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敏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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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阿Q正傳》

敏感詞的歷史遠比網民們以為的更久遠，這方面最經典的故事，來自陸遊的《老學庵筆記》：

一位叫田登的太守不允許別人直呼自己的名字，和阿Q一樣避諱「燈」，一旦有人犯諱就要發飆。不少吏卒都因不小心犯忌遭到榜笞責打，整個州內只好統一把「燈」稱為「火」。後來有一年過元宵節，按慣例百姓可以到州府看花燈，官府於是發布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就是諺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由來。

類似的敏感詞被稱為避諱，絕大多數都與人名相關。為了表示對統治者、長輩的尊重，人們不僅不能直呼他們的名字，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迴避這些字，實在不得不用到的時候，就以近義詞代替。這一習俗早在周代就已出現，《左傳·桓公六年》記載，魯桓公生了兒子，問大夫申繻該怎麼給孩子起名，申繻講了一通起名字的規範，「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也就是說，這些名詞都是不能用於人名的，後面又說一句，「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大意是周人侍奉鬼神都要講究避諱，名字也在避諱之列。

這種心理應當與原始禁忌相關，各民族早期都出現過類似習俗，人類學著作《金枝》指出，「未開化的民族對於語言和事物不能明確區分，常以為名字和它們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間不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聯繫，而且是實在的物質的聯繫，從而巫術容易通過名字，猶如通過頭髮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樣，來為害於人。」

「我叫你一聲你敢答應么？」《西遊記》的這一情節還真有著深層文化心理。

秦國的統一使避諱首次在法律層面得到明確。秦始皇名政，這個字當時通「正」，為了避他的諱，每年農曆的正月就改稱「端月」，《琅邪刻石》中有「端平法度，萬物之紀」「端直敦忠，事業有常」兩句，學者考證這兩個「端」本來都應該是「正」；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楚」字也一併被禁，這就是典籍經常把楚國稱為「荊國」的由來。秦朝官府甚至專門頒布了律令，要求名字中帶有敏感詞的百姓改名字，《嶽麓秦簡》就有這樣一枚簡：

令曰：黔首徒隸名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貲二甲。（第二個「有」應該是衍字，也就是多餘的字）

大概意思是，律令規定：百姓們名字中帶有「秦」字的，必須要改掉，敢有不改的，罰兩套鎧甲（的錢）。注意「黔首」這個詞是滅六國後才出現的，所以這條律令顯然是統一後頒布的。禁止用「秦」字的名字也不難理解，先秦禮制就有「不以本國為名」等規定。

不過《史記》對秦代的避諱並不嚴格，太史公是漢代人，沒必要遵循前朝規定，與此恰成對照，他在寫到本朝皇帝時明顯謹慎了許多，從漢高祖到漢武帝，五任皇帝個個都需要避諱：

漢高祖名邦，《史記》但凡用「邦」字的地方，都改用「國」字，比如「相國」本來應該是「相邦」，還有觀點認為，《詩經》里的《國風》本該是《邦風》。

漢惠帝名盈，《史記》一般用「滿」字代替。

漢文帝名恆，用「常」字代替，比如常山本來應該是恆山，人們熟悉的「嫦娥」本來應該是「姮娥」，也是為了避同音的諱。

「憑什麼改老娘的名字」

漢景帝名啟，多以「開」字或「間」字代替，比如商紂王的叔叔微子啟，在《周本紀》《宋微子世家》里都成了「微子開」。開封也本來應該是「啟封」。

漢武帝名徹，所有「徹」字都被改成了「通」，秦末有個說客蒯徹，《史記》稱其為蒯通，後來的《漢書》就註解，「蒯通, 范陽人也, 本與武帝同諱。」爵位「徹侯」也成了「通侯」。

再往後，漢昭帝名弗陵，「弗」被「不」取代；漢宣帝名詢，漢明帝名庄，荀子、莊子因此連名字都被改了，稱孫卿、嚴周；為了避諱漢光武帝劉秀，秀才被改為茂才，直到《阿Q正傳》的時代依舊保持著這一稱呼。

後面的朝代，類似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西晉建立，司馬昭被追封晉文帝，幾百年前的王昭君就被改了名，稱王明君或明妃，比如杜甫的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叫李虎，當時就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成「不入獸穴，焉得獸子」。

