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濤和他的書話
李國濤，著名文學理論家、文學評論家和文化學者。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工作，在山西幾代作家中享有很高威望。本文著重介紹了他晚年提倡推重並大量創作的文化隨筆，特別是「書話」，凸顯其豐贍閑雅，蕭散簡遠的文格文體與文化精神。
李國濤
李國濤（1930年11月—2017年8月），筆名高岸，江蘇徐州人。1950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學教師，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通訊》編輯，《汾水》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山西文學》雜誌主編。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2年評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是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山西省作家協會第三屆主席團副主席、第四屆理事會顧問，第五屆、第六屆山西省作協全委會榮譽委員。著有《文壇邊鼓集》《〈野草〉藝術談》《STYLIST-魯迅研究的新課題》等文藝理論專著和長篇小說《世界正年輕》《依舊多情》，隨筆、散文集《世味如茶》《總與書相關》《目倦集》和五卷本《李國濤文存》等。
李國濤先生是我愛重的一位學者和作家。
我喜歡讀他的文章，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候年輕，精力充沛，對未來充滿嚮往。工作之餘讀魯迅，瀏覽報紙副刊。不久便注意到，《太原日報·雙塔》《太原晚報·天龍》經常刊登一位作者名叫李國濤的文章，文字典雅，氣味清醇，篇幅也短。
李國濤的職業是編刊物，寫評論,兼做魯迅研究。魯迅研究早已是一門顯學，有創見、出成果不易。李國濤業餘「兼做」，卻搞出了名堂。1981年魯迅一百周年誕辰前後，僅魯迅研究的一個分支——《野草》研究——就有十多部專著出版。李國濤的《〈野草〉藝術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以其「側重藝術分析鑒賞」（見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484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之鮮明特色，與李何林《〈野草〉註解》、孫玉石《〈野草〉研究》比肩。幾年後，他又出版了第二部魯研專著《STYLIST——魯迅研究的新課題》（「魯迅研究叢書」之一，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這部專著被魯研界稱作是對魯迅文體研究「這一新課題的第一聲回答」，論者尤其稱道「李著對魯迅運用語言之妙深得於心，寫來大有體會，構成了十分精彩的部分」（袁良駿語，同上，565頁）。我視野狹小，不知道李著之後三十年間，魯研界對魯迅文體研究這個新課題有無新進展。李國濤逝世後，我取出這部魯迅文體研究的開山著作重讀一遍，依然有銀鈴響於空谷之感。
我的《STYLIST——魯迅研究的新課題》，是李國濤先生持贈的。扉頁上有他的簽名，蓋一枚陰文圖章。時間在2002年3月。那一次登門拜訪，談過些什麼已經淡忘了，只記得在南華門李家客廳，老人藹然地眯著眼打量我時的神情。我卻驚奇，眼前這位念書只念到高二的老者怎麼還會搞翻譯。那時我剛讀過李國濤從《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翻譯的短文，是李銳長篇小說《舊址》的評論。
李國濤先生
到了六十歲左右，李國濤目力不好，不能再搞研究了，轉而寫起小說來。一時間，《郎爪子》《紫砂茶壺》《世界正年輕》……一批署名「高岸」，地域性、文化味很濃的短、中、長篇小說噴湧出來。「高岸」行情看漲。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在《太原日報·雙塔》看到他一篇短文：《停頓：暫時的嗎？》，文章說他寫作的階段性很強，先是搞魯迅研究和小說文體研究，後來寫小說，正寫得起勁，因冠心病住了兩次院，便停頓下來了。文章發表在1994年6月23日，我喜歡那個標題，當時剪下來，保存到現在。從標題一眼就看出，他不情願「停頓」下來，無奈，卻又很不甘心。如果「高岸」以四十年代徐州市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一直寫下去，會是怎樣？往事未忘，多可入詩，李國濤偏愛這些寄寓著濃烈鄉愁的小說，編《李國濤文存》時，小說卷選錄的中短篇都是這類題材。
