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華：中華思想的三重維度與鮮明特色

中國人自古就有喜愛思辨的傳統。伏羲時代就發明了八卦，試圖用八卦將自然與人類進行整體把握；黃帝時代又發明五行，認為掌握了五行也可以了解自然與社會。八卦和五行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古人把握世界的思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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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思想與時俱進

春秋時期，面對社會變革，孔子把對天命的信仰轉化為人的道德自覺，指出社會的發展要與人的情性的合理舒展相統一。老子用概括的語言對自然界運動變化的過程和特點進行描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他認為在自然界起主導作用的不是事物剛強的方面，在現有方式的對立面中孕育著新的發展可能。孔子和老子開啟了思想解放的大門。墨、法、名、縱橫等諸子百家紛紛提出社會治理方案及其理論依據。經過戰國中後期的思想綜合和秦漢時期的政治實踐，到漢武帝時期，中華思想的主流逐漸沉澱為以儒家經學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思想形態。

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漢時期所形成的思想模式受到挑戰。隨著佛教的傳播，另外一種關於世界的認識逐漸為社會接受。佛教認為五蘊聚合形成的萬物沒有任何規定性。眾生所生活的世界是由幻象所組成的相互交錯的網。人類只有徹底擺脫人我二分、物我二分，世界才能復歸簡單明晰。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創宗立派的重要時期，形成八個宗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禪宗。

唐代中葉，隨著對佛教思維模式弊端的了解，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呼籲復興儒學。到北宋，復興儒學形成社會思潮。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建立包括宇宙論、心性論、修身工夫論的思想體系。南宋時期，朱熹以「天理」為最高範疇。陸九淵主張「心即理」。明代中期，王陽明深入論述了「心即理」這一命題。宋明新儒學使道德情性也獲得了超越性。

明清之際，中華思想界又提出了關於自然和人類的新思考。他們認為，只有從人的「此在」出發，才能正確認識人的存在及其處境，建立真正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信念。王夫之指出「此在」具有生生不已、變化日新的特點。黃宗羲論述了「此在」多樣性統一的特點。顧炎武論述了「此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文化責任、「明道救世」的社會責任、「君子之學，死而後已」的學術責任。乾嘉時期，樸學逐漸成為學術主流。樸學家們很少探討性與天道之類的哲學問題，但他們的思考是明清之際主流思想的深化。戴震即在經典的疏證過程中，認識到「此在」是具有情感和理性能力的「自我」，對「此在」的內涵和實踐方式做了進一步闡述。從明中晚期到鴉片戰爭前後，思想家提出的人情化、合理化、實踐化的人生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開啟了中國近代思想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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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思想有三重維度

中華思想有三個非常突出的維度。一是追求天人合一。中國人思考問題，喜歡把人類置身於自然之中，從自然中汲取人生智慧。《周易》對天道、地道、人道的內在貫通進行闡述，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經典命題，奠定了中國古代天人關係的基本框架。關於如何效法天道，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儒家主張效法天道剛健有為、寬容包含的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道家主張效法天道柔弱的屬性，見素抱樸，無為而治。佛教表面上不談「天道」，但它關於世界緣起的深入分析，實質上是另外一種「天道」，「緣起法」成為「佛性」的基本依據。

二是追求順乎人性。尊重人內心真實的情感，聽從人內心真實的呼喚，是中華思想的重要原則。對什麼才是真正的內心，歷史上的認識並不完全相同。孟子認為，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說明人渴望「仁愛」、「尊嚴」、「秩序」和「理性」。人類內心的上述情感和理性有時會出現矛盾，但解決矛盾衝突最自然、最恰當的方式最終內在於人心。莊子認為真正的人性不是道德情感，也不是理性能力，而是回歸自然的超越情懷。佛教認為真正的人性是佛性，是眾生超越生死輪迴、追求佛國的品性。但是，所有思想家都認為，有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思想才會有穿透力。

三是追求彰顯道統。中國很早就形成了「道統」思想。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提出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等相傳的明確譜系。先秦道家亦構建出自己獨特的道統觀。中國思想家就把對「道」的追求當作最高準則。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老子說：「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他最擔心的是偏離大道。中國思想家們相信，「道」是生命的根底。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對「道」的「煥然自信」和「守死善道」氣度是中國思想家的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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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思想特色鮮明

與西方思想相比較，中華思想有自己鮮明的特點。第一是它的連續性。中國思想家在提出其思想學說時，往往依託經典，通過對經典的註解與闡釋來提出其思想學說。他們在理論上的創新與貢獻，也往往體現在對原有概念、範疇、命題的改造或意義的重新賦予。從中華思想創新的歷史來看，對經典的判斷不是一成不變的。被中國文化所容納的外來經典，如佛教的基本經典也得到不斷的詮釋。中國經典的創新詮釋體現出開放性的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緊密聯繫生活世界。西方思想認為，我們面對的現象世界是不牢固的，而抽象所得的理念世界是穩定的。直到現代，西方哲學才回到人所在的現象世界。而中華思想自產生以來就沒有與現象世界形成隔離。中華思想中的概念不是純粹的抽象符號，範疇沒有脫離現象界而獨立存在。中華思想對理想世界狀態的思考，重心不在於描述這個理想世界，而在於揭示人如何使這個世界呈現出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相信理想世界主要依靠人類生命意義的呈現。

第三個特點是注重會通。中國思想家對思想的多樣性抱有深刻的理解。春秋戰國時期，沒有不受辯論的權威。道家主張向大自然回歸，荀子批評這種主張是「蔽於天而不知人」。儒家主張仁義道德是天地萬物的普遍法則，道家批評這種觀點是對天道的無知。在相互論辯中，儒家意識到在知人時不可不知天，而道家也意識到儒家人學確有長處。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對諸子思想進行批判總結。該文開宗明義，「《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明確指出諸子學說的不同不過是思考途徑的不同，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傳播，儒釋道三家展開論衡。隋唐時期，三教論衡成為廟堂制度。辯難促進了三家之間思想上的交流。儒學吸收了佛教的養分，使自身的哲學思辨有了新的建樹。佛學則吸收儒學中的倫理因素和人性論思想，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道教吸收儒學和佛學的營養，使道教丹學理論從外丹學走向內丹學。在理學的初創時期，張載與程顥、程頤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但張載與二程有很大不同。在理學成熟時期，朱熹與陸九淵也有對儒學的不同認識。中華思想很重視不同流派和觀點的會通，會通深入中華思想骨髓。

（作者系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西北大學教授）

原標題：中華思想的思辨傳統與時偕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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