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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電影節獲獎導演上吊自殺:為什麼有人為理想而死,有人活成了李誕和馬東?

今天看到一則消息,關於一位柏林電影節獲獎導演上吊自殺。

2月16日,第6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一部叫做《大象席地而坐》的片子,斬獲柏林電影節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而這部片子的導演胡遷,卻在四個月前上吊自殺,那一天是2017年10月12日。

一場命運輪盤的翻轉遲到了四個月。

座無虛席的全球首映場里,所有無聲告白都成了「英年早逝」。

電影節評委會贊胡遷的影片「大師級的敘事」,而在此之前的那麼多沉默歲月里,他是輾轉於光影世界螻蟻般的存在。

念書時愛電影,卻苦於無門路,有心無力。像一枚留守中青年蟄伏於小鎮一隅,理想只能披上網吧的煙草味。

後來考上北影,學做導演,發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原來夢想殿堂,供奉的也非自己的心中理想。

碰壁、受挫、不妥協,堅持文藝,拒絕商業,可「貧窮」卻限制了他的去路。

理念不被看好,劇本不被採納。一個導演卻只能靠寫兩本書的稿費勉強維生。

年薪兩萬在北上廣如何生活?要怎樣為理想買單?

這個問題,在他生前應該出現過無數遍。

他在微博上說過,「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

後來終於有機會把處女作《大象席地而坐》搬上大熒幕,卻因後期與製片方意見分歧不歡而散。對方要求把四小時的片子剪成兩小時,他堅決不剪。

最後他成了在市場面前果斷被拋棄的人。製片方解除合約,剝奪導演署名權。胡遷要自掏腰包350萬才能夠買回自己作品的版權。

這對於一個「卡里只剩下三千塊」的年輕人來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理想主義終究沒有變成另一種英雄主義。

他的死,引發很多人對「理想算個屁,這世道笑貧不笑娼」的共鳴。

無數被貧窮謀殺掉的白日夢想祭奠於這場遲來的「名望」。

我也同樣慨嘆生而為人,有多少「人間不值得」,多少未能變現的才華如塵如煙。

可是在無數「壯志未酬」的悲憤與「懷才不遇」的嘆息中,在「理想算個屁」的口誅筆伐里,我卻想到了李誕和馬東。

一個60後,一個90後,一個《奇葩說》,一個《吐槽大會》,陸續在這兩年成為流量體和影響力。

我不用「成功者」去定義,畢竟「成功」的標準註定越來越多元,這是人得以獲得「自由」的前提。

可以說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得到了「名望」的加持。

他們提供了「理想主義」在這個世道的另一種打開形式。

把強大的自我消融於「無我」之中。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難得賺了錢還不被人罵。

而你仍然能在貌似圓潤無缺口的行為里,看到他們內心的某種堅持。你也並不覺得他們在向誰鞠躬妥協。

馬東和李誕都上過《十三邀》,和許知遠對談。

無一例外的,許知遠都變相成了對方,

許知遠試圖說《奇葩說》這類節目粗鄙的時候,馬東反問「咱們精緻過嗎?」

提及提高民智,馬東說,不管識字率多少,時代中只有5%的人願意「積累知識、了解過去」,而95%的大眾「就是在活著」。

有人在死揪著過去不放,卻總有人跟著時代順流而下。

當中年危機和油膩中年男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馬東卻能成為觀眾心中「去油」典範並迎來事業春天,是如同《奇葩說》辯手顏如晶所說,馬東了不起的地方,是能夠接受新的東西。不論是做人的方法,還是看待事情的角度,都不被固有思維捆綁禁錮。