人生的無奈或轉折，往往因為遇到了不可抗力：自然的，社會的，家庭的，政治的，疾病的。有的人順勢而為，「從吾所好」，活出新境界；有的卻逆勢而行，終不免趑趄，一腳淺一腳深。李國濤那一次「停頓」，果然又成了一次轉折。從此便進入散文隨筆的階段了，一直到離世。他先是寫過一些懷舊散文，「平生我自知」那個系列真好，可惜《祖父》之後就斷了。他的祖父雖說只是秀才，卻著有《萬年少先生年譜》，陳寅恪、馮其庸、來新夏諸家的著作都引用過。李國濤也寫了一些人生感悟、生活類隨筆。後來，他就專註於文化隨筆的寫作了。在《懷念隨筆文體》一文中，他寫道：「我很擔心，有一種文體在我們的文學裡逝去。我說的是一種優秀的、精鍊的、充滿知識和智慧的短文。以前在古代的詩話、隨筆、札記里存在過。五四以後如魯迅的隨感錄一類，也是。不過我們只注意到它的戰鬥性的一面，短小之體則忽略了。」他感嘆有學問的大手筆不弄這些了，於是覺出少了一種文章可讀。他是如此懷念、熱愛那種有學問的短文章，晚年幾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寫作這種文化隨筆上了。
李國濤的文化隨筆，可分兩類。一類談文事。他喜歡看文事，談文事，在談文事中表現自己的觀點和趣味。這個活兒看起來容易，做好卻難。要有合適的材料，判別材料的眼光，還得有觸類旁通的功夫。而這恰是李國濤的擅場。有朋友打趣他附庸風雅，他說：「我不附庸風雅，難道風雅還來『附庸』我這個老頭不成？」中國的文事，他最關注現當代，很喜歡收在「新世紀萬有文庫」里的兩本小書：溫源寧的《一知半解及其他》，林以亮的《文思錄》。外國的，他激賞董鼎山筆下的美國文事，還有董橋、愷蒂寫的英國文事。他自己寫文事，純然是學者的手眼，材料翔實，有見解。如《糖炒栗子》《「布衣」趣談》《〈水滸〉風習名物之博考趣談》《一條該收的資料》《張之洞「屠財」而不「圖財」》，讀他這一類隨筆，真是長見識，受熏染。《兩篇〈謝本師〉和四位名人》，談章太炎之「謝」俞曲園，周作人之「謝」章太炎，又談到魯迅臨終前連續寫《關於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做過一番比較後，李國濤說：「魯迅對老師的態度，顯出比周作人更多一分理解、厚道和人情。在這裡，魯迅顯得更寬厚。」「對歷史人物從大處著眼，正是魯迅的難及之處。」立言有據，在學術層面站得住。
另一類是評介書籍的，亦即「書話」。這很可觀，光是數量就在百篇以上。這得讀上百部新書才能辦到。一部書按15萬字計算，就是1500萬字。而他讀得又是那麼仔細。李國濤有兩本小書名曰《總與書相關》《目倦集》，他晚年確是用眼太多，讀得太累了。
李國濤的書話，主要介紹國內新版或再版的書籍（包括翻譯作品）。他的熱心讓人感動。往往是讀過一本，或者還沒讀完，就迫不及待，要介紹給讀書人了。「讀了一本好書」——介紹王佐良《英國散文的流變》；「鍾叔河文章好」——介紹鍾氏《念樓集》。有時乾脆直接催促讀者掏腰包：「我勸沒有機會參觀《田家英收藏清代學者墨跡展》的讀書人，或者已有機會看到此展而沒有機會或沒有富餘的錢去買價值六百元的《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法選集》（共二冊）的讀書人，請去買一本2002年9月才由三聯出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那也不少錢，四十八元，但還能承受。我就買了，因為它能叫我慢慢讀幾年。」多有趣！
李國濤先生
他的書話是學術小品。這需要豐富的讀書經驗。《關於「魯迅買書的花費」》是讀趙毅衡一本《倫敦浪了起來》，看到作者論及徐志摩在英國的經歷，順便說到魯迅兄弟在日本：「當時中國錢也真值錢，一個破落地主之家——例如魯迅周作人之家有足夠錢供兄弟倆在東京閑住多年。」李國濤感到這種說法與他平素所讀關於魯迅家庭經濟情況的說法大不相同，「而更應辯明的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不能稱之為『閑住』。這個詞用在這裡頗覺刺目。」於是拿證據，擺事實，詳加辨析。1300多字的辯正，所依據的資料有七八種：錢理群《周作人傳》，魯迅《吶喊·自序》《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周建人口述《魯迅故家的敗落》，周作人《魯迅的故家》，《魯迅年譜》，以及魯迅致許壽裳的信。李國濤身為魯迅研究專家，對這些資料自然是出入自如的，所以他說「事情原來也並不複雜」。看上去，這篇書話似乎只做了一個小小的考證，給讀者和那位趙先生講了一點點「知識」；實則對這樣一個非學術的問題，李國濤感到「頗覺刺目」後，從學術的角度，以主觀熱誠作客觀辯正，體現了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的手眼和品格。
