢面、穿著邋遢,但只要在畫案前一站,立馬變成另一個人。他緊攥袖口,用袖筒代替抹布,在畫案上連撣帶擦。目的只有一個,確保作出的畫纖塵不染。事業有成的人是否都如此,我不敢說,但這樣的人肯定不少。他們只在乎事業,心無旁騖,吃喝穿戴之類的細節幾乎無暇顧及。汝老即如此,他一天到晚所思所想就是「研紅」,對生活細節無暇也不屑顧及。幸虧身邊還有老伴兒毛夫人照料,弄得桌椅陳設井然有序;窗明几淨、纖塵不染;書籍報刊排列有序、碼放整齊。否則真真不知會亂糟成何等不堪模樣啊。

就這麼一位不拘小節的人,對家鄉人到來所表現出的熱情,卻令人極為感動。他手裡無論干著什麼,只要我們一到,必定當即放下,跟我們逐個打過招呼後,便自然而又親切地閑聊起來。那時候他的眼、耳病情尚未達到十分嚴重程度,只要湊近些,能辨出來人大概其的模樣,說話大聲點(或重複兩遍),他也能夠聽懂重點內容,所以交流障礙還算不上「絕對」。他十分關心家鄉的人和事,每聽到熟人熟事,精神便會陡然一振,興緻勃勃地作補充,繪聲繪色地講些逸聞趣事,把本不算熟悉的我們,一下子便拉近了。聽到我們說出些逗樂的事,他也會仰頭大笑。那時他已年近古稀,但中氣很足,聲音洪亮,比年輕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一點上,他與乃兄祜昌老毫無二致,用「聲振屋瓦」來形容他倆的爽朗笑聲,絕不是誇張。

當時他還沒搬到樓房,就住南竹竿衚衕的一個平房四合院里。院子很大,前邊、兩廂都住有人家,他家在最後面一排,即所謂正房吧,一拉溜不是三間就是四間。院里住戶較多,私搭亂蓋的小爐擋、煤池子之類雜亂無章,顯得亂亂糟糟、說白點就是個不打折扣的大雜院。據先生說,解放初期這裡曾是夏衍的住所。在我印象里,那時夏衍起碼是部級幹部,這院子一準只他一家住戶,也絕不是我們見到的這副雜亂德行。不知是我們每次到的時間都不對,還是房子老舊門窗採光不好的緣故,屋裡光線較暗,讓人壓抑。好在先生對這些事壓根不上心,毛夫人性格更加敞亮豁達,所以居室里常常是歡聲笑語,熱鬧異常。

當然去的那些趟里,有幾次也順便帶點任務。比如供銷社的物資回收公司掛牌子,想請先生賜字。公司經理劉振元既做過我同事又是鄰居,當然推脫不了,就冒冒然寫信向先生提了出來。沒兩天,字就寄了來。區委宣傳部拍了個反映津南經濟發展的電視片,片頭想用先生的墨寶,高林有先生找到我。這有嘛說的,責無旁貸!我立馬隨他們一起去了北京。回來後,我把這件事以《求字記》為題,給《天津日報》寫了篇小文,記錄下當時的一些情景:「撲面而來的濃郁文化氛圍,使我們肅然——書,到處是書。佔據整整兩面牆壁的書櫥里排滿了書,沙發几案牆角一摞摞碼的也是書,正在為來訪者題詞的,還是書。先生視力極弱,題詞出現失誤,邊改正邊致歉,面含愧色,像個犯錯的小學生,讓人看了怦然心動。」送走客人,接待我們這些老鄉的情況,是這樣記述的:「他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我,卻分明辨不出我的面目。我附耳大聲向他自報家門。他聽後臉現驚喜,猛地攥住我的手,那一生搦管的纖細之手,在我掌心微微發顫······拳拳愛心,濃濃鄉情,盡在不言中!」大概由於事關汝老,編輯還特意寫了封信,讓我多寫這類稿件。這以後由於再沒什麼接觸,我沒寫,發出來的稿子也沒寄給汝老看。心思很單純,就是打心眼裡把汝老看成朋友、當做長輩,既不想曲意逢迎,也不想拉大旗作虎皮,更沒顧忌當時已開始日下的世風。幸虧汝老身為大學者,有顆百姓心,表裡如一、冰清玉潔,只想一心幫人,胸中沒有丁點世俗的齷齪觀念,否則哪件事不得「碰釘子」?

