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的大禪師要比明清時的多得多，這是為什麼呢？
皆仁法師
最近翻看燈錄，唐代的禪師宛若璀璨的星辰，熠熠閃耀在唐朝的夜空。而宋代則慢慢式微，到了明清時期禪宗就漸漸衰落了。
細細思量個中的因由，也許原因有很多。但是慢慢捋清思路之後，發現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農禪家風的式微和禪堂的流變。
在唐代時，有武宗滅佛之禍，大禪師們紛紛入山以避法難。而宣宗之後，佛法日隆。
百丈禪師頂著被罵破戒比丘（因為掘地壞鬼神村）的惡名立清規之後，農禪之風益盛。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的時候，出坡是常事，而修行則是大眾僧人的日課。
可以說當時禪師們的修行已經融入了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根據燈錄中的描述：無論是早齋過堂，上堂聽法，入堂打坐，出坡勞作，還是晚上的坐禪，甚至於貫穿禪寺全年的大大小小茶會之中，都可以見到禪師們的修行攝心。
而堂頭和尚的考校則是無處不在，可以是在出坡時，也可以在生活不經意中的一個小細節中，學人如果稍有不慎，就會被戳中修行最為薄弱的地方，從而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
當時禪師們的交流也相當地頻繁，常常見到禪師們遊方參學，而他們的參學絕不是遊山玩水，他們除了每日趕路之外，念經誦經打坐的功課可是一點不落。見岩頭禪師和雪峰在參學路上的公案，就知道他們哪怕是在路上也是沒有絲毫鬆懈的。
所以古德說：「大事未辦，如喪考妣。」（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就是這個道理。
學僧在多位禪師之間的參學大大增長了眼界，使得他們的風格不僅僅局限於一種，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這更有利於日後接引學人。關於這點，我們從禪師們靈活多變地接引學人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得知了。
正是因為有如此靈活多變而處處不離修行的歷練，所以在唐代，大禪師們層出不窮，甚至連宰相為首的士大夫們都以與出家人交遊為榮。
在宋代，禪堂的規制出現，現在我們還可以在當初入宋求學之後返回日本弘法的一些禪師所建的禪寺中見到宋代禪堂的遺制。
宋代的禪堂，前後通透，四四方方，方丈說法，四方皆聞，而且通風透氣，也不拘泥於固定的打坐時間，所以在宋代不乏有夜不倒單者，何山守珣禪師就是其中一位。
在大慧宗杲禪師和宏智正覺禪師分別針對學人的不同根器而提倡「參話頭」和「默照禪」之後，宋代的禪宗也很是蓬勃發展。雖然兩位禪師都對對方接引學人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不妨礙兩位大禪師成為好友，甚至大慧禪師圓寂前，還指明請宏智法師舉火，送他最後一程，可謂是生死之交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早期還有法天與天息災等大師翻譯梵文的經典，可以說是佛典翻譯的最後一個高峰期。但是到了宋代後期，所傳來的梵文經典以密教的居多和中土的修持方法有極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雙修法，所以官方禁止再翻譯後期的梵文佛經。
在明清以降，隨著密教經典的傳入和藏傳興盛，中土佛教遭到的一定程度上的打壓，而理學的興起，令得士大夫階層對於佛法的攻訐幾乎沒有停歇，而在文人在話本小說中對對佛教界的抹黑也一直沒有停歇，禪宗因為缺乏更高素質的人才注入，所以漸漸沒落。
到了清代，滿人信奉的是藏傳佛教，中土的佛教其實是處於弱勢地位。甚至在雍正朝時，雍正很不講究地以帝王身份介入佛教界，插手佛教界的規制，甚至因此而產生了禪七的修行方式。
平心而論，如果論打坐的時間，禪七的方式的確是遠超唐宋時代的一般修行者們（那些超級精進的大禪師們除外，他們幾乎都是夜不倒單的）。
但是，如果就禪堂規制而言，清代的禪堂是密封式的，空氣條件極為惡劣，而且動不動就是百把號人在裡面，空氣質量可想而知。
在這種空氣條件下，昏沉是一定的，想要清新的空氣，的確是一種奢求。
而且經常打坐的人都知道，勞逸結合是必須的，不是一味地坐，就有好效果。
打坐的間歇，身體是必須要有適當的活動，而唐宋時期的出坡則是一種很好活動身體的方法。
在清代的禪堂，跑香就是唯一的活動身體的方法，而且限於禪堂的規制和空間，很多人只能側著半邊身子跑香，長此以往，身體往往會出現偏斜，對於打坐是很不利的。
綜合以上的因素，明清時期禪宗的式微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修行方式的改變和禪堂規制的變革，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
隨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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