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遠去的長城，是家園

文明之聲

烽火遠去的長城，是家園

張依萌

長期以來，長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被視為中國的標誌與和平的象徵，並被賦予崇高的精神價值。其無與倫比的規模和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的壯麗形象，使每個見到它的人，都受到強烈的視覺刺激，心靈受到無比震撼。

長城的軍事功能不言而喻，但烽火遠去後的長城與當代人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除了疆場，

更是實實在在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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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

當我們觀察長城分布圖時，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西部地區，長城的走向與絲綢之路幾乎是平行的。我們不禁聯想，這二者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

比如河西走廊。這條中原通往中亞的孔道，原本不是中國傳統疆域，而是被大月氏所控制，後來又為匈奴佔據。公元前2世紀中葉，中國與匈奴之間爆發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漢朝驅逐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勢力，將這一帶納入版圖。大約半個世紀之後控制了西域。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中亞的道路最終得以貫通。而河西走廊與西域地區的長城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修建。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那就是漢代西北地區長城的修建，以控制河西走廊為目的，至少是將其作為重要目的之一。客觀上，這一舉措也就保護了絲綢之路的貿易。

事實上，長城本身也直接承擔經濟功能。2000多年來，長城內外的關係曾有過相當長的緩和時期。在和平年代，長城兩側的人民在長城沿線開展貿易。一些關隘和城堡逐漸成為固定貿易場所，甚至在後來發展成國際貿易口岸，越來越多的商人開始在這些軍事要塞定居生活。

位於北京西北部約200千米的張家口，是2022年冬奧會的主辦城市，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明代的小城堡，在18世紀曾雲集1700餘個商號，陸續吸引蒙古、俄羅斯、德國的客商，是非常繁榮的都市。

再看張家口市地圖，我曾仔細對照明清時期關於張家口地區的各種方誌，發現當代張家口市轄17個區縣內所有地圖上顯示的地名，幾乎全部是明長城的組成部分。

我們通過調查發現，長城沿線關隘和城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廢棄成為遺址，或開發為景區，絕大多數發展演變成為現代城鎮或鄉村。據統計，長城沿線2200多個關堡中有超過1000個像張家口這樣發展成為現代城鎮。

長城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不僅是名勝古迹或精神象徵，也是實實在在的家園。我們曾經對長城沿線居民進行採訪，發現這些居民中還有很多人是長城守軍的後裔。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成為長城景觀的一部分。

東西方對長城的解讀不同

長城無疑是最為知名的世界遺產，然而，它的名氣卻影響了我們對它的客觀認識。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對長城的形象多少都有一點「善意的扭曲」，而這種扭曲往往都與觀念產生時期的宏觀歷史背景相聯繫。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時間軸，觀察對於長城的各種觀念是何時產生的。首先談古代中國人，實際上中國人一直以來並不喜歡長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直接或明顯地與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義的事件、生活傳統、信仰、文學藝術作品相關」是長城的「突出普遍價值」之一。

孟姜女的故事折射的是人民對於沉重勞役和殘酷統治的強烈不滿。再如，在中國的詩歌體系中有一個類別「邊塞詩」，正是來自於對戍守長城的描繪。我們能夠找到數百首描寫長城的詩歌，但其中幾乎沒有一首是讚美它的。「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字裡行間透露出戍邊生活的艱苦和連年征戰的凄慘。此後與長城有關的詩歌基本持相同觀點。20世紀前，中國人對長城普遍持這樣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對長城最早的正面描述，並不是來自中國，而是西方。在17—18世紀的歐洲文獻中，我們能夠查閱到很多關於長城的誇張描述。比如費迪南·維比斯特（1623—1688）曾說，「世界七大奇蹟放在一起，也抵不過（長城）這項工程。歐洲人當中流傳的所有有關它的名聲相比我親眼所見的，相去甚遠。」

長城還對法國啟蒙思想家產生了影響。伏爾泰（1694—1774）在《風俗論》和《哲學詞典》中將長城稱為「一樁偉大的工程」，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書信》中第一次將其稱之為豐碑。

在精神領域，長城第一次具有了世界意義。然而，到1793年，當英國的馬戛爾尼爵士率領一個龐大的使團來到中國，並稱讚長城之時，中國人卻依然不理解這些「蠻夷」對長城的熱情。西方人對長城的誇張觀念的影響持續到當代。1987年，長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在「突出普遍價值」評語中，我們仍然讀到「長城是唯一能在月球上看到的人工建築」。

東西方對長城的看法有如此強烈的反差，主要是因為彼此解讀長城的背景和目的有根本區別。中國人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受漢代以來儒家思想「節省民力」思想的影響，以及後世王朝對秦朝暴虐形象的刻意塑造，有意將長城宣傳成為一個負面的東西。而西方人的讚美，多是來自於後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對神秘東方的嚮往，對思想解放的理論準備，對未知的憧憬，對秩序的追求。

實際上，關於長城的理性聲音也出現在17世紀前後。1644年，明朝滅亡。一些曾經參與反抗新王朝鬥爭的人士在失敗之後轉而開始關注邊疆歷史地理，考證長城的走向、關口等，進而檢討舊王朝的邊防政策。

19世紀末，西方人用工業文明成果敲開中國的大門，並發現那個曾讓他們嚮往的中國是如此貧弱不堪。失望之餘，他們對長城的熱情也開始轉變為理性研究和實地考察。斯坦因來華正是在這個時期。與此同時，中國人對長城的觀念卻因新的邊疆危機而發生相反的轉變。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將長城譽為「世界奇觀」，這說明中國人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對長城的印象已經改變。而到了30年代，隨著日本侵略加劇，長城沿線發生了一系列戰鬥，長城迅速轉型為民族精神的象徵。毛澤東「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詩詞更是家喻戶曉。80年代提出的「愛我中華，修我長城」也是深入人心。

與長城在全球範圍內的受關注度相比，公眾對長城的知識卻少得可憐。一份2014年的調查顯示，長城沿線的居民中，僅有40%的人知道自己的家鄉有長城，知名度與知識的極度不平衡，也成為當前長城認知的一個突出現象。

長城不僅是屏障，更是紐帶；它是當時科技的集成，也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長城的功能之多樣，價值之多元，遠超現代人的想像。對長城不同價值的思考決定了長城不同的保護模式與展示方法。2006年國務院制定了《長城保護條例》，十多年的時間中，對長城的保護已經融入今天很多人的生活。2018年，《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將發布，綿延萬里的長城將陪伴著我們走向未來。

（原文刊載於2月22日人民日報文化遺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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