屢經籌劃,經領導同意,我們終於遂願把周汝老從北京請了來。我是個稀里馬哈的人,從來做事顧頭不顧尾,是哪年嘛日子?統忘到九霄雲外了。幸虧景周老弟辦嘛事都有板有眼,他作了記錄,這才清楚是1989年4月23日。對於汝老的來臨,我們事先既未宣傳,來之後也不曾招搖,但依然把鄉親們驚動了,人來了一撥又一撥,記不清是哪個挑的頭,請周汝老賜字。寫字本就是件勞神費力的活,更何況周汝老鞍馬勞頓,尚未得片刻休息,便又給他加上握筆搦管的重載,於心何忍?我們急忙攔阻,但為時已晚,汝老早爽快答應了,而且興緻勃勃,儼然一副樂於為家鄉父老服務的架勢!弄得我們啞巴吃黃連,光抖摟手有苦說不出了!現在想來,汝老是對的,他離家多年,有多少話要說、多少情要表,這是他傾吐情懷的最好方式,也是同鄉親心靈交流的最佳通道啊!

原先我們設想,搪塞一下,把眼目前的幾位求字者打發走,就趕緊收攤。不曾想,這想法很快就打了「水漂」——消息傳得飛快,一傳十、十傳百,求字的人縷縷行行不斷趟,竟然排成了隊。都寫嘛詞兒呢?除極個別人提要求外(有幾個寫商鋪牌匾的,汝老也毫不猶疑地寫了),大多異口同聲「您了看著辦,嘛詞兒都行」。現在想來,來求字的人想法很樸素,就是留下一份綿長的情誼,表達一種熾烈的感動。至於其他雜念,心裡壓根就沒有(包括顯擺、炫耀、賣錢、交際、當「敲門磚」等)。如果非說有那隻能是一個崇高的念想:我自豪、我驕傲,我的同鄉有個周汝昌!

汝老躬身站立在畫案前(那間屋是文化館美術組辦公室),三個多鐘頭無暇抬抬頭,更遑論喝口水了!但他沒有絲毫勞累、厭煩、和停下歇歇的意思;真正心裡火急火燎、恨不得立馬停下來的是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如果因勞累過度使汝老身體不適,我們「罪莫大焉」哪。

這之後,有兩個大的活動需要交代一下。其一,汝老在電影公司禮堂做演講,內容大體是《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聽眾至少二百多人。汝老把自己一生痴迷「研紅」的原因,深入淺出地概括為弘揚璀璨輝煌的中華文化,因為曹雪芹及《紅樓夢》不僅是是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而且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內容新穎頗具吸引力,是一次成功的啟蒙,也是「文革」後為群眾上的一堂真正文化知識普及課。其二,是汝老到葛沽看大輦。看了幾個大輦,我記不清了。但參觀後,他向陪同人員講述媽祖文化的情境,尚有些記憶。他侃侃而談,講了媽祖文化的來歷及其與葛沽的關係,更談到大陸與台灣同宗同祖信仰共通,信奉媽祖的淵源一脈相傳、血肉相連,是絕對分不開、割不斷的。又講葛沽是漕運大通道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船往來如織,街內河渠縱橫交錯,花木繁茂、風景秀麗。有詩讚曰「紅白桃花黃柳綠」,「邇來何處不江南」?聽過周汝老的生動講述,大家又驅車赴小站共謁周公祠。那時的周公祠已經整修,三個大殿面貌一新,殿內供奉的畫像、雕塑,在「文革」慘遭破壞,改革開放後已重加整飭。參觀過後,全體人員與周汝昌夫婦合影。至此,一應公事就算告一段落,周汝昌與胞兄周祜昌共校《石頭記會真》這部皇皇巨著的工作便立即開始了。

說是皇皇巨著,絕非誇大其詞。自周汝老與胞兄周祜老讀過手抄的《甲戌本石頭記》(此書是向燕京大學胡適先生借的,其過程多人寫過,不再重複),認定當時流行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系程高偽作。兄弟倆決心拼出一生精力,要恢復真本的原貌。自茲發軔,已當了教員的周祜昌每年寒暑假都要赴京,在各大圖書館抄錄不同時期、不同人手抄的《石頭記》,帶回鹹水沽後再反覆對照、查找異同、辨別真偽,真可謂焚膏繼晷、窮年累月,整理出的大開本手抄書冊,摞起來幾可等身。「文革」開始,全被查抄。「浩劫」過後,蹤影皆無。當時我已調到文化館工作,祜老幾次三番來文化館,除了寒暄和聊閑話,總有種欲言又止的意味。開始我沒注意,後來想到,祜老素來靦腆,與人交往極少,沒有特別重要的事絕不會那麼勤地來找我。再見面我就直截了當挑明,您有嘛事就說話,能辦的咱准辦。他這才說要找回「文革」中被查抄的那些手抄本,據說那些玩意兒都匯總歸了文化館。我聽後立馬答應幫他查找。但誰想到,人都問了,倉庫也看了,哪還有半點蹤跡?我給他回話那天是個陰天,外加小風嗖嗖的,他聽後,煢煢孑立,一臉懊喪,半晌沒吭聲,然後轉身默默離開。

