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鑒 | 維新思想家與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

原標題：戊戌年鑒 | 維新思想家與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

康有為發表他的維新思想體系無疑對思想界的變化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當他以此激起和組織一場維新運動時，衝擊就更大了。這個運動的基礎在康有為於廣州創立私塾長興學舍（他在那裡教著一小批勤奮好學之士）時就已奠定。它的課程已有所革新，不過仍維持著儒家的格式，儘管如此，它實際上已與當時的儒塾背道而馳了。課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對儒家學說的激進解釋，著重研究大乘佛教教義、中國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學；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學生灌注康氏的政治意識和維新理想。因此，這些學生中有許多人後來都致力於政治活動，就不足為奇了。其中，梁啟超成了康有為在改制運動中的主要助手。

儘管康有為在1888年已上書朝廷倡言變法，但是他推動變革的活動直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規模運動的形式出現。他重新開展這一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敗北，此事對公眾意識所產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首先，這場災難使中國遭受的物質損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驚的賠款之外，它還喪失了對最後的重要屬國朝鮮的宗主權，而且向日本割讓了自己的大片領土——台灣和遼東半島。這樣巨大的犧牲出現在二十餘年大聲疾呼的「自強」改革之後，似乎是特別令人震驚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後，由於中國曆來輕視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後國家，所以，深深的喪師辱國之感特別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年春天，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同到北京參加會試。當中國被迫於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關簽訂屈辱的和約時，康有為立即抓住這個機會鼓動和他一起應試的士子堅決反對和約，並向朝廷請願要求變法維新。結果引起了一場戲劇性的反對和約的請願。一千三百名士子簽署了由康有為起草的激動人心的奏摺，敦促朝廷拒絕和約，著手改革。所有這些主張和請願都沒有受到理睬。然而公眾關心國事的氣氛已經造成，從而激勵著康氏進一步開展他的運動。

這次維新運動比起康有為在1888年單獨首先發動的那一次，範圍要大得多。在那時，他的努力沒有超出向皇帝上書言事和向朝廷大臣遊說的範圍。而這時康有為繼續進行新的嘗試，即在1895年初夏繼驚人的群眾請願之後，又向朝廷提出兩個大膽的變法請求，企圖從上面首先開展改革。與此同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作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他們在向朝廷請願的同時努力爭取來自下面的支持。這些嘗試的基礎是維新派長期夢寐以求的目標：在中國建立立憲政府和國民參政制度。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單純上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開民智」。

為了促進這個運動，康有為和他的合作者創立了新的組織和新的宣傳工具。最重要的組織是學會，它起兩個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執行促進思想一致和組織團結的最重要的一體化功能，沒有這些，要形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務是教育和動員文人士紳。康有為及其朋友雖然希望看到「開民智」的良好形勢，但他們也同樣地知道中國民眾普遍缺乏教育，還沒有為承擔這樣一種任務作好準備。在普遍教育和群眾啟蒙實現以前，許多地方有賴於中國社會「中產階級」——有功名的紳士——的領導。一方面，這個階級構成地方上的社會精英力量，比人民群眾受過較好的教育，能力也較強。另一方面，和官僚們比較，紳士更適合於領導民眾，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接近民眾，與民眾的關係也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啟超所說，紳士「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

但不幸的是，紳士們還沒有作好扮演中間人角色的準備，也沒有作好充當廣大群眾的啟蒙領導的準備，因為他們既沒有政治動力，又不省察國內外大勢。而且，就他們的教養而言，他們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組織才能。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年青的維新派把學會看作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動員的最有效的工具。

這些學會是根據地區和專門化知識這兩個原則組織起來的。它們首先在北京和上海開始創立，接著在各省、府、縣、鎮成立分會。同時，為了用新知識教育官、紳人士，各種專業學科的學會紛紛成立，遍及全國。維新派期望用這種方法組成全國範圍的學會網，以促進「民智」。

康梁集團用來推進運動的另一個新手段是報紙，他們認識到了這是在民眾中間傳播新知識、新觀念以及促進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雖然康有為向朝廷籲請變法的努力歸於失敗，但他不顧官方的壓迫和社會的阻撓，利用學會和報紙來推進「開民智」的工作，這一努力是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

