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第一CEO（10）：行者無悔
原標題：大宋第一CEO（10）：行者無悔
如果不變法，大宋王朝就會沒落下去，對此，王安石比當時的帝王都清楚，因此他上書仁宗皇帝要求變法。同樣，對於變法者的下場，王安石也早做過詳細的研究–不但會遇到阻力，而且還有生命之憂–除了自己，還會影響到整個家族，商鞅被車裂，整個家族也被誅殺。
雖然如此，王安石依舊選擇了」行動」，對於商鞅變法，王安石曾寫過：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大宋帝國的」馬上天子」是在掃平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後得以立國的，所以開國之後便以削藩、制衡的方略統治國家，將開拓建功的漢唐雄風轉變而為保守的集權體制。
結果，不到半個世紀便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冗官、冗兵、冗費–「三冗」，以及積貧、積弱–「兩積」，已危險地動搖著趙宋的統治。
到了仁宗時代，不少」以天下為己任」的大臣，如范仲淹、富弼等人就紛紛上書朝廷，要求革新政治。
宋仁宗基本上接受了這些建議，從慶曆三年 (1043 年 ) 十月到慶曆四年五月，陸續以詔令的形式將革新辦法頒布全國，付諸實施，史稱」慶曆新政」。但實施新政必然觸犯到因循腐敗的官僚權貴的利益，招致他們的強烈反對。聽信讒言的宋仁宗將范仲淹、富弼貶出朝廷，實行了才 1 年的」慶曆新政」宣告失敗。
「慶曆新政」的失敗，似乎告訴大家要想改變千百年沿襲下來的社會習慣和制度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安石根據自己在地方任職的實踐經驗、以及對歷朝歷代變法的研究，他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直言不諱地指出朝廷所面臨的危機。
這篇被梁啟超稱為」秦漢以下第一大文」的上書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的上書。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首先從政治改革的要求出發，提出了人才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當時人才嚴重不足的狀況：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不但如此，這些人還往往借推行變法而騷擾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
另一方面，」草野閭巷之間」，人才也未見其多。這就是說，由於不重視教育和培養，以及人才的選拔導向不當，整個社會已處於人才的嚴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進行社會改革，就必須首先改革這種人才缺乏的狀況，選拔和培養改革事業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指出：」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在王安石看來，人才是變法的根本和核心，變法的主體是人，而變法首先也是為了人，人的改變是變法的先決條件和最後歸宿。沒有眾多的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要變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頓財政，維護國家的安定，使國富民強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徒法不能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
王安石認為，培養人才，是國家政治的首務，是」人主」的神聖職責，」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總結歷史的經驗指出，周繼商而立極，就是因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勝敵人，守國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興，就是因為宣王器重仲山甫，並通過他來刷新天下士子，振興人才，才出現了」宣王中興」的大好局面。周朝興衰的歷史說明，」人主」是否重視人才，事關重大。
雖然如此，性格懦弱、無所作為的仁宗皇帝，根本不以為然，依舊將他的萬言書扔在了一邊。
1068 年 ( 熙寧元年 ) ，神宗即位。年輕的宋神宗有志改革，又早就傾慕王安石的才能和人品，當年四月四日即召見王安石，詢問治理天下之策。
次日，王安石就給神宗呈上了他的名作《國朝百年無事札子》的奏摺。從此，君臣之間開始了有關變法大業的密切合作。
從此，王安石有了表達自己的舞台，對於這次機會，王安石也是倍加珍惜，始終抱著大無畏的行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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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就是對舊秩序的顛覆；改革就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因此，幾乎每一部新法都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無端攻擊；改革的每一步都受到守舊者和衛道士們的頑強抵制。
王安石的變法是全面而徹底的，而且是大膽而超前的，因而阻力更大。加之，他的性格執拗，用人失當，更給反對他的人提供了口實。就連富弼、文彥博、司馬光、蘇軾、蘇轍等過去賞識他的人和好朋友都成了極力反對變法的人。
反對變法的司馬光曾強加給他一個罪名，叫作」三不足」–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在反對變法的人看來，王安石簡直就是一個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在那個時候，」三不足」可是一頂很大的政治帽子。
神宗皇帝曾當面問過王安石：」聞有三不足之說，卿曾說過這樣的話嗎 ? 」
王安石從容地說道：」臣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但是，他卻欣然接受反對派們強加給他的話。他向皇上解釋說：」古人以為，天災地震之類，都是上天發怒的象徵，並把這些災異和君主的行為聯繫起來，臣對此確實不以為然。臣以為，天地運行，自有其規律，日食月蝕，都是自然現象，和皇帝的行為沒有什麼關係。我說的這些，我知道陛下不一定會同意，天地之道，玄虛難測，不談也罷。但是，流俗之言不足懼，卻是不易之理。流俗之人，不學無術，看問題只從自身出發，不能統觀全局看得長遠，所以對一件事，會有多種看法。做大事者，認準了一件事，就一定要獨持己見，等事情做過了，成敗才能顯現出來。如果什麼人的話都聽，左右動搖，永無成功那一天。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仁宗皇帝號稱守成，在位 40 年，也屢次修訂成法，何況陛下這樣的大有作為之君呢 ? 」
「三不足」之說，有力地展示了王安石剛正不阿的政治操守和獨特的精神風貌，使他的思想更為鮮明，更有戰鬥力。
在中國歷史上，這個標語式的口號從此成了王安石的專利，為數千年死氣沉沉的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奪目的一筆 !
王安石的堅定自信對我們這個群體自大而個體不自信的民族來說也不失為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王安石的這種精神對於今天銳意改革、積極進取、與時俱進的人們來說，無疑也是一種巨大的激勵。
羅馬非一日之功，變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都需要從長計議。
王安石的新法持續了 7 年，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王安石的這種精神卻值得後人去學習。
2008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採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問題時，就提到了」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的這一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認為,」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這一變法理論,也是對中國古代變法改革思想的總結和升華。溫總理說:」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後者就是果。」
對於職業人而言，更需要有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雖然可能會有風險，但對於職業人而言–行者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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