望著他冷風中落寞凄苦、踽踽獨行的佝僂身影,我心裡很痛。那些以「掃四舊」為名的所謂「造反派」,燒古書、砸瓷器、毀寶輦、壞人倫、喪人性,瞬間即可把燦爛的中華文明成果輕易地掃蕩一通,破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怎麼要為輝煌的文明大廈盡點心、出份力,就這麼坎坷、這麼艱難呢?

垂暮之年的祜老並未如預料的那麼消極。他猶如被打倒在地的鬥士,雖遍體鱗傷,但還是硬撐著一點點站了起來,揉揉痛徹肺腑的傷痛,撣掉蒙在心靈上的塵埃,重又抖擻精神,老黃牛一般,默默地繼續埋頭耕耘!

現在說說容易,當時他做起來可是困難如山,麻煩似海,要重新經受多少磨難和苦痛啊!他就是那樣一個人咬緊牙關默默承受下來。幾度風雨、幾度春秋,終把這傾覆倒塌的大廈,重又修復重建起來,我真想像不出,一位體重不到90市斤、年近耄耋的老人哪來的這股子勁!汝老來鹹水沽的主要任務就是與乃兄祜老共同查勘校閱兄弟倆共同構建的這座「大廈」!他們要仔細認真、心無旁騖,嚴防死守地把住這最後的關口,為自己的一生畫出完整的句號。

這樣的工作需要安靜的環境,周祜昌先生家肯定不行。兩人最後敲定在祜老的長子周祥林家。因為他家在鎮外小村,遠離喧囂,脫離干擾。我突發靈感,何不藉機對汝老做次採訪,這可是稍縱即逝的機緣哪!考慮到既不能擾正事,又不能讓老先生過於勞煩,我請求每天只在傍晚來,時間限制在20分鐘之內,絕不突破。

的確,他們每天工作很辛苦。可看當時拍下的工作照,兩位白髮老翁精神頭十足,一副笑逐顏開模樣,心情確實挺不錯。在他們每天忙過後,我再去爭搶那寶貴的20分鐘。汝老對我的採訪很認真、很耐心,不因我非名人而輕蔑、也不因自己勞累而懈怠,講得極詳盡、特細緻,生動而具體,讓人著迷,不知不覺20分鐘就飛走了!儘管汝老曾幾次表示可以延長,我還是婉謝了。

就在這期間的一個晚上,發生了件意料不到的事——汝老的夫人突然造訪我家。當時我也住在同一個村子上,離周祥林家較近,是祥林的女兒(是大的還是二的,記不得了)領來的。她的到來使我受寵若驚,來的雖是上郭庄走出的毛夫人,但不是汝老提議也是他同意的,一時間,我受寵若驚,不由得拘謹起來,連話都說不利索了。為和緩氣氛,毛夫人哈哈一樂,自然而然地順口說,一回生、二回熟,走動兩回就成親戚啦!那種自然而然的親切舉止,讓人心裡熱乎乎的,忐忑心情自然消失,心中不由暗想,不愧是海河溝的姑奶奶,嘴敞亮痛快,心清亮純凈,不帶半點曲里拐彎。

此後不久,汝老攜夫人就回京了。此後的情況,我再也不得而知。21世紀初,在區長李廣文倡議和帶領下,幸虧搞了一套搞四卷本的《海下風情》叢書,其中有祜老的公子周建林先生的大作《海河邊的老哥倆》,對後面的事情敘述較詳,特抄錄於後,以免有頭無尾之憾。

