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純文學已經死去
放眼望去，文學的夜空河漢，有寥落的星星閃爍，星空下也有萬家燈火呈現。可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內心，還是抹不去的空落落。
當下，中國似乎文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一方面，寫作和出版變得格外的容易和輕率，全國大大小小的文學雜誌還在發表大量的文學作品，儘管其中一些雜誌的銷售額幾乎為零，也就是說每期雜志賣不出一本。
許多出版社的倉庫堆積成山，壓著經年累月、與日俱增的文藝類出版物，雖說它們最終都逃不脫重新變成紙漿的命運。林林總總的文學雜誌和鋪天蓋地的出版物，構成了文學表面繁榮的虛假景象。
另一方面，文學加速度地邊緣化，文學儼然像一門冷僻的自然科學，躲進了學院的高閣，變成學者和教授以及他們的生，以及他們學生的學生的專利，演繹文學史，掌控文學批評的所謂話語權，文學的研究和批評都無異於無人喝彩的自彈自唱。
全球化的商業大潮席捲神州，文學像一葉扁舟，被洶湧的潮水裹挾沙灘，擱淺岸邊。
文化之所以這麼脆弱，倫理之所以這麼沒有根基，知識分子之所以這麼沒有定律，像風中柳絮無根的浮萍，都根源於我們綿長的歷史傳統。
從文言跳到白話，才不過一百來年的時間。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佔主流地位的是儒學。儒學的核心就是入世，就是理清塵世間的關係。在儒學的大框架里，不可能產生橫空出世、自成體系的大哲學家。
在歷史長河中，以不同方式反抗儒學的真正鬥士不是思想家，而是文學家。
先有屈原、陶淵明、「竹林七賢」，後有李白、李賀和以王維為代表的一批田園詩人，直到近代的魯迅，他也是以「狂人」的姿態，力圖撕扯掉儒家的一張恢恢巨網，把魯迅稱之謂「思想家」實在有悖魯迅的原意。
在那個年代，魯迅的工作與其說是寫作，還不如說是應戰。
換一個角度，我們也許就完全讀懂了魯迅，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為何總是火氣太盛，為何總是把自己當作鬥士和爆破手，時時身處一種臨戰狀態。
文學家是通過感性來達到理性的，通過靈性來抵達歷史和人性的深處。
莫言的《生死疲勞》將轉世的民間傳說作為小說的基本框架結構；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將早晨、中午、黃昏象徵一個鄂溫克女薩滿的一生。
賈平凹的《秦腔》以一個古老劇種的衰落來展示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兩難處境；王朔的《和我們的女兒談話》將故事發生的時空擱置在距今幾十年後的某些日子裡，這些文本體現了人類精神產品的創新精神，為年輕的習作者們指明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文學需要整合。未來的文學將是開放多元的，一個有出息的寫作者，必能吸取網路文學、類型小說、民間傳說甚至手機信息的所有資源，將其融進文學藝術的創造過程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理解莫言所說的：狹隘意義的純文學已經死去。替代它的將是一種更豐富、更多元、信息量更大的文學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