康有為在組織學會方面的第一次嘗試是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強學會。儘管康有為是該會背後的動力，但當時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員陳熾卻被推為正式負責人。起先，學會辦得很成功，不但將首都許多有志改革的學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參加，如英國公使歐格納，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會員名冊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其中有張之洞、王文韶和劉坤一等幾位總督，有翁同龢、孫家鼐和李鴻章等幾位朝廷命官。許多捐款使學會的財政也很充裕，會員們每十天定期集會一次，聽取有關時事的公開講演。

梁啟超被委任為書記員。當日報《中外公報》由學會主辦出版時，梁啟超和麥孟華（康有為的另一個學生）成為該報編輯。該報通常只有一篇由梁啟超或麥孟華撰寫的時事述評文章，但偶爾也轉載一些廣學會出版物中的作品。為了促進它在北京的學者官僚中間的傳播，採取了免費和京報一起分送的辦法。最盛時它在北京發行三千份。

在此期間，康有為認為上海是「南北之匯，為士大夫所走集」，便於1895年秋天在當地成立強學會分會。分會從當時在南京代理總督職務的張之洞那裡接受許多經費，經辦自己的報紙《強學報》，和《中外公報》一樣免費散發。這樣，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後的幾個月里，在學者官僚中間出現了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動蕩，它們不但喚起普遍的民族危機感，而且將這種危機感納入要求變法的直接的和協調的運動中去。

然而，這些組織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壓制。張之洞撤回了他對上海分會的財政支持，而且封閉了報紙，因為報紙用孔子生辰紀年而不用清朝年號紀年而觸怒了省當局。顯而易見，張之洞從這件事中看出了它對清朝不忠的不祥傾向。同時，北京的學會也受到政府的打擊，儘管它在上層得到相當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御史指控強學會非法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能會在士子中間助長無節制地討論政治和公開批評時政的危險舉動。這次彈劾一經提出，不可能不為朝廷所注意。自1862年以來，清朝的既定政策就已經是禁止私人針對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議和請願，以及禁止私人結社。政府按照御史的指控取締了該學會，從而使它建立僅僅五個月就關了門。

雖然解散強學會和取締北京、上海兩地主張變法的報紙之事對於正在成長中的維新運動是一個挫折，但是新的機會立即又在別處出現了。在1896年春天，緊接著上海分會被封閉之後，它剩餘的經費和另外的私人資金被用來創辦一份報紙。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被邀請任主筆。這就是著名的《時務報》的開端，它於1896年8月起在上海發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門創辦了一份附屬報紙。該報開始時稱為《廣時務報》，後來改名《知新報》。這兩份報紙使變法運動在長江下游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保持著生氣。

《時務報》的精華是梁啟超寫的文章。他是康有為的忠實弟子，因此，他的許多寫作不用說是受到康有為的強烈影響的。然而，細心地閱讀就可以發現，梁啟超的作品並不是簡單地宣傳康有為的思想，而是有所發展，使民族主義和民主化在變法綱領中更為集中突出。

象康有為和當時其他有志於變法的學者們一樣，梁啟超強烈地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功，軍事和技術的革新將自然而然地會實現，而沒有政治變革伴同的單純的技術革新，其結果只是浪費精力，這在自強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了。換句話說，梁啟超的變法綱領斷言，政治改革與技術革新相比，應占首要地位。

梁啟超堅持，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從根本上說，這包括廢除科舉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系統。這種新途徑的首要目的是在民眾中間普及識字和有用的知識，而同樣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國文化傳統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經驗這兩方面的知識為基礎的政治教育。梁啟超希望，從這些新學堂里將會產生有知識的和有政治覺悟的公民。

梁啟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兩個主要的概念，即變和群。在康有為的歷史哲學和當時傳入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之下，梁啟超首先設想變應分階段發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這種變是由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即被歸納為群這一多種意義的概念——所支配的。這個名詞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間建立聯合，以便動員和組織他們開展社會和政治的活動。意義深遠的是，除了聯合的理想之外，群還包含著深刻地貶低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價值的某些更廣泛的政治理想。根據梁氏的意見，古代君主制主要適合於維護統治王朝的政體，因此經常是純粹壓迫人的。這樣一種壓迫人的制度，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國際競爭的現代世界中，是不能維持中國生存的。首先，它將妨礙在民眾中間產生力量和朝氣，而集體的活力對於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壓迫人的君主制阻礙人們的交往：不但阻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交往，而且也阻礙社會的不同方面之間的交往。缺乏這種交往，傳統的中國社會就象缺乏民族生氣那樣缺乏民族團結。