李誕和馬東是有相似之處的。

他們都坦誠自己「悲涼」的人生底色。

在看清生活的真實面目後,選擇用「順流而下」的方式去擁抱這個時代,學會用「無我」來變相成全內心的「自我」。

就像有人形容梁朝偉一樣,看似是任憑揉捏的麵糰,裡面卻藏著釘子。

李誕對話許知遠,他說,其實自己喝三塊錢的啤酒也行,回老家每天喝這三塊錢啤酒也可以。但有一天突然發現,人生最怕的三個字,就是「也可以」。

這道關乎人生的選擇題,他最後選擇「不可以」。

他也碰過壁,撞過牆,後悔自己沒好好考個好大學。

他不是命運寵兒的角色,但如他所言:看到了這世界的遊戲規則,那我就跳進去,跟著動起來就好了。

他說出口的依然是他想表達的,只不過會「聰明「地選擇用大眾喜歡的方式表達出來。 比如詼諧的吐槽,無盡的自嘲。

當許知遠質疑為什麼一定要在乎別人的反饋時。

李誕直言,所以我賺錢,你不賺錢啊。

當許知遠認為李誕對話不走心的時候,李誕笑著說:我不是不會走心,而是我在您這哐哐哐走心了,節目播出後我還怎麼賺錢?

調侃也好,吐槽也罷,「聰明人」有自己的保護色,我卻覺得這不是「虛偽」,反而是守住內心底線的鎧甲。

以前我也曾覺得,生活的英雄是不屑於被規則捆綁,拒絕登場;如今卻覺得,真正的勇士,是在直面現實的血腥與殘酷後,用你們既定的規則,贏掉籌碼。

我很贊同李玫瑾教授在《圓桌派》上關於中國人「目光短」的探討。

這種習慣把目光只鎖定眼前的行為習慣,一定程度與語言結構相關。

漢語以短句子和單獨辭彙為主體,人們思維習慣傾向於眼前事,包括目標的鎖定,達不到就失望至極,缺乏把事情放置在更長時間軸上思考的能力。

而習慣哲學思辨句式大都長句子的德語,訓練了德國人做人做事的長久眼光。

一百年前在中國建造的房子時至今日都功能合理。

天才的隕落,不是命運的安排,而是需要我們思考反思的結果。

包括我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缺少合作精神的強化和對環境的合理利用。

在教育上,一味灌輸「個人努力」的作用,讓人誤解了理想的實現真的只要自己有才華就萬事俱備。

單獨強調理想的偉大和天才的難得,卻不提供實現理想的多角度多途徑,才華無法用來反哺社會,有什麼用呢?

只是擺在精神的神壇之上用來在庸碌無為的日子裡自嗨的嗎?

所謂天才和理想主義的人很難融於社會,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自身能力問題。至少是某些性格上的缺陷。

這年頭,每個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病」,心裡都有傷。

「一邊很想死,一邊努力活」的前提,是學會認清現實,接納自己。

「天才」不是不能好好生活的通行證。

所以,理想本不是「屁」,當你無力實現的時候,它們才成了「屎尿屁」。

想到去年好久不見的朴樹第一次登上綜藝,直言不諱「因為沒錢了」。

沒人覺得反感,反而恨不得鼓勵他多賺錢,然後才能安心去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才能突然出現在冬天的什剎海,站在人群里背著吉他唱:有時你乘起風,有時你沉沒,有時你看見午夜的彩虹。

恰如有網友說朴樹,兒時喜歡他,後來覺得他裝逼,現在覺得他純粹。

有時候,投奔市場,並不是背棄理想。

只有自己先能好好活下去,才能等到理想被牛逼的自己扛起來的那一天。

「理想」被正視的前提,是你先被人看到。

很多時候,一個人不是對這世界沒信心,而是對自己沒信心。

怕一個轉身,就無力回頭。

就像電影《二十二》的青年導演郭柯,歷時五年,做這件事,說把票房都捐獻給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

沒想到後來電影票房1.7個億,他特意在公開場合表達依舊分文不取,兌現承諾,直言,特意反覆說出來,就是因為怕自己在突如其來的金錢面前,經不起考驗。

別把這世界讓給你鄙視的人。

如果你甘願為什麼東西去死,那為什麼不能為了它而好好活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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