《排除兩難處境》一文介紹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李國濤認為「所選之文，重學理分析，重史料分量。」他在該書第三輯《胡適還是魯迅》看到李慎之文章結尾提出的一則材料，認為「很寶貴」。這則材料便是周策縱1999年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胡適曾告他「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服，魯迅是我們的人。」李國濤說，當時台灣在蔣介石的統治下，把敢於說真話的人投入監獄，情況同魯迅活在上海時也沒有兩樣，這才引起胡適這番話，得出這個結論。他又說，這個書名似乎說出一個兩難處境：非此即彼，要胡適呢還是要魯迅？繼承胡適傳統呢，還是魯迅傳統？是胡適高明呢，還是魯迅高明？這有點像哈姆雷特王子說的話：「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李國濤認為，偉人的事業、思想以及道德文章，合成一筆大財富，都是我們的思想資源。「胡適、魯迅，魯迅、胡適，一個都不能少，不能拒絕任何一個。」這是歷史眼光，學者襟懷，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有些書話近乎學術探討。《新文學散文史之研究》一文，談劉緒源新著《今文淵源》。肯定了劉著的創新意義，認為「讀者完全可以把此著當作一部散文史來讀。」也指出劉著的不足：「我讀這本書，覺出提到孫犁的地方不夠，以我的愚見或喜好，以為孫犁頗得周作人『談話風』的影響。他的後期作品，也就是『文革』以後的小品和讀書隨筆，常有苦味和澀味，並且有一種難得的平淡和親切。」李國濤另有一篇《孫犁與周作人》，全面闡述了這個觀點。《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文談到，陳平原認為周作人一直是大聲疾呼繼承晚明小品的人，以抨擊唐宋八家的古文，周作人是晚明小品的知音，但是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可不是走晚明小品的路子。那麼，周作人繼承了哪家的筆法？陳著沒有說，李國濤認為，如果以明末清初的文章相比附，周作人倒是更接近于山西的遺民傅山。接著就舉出周作人喜歡的傅山一則雜記（「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這也是學術探討，可備一說。
書話貴在體現作者獨到的品書心得。《〈恥〉之恥，在何處？》一文，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南非作家庫切的代表作《恥》。他說：「我覺得小說震撼人心。對這樣的書，普通人是無法再多說什麼的了。好像所有的話都讓專家說完了。但是，恰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我還想說幾句：不是我的思考多，是作家留給讀者的思考多。」從他的複述里，我們看到了那個名叫佩特魯斯的南非土著，他是南非白人女人露茜的鄰居，露茜不聽父親勸告留在南非，經營著一個小農場。佩特魯斯有農產，也是露茜的幫工。這個佩特魯斯是真正的、誠實的農民，「誠實地做苦工，也誠實地狡猾。」然而為了得到露茜的土地，竟然唆使兩個黑人再加上他的內弟去輪姦露茜，搶光她的財產，逼她出讓土地。李國濤說：「我的認識不同。我以為，恥就在佩特雷斯之所為、所思。」「佩特魯斯所為，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的恥。庫切勇敢地寫出這一切。他自己是南非人，南非白人。他譴責過白人的殖民主義，現在他看到南非的現實，他譴責黑人了。」小說《恥》大膽反映了新南非的現實，這是一個作家的良心。1999年小說出版後，庫切在南非官方和民間都成了眾矢之的，不得不移居澳大利亞。李國濤讀了這部小說，以評論家的犀利眼光，把譴責的矛頭刺向那個「誠實地做苦工，誠實地狡猾」的黑人農民。這篇隨筆是文學評論，也是社會評論。可惜只是一篇書話，篇幅太小了，未能展開。
有時在一篇書話中，李國濤要介紹兩部同類的書，在比較中指出優劣。如林語堂《蘇東坡傳》和王水照、崔銘合著的《蘇軾傳》，都德《磨坊書札》的兩個譯本。《讀紀昀的兩本傳記》一文，談1994年南京大學出版社《紀昀評傳》，和1993年長春出版社《清代第一才子紀曉嵐全傳》。對前者，李國濤認為：「這部書誠然是用力甚勤之作，敘述紀氏生平詳實有據，考核紀氏思想也言之鑿鑿。」對後者，則認為「以四十萬字的篇幅寫出來的都是紀昀談笑話、作對子的故事。紀曉嵐這位文化巨人成了耍貧嘴逗笑的丑角，看了實在使人不舒服。」進而指出書里有些所謂趣事，「實在不雅」，「淺薄無味」。以李國濤先生的厚道，這樣的辭氣算是很重了。
關於書話，當代學人多有論及者。錢穀融《近代書話系列·總序》說：「立言有據，言簡意賅，闡明書品，指示路徑，這應該是書話的文體精神。」李國濤向來重文體，他的書話，我以為很好地體現了這種文體精神。
記得李國濤寫過《歡歡喜喜過老年》，文中引用古賢的話，說老年人「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別人很在意的事，他不上眉頭，不上心頭；新書一部部讀，隨筆一篇篇寫。他十分喜歡魯迅在日記書賬後面抄錄過的傅山那個帖子（開頭一句「老人家甚是不待動」），讚賞人生和藝術中「蕭散」一格。他的老年情懷若用兩個字來說，便是「蕭散」吧。豐贍閑雅，疏淡空闊，蕭散有味，樂在其中，亦美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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