隱藏在這種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顯然是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受到民族主義和達爾文派關於世界為無情的國際競爭和鬥爭所支配之說的強烈影響。在這個時期梁啟超從來沒有明確將這個概念和民族主義等同起來。事實上，作為康有為的親密追隨者，他仍然聲言信仰康氏的普濟眾生的理想。然而潛藏在他的政論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義的思想。

但是，民族主義在梁啟超的新政治共同體夢想中雖屬重要，卻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因為一方面他對傳統政治秩序作了實用主義的估價，一方面他又關心道德上的合法性。傳統的王權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無能的，它在道德上也應受譴責。梁啟超把國家看作應該屬於共同體全體成員的一個共同實體，即不但屬於統治者，而且也應屬於被統治者。因此這個共同體應該是它的全體成員的利益和願望的綜合。民眾由某一個統治者或統治家族來加以統治，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醜惡表現，因此其結果只能使共同體蛻化變質。這種新的共同體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類似盧梭的民權和公意的理想。簡單地說，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體看作政治變法的最終目的，其中不僅有活力和團結，而且也體現了民主主義。

梁啟超的變法主張集中到這種新的政治共同體理想上，其最終目的在於使中國的傳統政治秩序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些激進觀念的傳播立即使政治變法論成為風起雲湧中的思想激蕩的焦點。當這種風雲激蕩擴展開來時，變法運動逐漸失去了它開始時在康有為單獨領導下那種明確的一元性。確實，康有為的變法綱領和思想體系仍然代表運動中最公開和最明顯的部分。然而，在運動下面的其他思潮則和康有為的思想大不相同。這樣，維新變法作為思想運動看起來可能最象一種帶有各種顏色的光譜。在較溫和的一端往往可以發現在陳寶箴和黃遵憲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類型，他們也同意康有為的需要改制的主張，但是未必同意他對儒家學說所作的激進解釋。在這個溫和派別中，某些思想狀況本質上和自強運動提倡者張之洞及李鴻章等人的態度基本上並無二致。可是，在比較激進的一派，其觀點和同時代的革命運動很難區別，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進。在這種背景下，有兩個人物應該特別受到注意，因為他們在圍繞著變法運動發展起來的日益擴展和日益複雜的思想激蕩中扮演著領袖群倫的角色。

其一是嚴復，他在青年時代曾在英國留學兩年，因此屬於不但懂得西方語言而且也直接觀察過西方的少數中國人之列。在1895—1898年間，他在天津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表達他自己關於中國民族危機和需要改革的觀點。1897年，他是傳播新知識和發表維新觀點的天津一家新型報紙《國聞報》（它很快成為華北的最重要報紙）和周刊《國聞彙編》的創辦人之一。在那些年，他還開始了他的翻譯事業，完成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譯註，此書取名為《天演論》。嚴復的著作和翻譯立即對讀者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天演論》在1898年出版後取得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響，因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讀過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經對嚴復佩服得五體投地。

按照當時的標準，嚴復的政治態度是非常溫和的，因為他提出的僅僅是漸進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這是和預期未來中國文化將經歷一場徹底的改造這樣一種思想上的激進態度聯繫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漸進主義和在思想上的激進主義二者都產生於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觀點，而這主要是他研究斯賓塞哲學的成績。

斯賓塞的思想認為，進化必然是緩慢的和累積的，不能飛躍地前進，這使嚴復不相信任何激烈變化的奇蹟。實際上，這是說，在中國人民作好準備以前，不應進行制度改革；為了在體質、知識和道德上改造他們，需要漫長的教育過程。嚴復的目標也同樣是在將來徹底改變價值觀。