建臨先生寫道:「1991年是兄弟倆(周祜昌與周汝昌)在京城的最後一次『聚首校紅』時光,這一年哥哥已80歲高齡,弟弟也74歲年紀······由於問題繁多,倆人只對清定稿至27迴文字,哥哥回天津之際還說:『我明年再來』,但是,1993年2月25日卻傳來他辭世的消息,弟弟悲痛地說,我與四哥祜昌,幾度陷於涸澤,幾度相濡以沫,多少春秋形影不離······他為尋求真理,幾乎耗盡所有的力量,他的後半生就是為了《石頭記會真》而奮鬥到底的。只說一手抄寫之工,已愈千萬,這是常人萬難荷擔的沉重擔子,而他竟以八旬之弱軀,一力完成了這項崇偉的巨業!」祜老仙逝後,後面至巨至繁的許多工作,由周汝昌的女兒兼秘書周倫苓接手,協助老父親終於將其做完。至2002年10月19日,樣書出來送到家中,「弟弟(汝昌)百感交集,不能自已,速寫撫亡兄詩要侄兒在四兄墳前焚化,詩云「攜手從事,誓志唯堅。風雨如晦,至辛至艱。今日見書,五十四年。亦喜復悲,展卷潸然。兄當含笑,英靈在天。數語敬告,難到墳前。』」

建臨先生這段敘述不長,但如泣如訴,感人肺腑。既有誠摯的兄弟情,更富深厚的戰友義,我反覆讀過幾次,每次都深為汝老的崇高人品、人格所感動,不由聯想到汝老為我改稿那件事。

那是我採訪汝老後,冒著酷暑整理素材,寫出一篇紀實的文稿,謄抄過後,就給汝老寄了去,目的主要是請他核對事實是否有誤。寄出後內心既有希冀又很忐忑,希冀的是終於得到向文學大家請教的機會。忐忑的是,汝老文章名滿天下,我那篇小學生做人式的膚淺文章,汝老能看上眼嘛?再說,老人家那麼忙又有眼疾,這不是給人家添亂找麻煩嗎?所以弄得心裡既盼又怕,十分糾結,像填了一團亂麻。沒想到的是,汝老不僅沒嫌累贅,反以一種誨人不倦的專註,對稿子逐字逐句進行推敲、不惜勞心費神地修修改改,許多地方還做了添加。原稿上一旦寫不開,便在另張紙上加寫一段,抹糨糊粘貼上,當起了裱糊匠!這使我異常不安。自忖,豎子何德何能,值得先生如此殫精竭慮?自己對先生做過些嘛,值得先生這般眷顧?

回頭一想心裡更加不安了!細一查對,為這麼篇破稿子,汝老前後竟然給我寫來三封信。都是豎行寫的,字很大(眼疾作怪,字沒法寫小),普通的6開信紙,豎行10個字左右,滿篇也就百十多字。信末屬的日期,頭一封是89、11、18夜,第二封是「己巳祭灶日」,最後一封是「庚午初七,立春前二日」。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贅述信的日期,是因其中透露出來的信息,使我心靈為之震撼,精神得到提升,更加懂得如何做人,做什麼樣的人。請看,89、11、18日那封信,是剛接到我的郵件後寫的,開宗明義第一句說的是「24頁稿並惠札妥收請勿念。」後面說「因手中忙一『大活』(限期繳卷),俟此稿一完,即專註拜閱······望乞釋念」。幾句話讓我捧讀良久,心潮起伏,難以平靜。我曾接觸過一些稍有些地位或名望的人:仰著臉,對人帶答不理;翻著眼,說話拉著長聲;那神氣,就像連自己姓嘛,早都扔到九霄雲外了!咱們再看看汝老,無論地位聲望還是學術成就,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公認的大學者。人家對待我這樣一個交往並不深、又給不了人家任何好處的無名小輩,照樣毫不輕蔑,還一心為我著想,忙著「大活」來不及看稿子,頁碼卻一張張數了;百忙中不忘擠時間寫信,就是怕我著急!不顧惜自己,處處為別人著想,這是一種什麼精神,不說自明!還不算完,到了陰曆(己巳)臘月祭灶日,老爺子又來信特意解釋何為「大活」:「我最近個半月,即償文債十五六篇之多,每篇內容相去十萬八千里,可知其『分散性』······怕你惦記,先此報聞」!幾句話,不僅焦頭爛額的忙亂情景躍然紙上,心思之縝密,熱情之熾烈,怎不讓人感動!

稿子給我寄回,已過春節。那不是簡單地看,比老師批改學生作文還要嘔心瀝血(前文已有表白,不贅述)。最讓我動心的是這些話:「當然,改筆不過參考,萬勿以為非此不可」。實際上,凡他改動過的地方,都比我的原告高出一大塊,他之所以這麼說,除謙遜之外,更是平等待人的美德,不以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哪怕是在各方面都遠不如自己的人。

倏忽間,汝老離開我們六年了。臧克家在魯迅逝世後寫詩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汝老跟魯迅先生一樣,人雖然走了,但精神永存!今天這麼多人懷念他,隆重紀念他的百年誕辰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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