唐太宗名李世民，「世」字經常被略去，王世充、徐世績就分別被寫成王充、徐績；「民」字也都用「人」字取代，柳宗元《捕蛇者說》里有一句，「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這裡的「人風」其實就是「民風」。還有三省六部制中的「戶部」，之前其實是「民部」。

宋仁宗名趙禎，蒸饅頭的「蒸」因此都要改為「炊」，這就是武大郎賣的炊餅的由來。

「炊餅」其實是蒸餅，電視劇處理成了饅頭。

雍正帝名「胤禎」，為此他把宋朝皇帝「趙匡胤」改名為「趙匡允」，把明朝皇帝「崇禎」改為「崇正」，所以才會有《阿Q正傳》里那些「白盔白甲的革命黨」，「穿著崇正皇帝的素」。

……

長輩的名字同樣要避諱。眾所周知，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他提到父親時，常常稱其為太史公、父、先人等，寫《史記》時遇到「談」這個字，也統一用「同」來代替，如「張孟談」改為「張孟同」，「趙談」改為「趙同」。《世說新語》里也有一個小故事：桓玄有一次和王忱喝酒，酒變涼了，王忱要求手下溫酒，桓玄忽然痛哭流涕起來，原因是「犯我家諱」，他的父親是大司馬桓溫。最倒霉的是唐代詩人李賀，他考進士的時候，競爭者告了他黑狀，說父親叫李晉肅，「晉」和「進」同音，為避諱就不能考進士。韓愈為此特意寫了《諱辯》一文為李賀說話，「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但李賀最終還是沒能參加考試。

孔聖人也在避諱之列，他老人家名丘，北宋朝廷就曾下令，凡是讀書讀到丘字的時候，都應讀成「某」音，還得用紅筆在「丘」字上圈一個圈。清朝規定，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改姓「邱」，還得讀成「七」。

還有一種避諱很特殊，不是為表尊敬，而是因為厭惡。安史之亂後，繼位的唐肅宗對安祿山恨之入骨，把天下所有帶「安」字的地名全都改了，安康改為漢陰，同安改為桐城，綏安改為廣德，寶安改為東莞，安昌改為義昌等。東莞、桐城等地名因此沿用至今。

這些避諱自然給民間帶來了極大不便，百姓們一不小心，動輒得咎，《唐律疏議》規定，「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余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即為名字觸犯者，徒三年。」寫錯字的代價著實不小；更糟的是，到了清代文字獄最盛行的康雍乾三朝，這種敏感詞的判定已經沒有章法可循，完全看皇帝的心情，著名的「清風不識字」案正是如此。雍正八年，翰林院學士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雍正帝馬上將其革職抄家，後來又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等詩句，雍正把「明」「清」都認定成敏感詞，認為這是存心誹謗，徐駿因此以大不敬罪被判斬立決。

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文人們個個如履薄冰，只好盡量先自我審查，其心理類似於「我們自己割了吧，省得朝廷動手」。雍正後來給內閣寫了一份手諭，說自己看本朝人寫的書，一遇到胡、虜、夷、狄這些字，要麼空著，要麼用「彝」、「鹵」等字來代替，他「殊不可解」，以為這是「避之以明其敬慎」。這裡的「四爺」頗有些「何不食肉糜」之感，天知道他是不是在裝傻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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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2000年的古典社會，已很難統計共有多少漢字在避諱之列，而且敏感詞庫還在不斷補充增加，每一位新皇帝繼位，都意味著又多了一批不能寫的字。假如它們全部累積下來，漢語勢必會像《1984》中的「新話」那樣，辭彙量越來越少，直到一個字都不能用。

不幸中的萬幸是，這些敏感詞大多帶有時效性，一俟前朝覆滅，曾經的避諱很快就又能恢復正常了，這方面最經典的例子當屬袁世凱。民間傳說，洪憲復辟時，袁世凱嫌元宵與「袁消」同音，下令改元宵為湯圓，沒過多久復辟失敗、袁世凱下台，一紙禁令自然也成了過眼雲煙，等到下一個元宵節，北京各大商家重新大張旗鼓賣起了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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