嚴復的文化激進主義發端於他對國家的熱切關注，即如何實現共同富強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一個猖獗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生存下去。嚴復那種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表達出來的對集體的關注使他相信，集體富強只能求之於一種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學。這種天地之學把天地描繪成為質和力所會之寶，它處於從「始於一氣」向「演成萬物」的持久進化過程之中。整個宇宙如此，人類世界也如此，在人類世界中，活力產生於生存競爭，進化由生存競爭推動。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存競爭在人類之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生命卻大量增加；而且它作為動力和發展的源泉，對於世界來說也是一種幸事。

對現實的這種看法鼓舞和吸引了嚴復，因為它突出了他所重視的關於鬥爭、活力和進展的思想。達爾文主義的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使他嚮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嚴復看來，現代西方奇蹟般的成就在於，在西方，個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還能被融合而產生集體的活力。現代西方的社會精神是公眾精神和原始力的獨特而和諧的結合。根據嚴復對西方思想的研究和他對英國的觀察，這種結合只能在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的環境中產生。他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體活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觀和基本的價值觀而言，嚴復是一個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這導致他對中國的傳統進行無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體力量充溢現代西方的同時，他在中國傳統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縮。他在把中國與現代西方進行對比後著重指出，中國是軟弱的，因為過去中國的聖賢在培養民眾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歷代王朝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卻都是在壓制他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幾乎是全面地、徹底地駁斥當時思想界唯中國之法是舉的傾向，不但攻擊科舉制度的機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籠統地把當時全部儒家學派都視為思想的廢物而不屑一顧，這就不足為奇了。醫治中國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

另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學者譚嗣同，他屬於迥然不同的另一種知識分子類型。作為高級政府官員之子和中國士大夫的一個成員，譚嗣同深受儒家教育。後來，在他成年的初期，通過對知識的探索，他受到西學、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響，同時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紀末年重又流行起來的古代非儒家哲學——特別是墨家學說——的影響。這些多樣化的思想影響使他形成了一種折衷主義的觀點，1896—1897年，他將這一觀點正式寫在一本有煽動性的小冊子《仁學》中。雖則這本小冊子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版，但其內容在出版前已為他的親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啟超在內。

《仁學》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現一個大同社會。這樣一種社會將充滿生氣和活力，不斷向更美好的未來發展。它也是以激進的平等主義和自由地表達感情為特徵的道德高尚的共同體。這種烏托邦幻想既來自宗教的普濟眾生主義以及大乘佛教、理學、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也來自現代西方工商社會的生氣勃勃的時代精神。然而，在《仁學》中明顯地沒有流露出民族主義意識，而這在譚嗣同的許多同時代人思想中已開始成為突出的特徵。

從對世界的這樣一種幻想出發，譚嗣同發表了對中國傳統的過激的批評。他象嚴復一樣攻擊傳統的君主制，將它描述為一種最黑暗的專制主義，壓抑人類的能力和感情。但和嚴復對傳統制度的攻擊範圍僅限於政治秩序不同，譚氏的抨擊還擴大到傳統中國的主要社會制度——家庭。這從他對傳統的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綱教義）的毫無保留的詰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類全部關係中最神聖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絕對統治的權威原則為基礎的。譚嗣同認為，父子、夫妻這兩種家庭關係和君臣這種政治關係一樣，都是腐敗的和壓制性的。在譚嗣同看來，這三者構成了單一的乖張和壓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傳統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墮落。

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個能生存的人類共同體，譚嗣同呼籲衝決三綱這一令人窒息的羅網，進而消滅中國的整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和康有為或嚴復不同，譚並未提出有步驟的改革綱領，他的《仁學》也未指出如何用具體而明確的步驟去實現他的幻想。可是，在這整本小冊子中他都用熱情洋溢的語言鮮明地表達了完全否定和徹底解放這兩個如影隨形的主題。在這些語言中產生了一種革命的朦朧概念。

從上述情況我們已經看到，儘管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思想激蕩之勢包含各種各樣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種激進的傾向為特徵，這種特徵反映了對兩個主要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對國家富強的廣泛要求。另一個是對宗教道德意義的探索，這主要表現在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思想中。激進思想是由對這兩方面的關注助長而成的，它打擊了傳統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礎。這樣，在1895年之後的數年中，思想衝突不但發生在激進的維新派與保守的士大夫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激進的與溫和的維新派之間，這就不足為奇了。1897年下半年，這種思想衝突終於在湖南趨於公開化。

來源：《劍橋中國晚清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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