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沿襲漕運還是暢行海運？明代海運派與漕運派一直爭個不休

相較於漕運的諸多弊端，400多年前的中國海運已顯現出它的優越性，體現了海洋利用與發展的趨勢。但明代隆慶、萬曆年間任漕運總督的王宗沐在隆慶五年，與時任山東巡撫的梁夢龍上疏建議海運時，卻飽受詬病。到底是沿襲漕運，還是暢行海運，一直爭個不休，而海運派在這場爭論中就沒贏過。

黃仁宇先生《明代的漕運》一書，討論漕運在明代政治、經濟關係中曾起的重要作用，它是否真正地促進了商品交流並刺激工業的發展，以及它是否是一種靈活的制度。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黃先生的著作從大處著眼，大多數的問題，用數據進行了論證。說到與人有關的部分，他說：「明代官員無法看清實質問題，思維局限於一些瑣碎、無關緊要的問題上。為了維持公平意識，經常把稅額提升到小數點下的8位數或10位數。」黃先生主要從經濟與金融體系來講。但這些觀念，還是屬於現代的，我們也不能穿越回去啟蒙他們。或許我們不該帶著「岸上人」的傲慢看問題，假設自己身處洪流，被波濤裹挾著求喘息尚且不得，可能也會覺得誰有泳褲、誰裸泳都不關我們的事了。從明代海運史上大眾對幾次低成本的質疑，並導致海運最終沒有試行來看，眾人的漠然，確實就是這麼回事。

隆慶、萬曆年間任漕運總督的王宗沐，在隆慶五年時，與時任山東巡撫的梁夢龍開始提倡海運。這時，離永樂十三年停止海運，已經過去150餘年了，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技術性的，不熟悉海道，也沒有熟練航海技術的水手。我們以為的「倭寇限制了明代海運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偽命題，因為倭寇也會從海口入河搶奪漕糧。梁夢龍、王宗沐二人還算謹慎，先在山東進行短途試運，成功後再向上遞奏疏。隆慶六年六月（1572年），王宗沐上疏報告：「十二萬石漕糧，已於某日離淮，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明實錄》）

元代實行海運，由太倉的劉家港出發，前往天津，順風時「旬日可到」（《明通鑒》），效率較高。明朝建國後，由於太祖下令「片板不許下海」，海運一時荒廢。永樂皇帝定都北京，重新開海道，但在正統十三年會通河疏浚後，又徹底廢除，只留遮洋總一處海運泊所，也只是象徵意義。這時重新提議海運，一是出於效益考慮。漕運往返要半年左右，費用也很高，據《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說：「每年達到一百萬。」更重要的是，國家的運轉、邊餉全都依靠運河一條道，連某個河口淤塞，都要造成糧價波動的強依賴性，必然造成緊急時刻的高危險性。再開海運，如王宗沐所說，乃是勢之所趨：「一是天下大勢，二是都燕專勢，三是目前急勢。」（王宗沐著《王敬所先生集》）

當時規定的漕糧額度大概是每年400萬石左右，後期隨著災荒、損耗等因素，數額減少，但12萬石，怎麼說都是總額中很小的一部分，屬於試運性質。官員們對這項重要的試驗，態度並不寬容。當年10月，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上疏，彈劾王宗沐瀆職瞞報，說是聽聞海運沉沒了8條船，船上人員及3200石米一併漂溺。並說王宗沐事先知道要出事，已經從淮庫里調了3萬兩銀子，出事之後，用這些銀子買米填補了窟窿。對於這起控告，王宗沐作了詳細回應，他提出一是沒有動機說謊，二是不可能瞞報。3000餘名水手從沿海各省招募，並且有花名冊，一式三份，分別交給戶部、都察院各一份。同運的巡撫、巡按、御史等官員30餘人，軍官百餘人。途經三省，歷時幾個月，這麼大的事故從客觀條件來說也無法隱瞞。而私用庫銀更是子虛烏有，因為巡撫官剛查驗過庫房，庫房中只是少了30兩銀子。沒有道理查出30兩的虧空，卻沒查出3萬兩的挪用。

這應該是一起重要的控告，既關係海運的實施，又關係一名官員的清譽。但當我們去檢視結果時，卻發現這起控告竟是懸而不決的。奏疏下戶部覆合，意見是：海道還是要開。但次年運量不能按預定的加至24萬石，就按12萬石試運。對於控告本身，官方沒有論斷，隻字不提。擱置的結果，其實就是質疑派的勝利，整篇控告只有「聽聞」而無須證據。而應辯方卻必須從動機、過程、證據方面，以嚴絲合縫的證據鏈來證明自己。談遷的《國榷》，喜歡引用歷史學家或學者對某事的評判，但他在記載這件事時，卻沒有引用任何評判，也可能是他無處可引。因為當時的記載中，沒有人對有無海難這個事實，做出報道。這或許可以間接印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王朝的崩潰，是從忽視水利問題開始的。

到第二年（1573年）再次海運，真是說什麼來什麼，船到即墨時，遇風沉沒7艘，犧牲軍丁15人，損失糧若干。王宗沐對事故原因的分析是，因為新造船等油漆干，錯過了三四月的柔風期，結果端午風一來，造成了事故。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立刻上疏要求停止海運，加之上一年那次懸而不決的質疑，明代中後期本可嘗試成功的海運，再一次夭折。

在王宗沐、梁夢龍之前，丘濬在弘治時期就曾提出要開海運，但沒有實施。當時反對聲音很多，御史於湛的言論有一定代表性。首先，於湛提出海運是秦、元這兩個朝代的專屬，是暴政的產物。然後，他又根據《元史》至元二十八、至大二年兩次海難漂沒的糧米數，結合丘濬「每千石用卒二十人」的預算，得出海運每年要死五六千水手的結論，進而將海運定性為只講效率、無視生命的殘酷技術（《明書》卷六九《河漕志》）。這是將技術問題歸屬到倫理與政治，攪成了一團稀泥。

吳緝華先生在《明代海運及運河的研究》（中研院史語所出版，1961年）中感嘆：如果明代的海運試行下去，明末糧餉到不了遼東的局面也許會改善。這個歷史的假如是不可能發生了，但如果增強海上力量，近代史會改寫。吳緝華也認為，明代在漕運上漂沒的損失，以及靠人力約束黃河不南不北，使水流入運河，使得黃河頻繁泛濫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可能完全不低于海運。

除了生命財產的損失外，漕運體制之所以看起來安全，只是因為出於一種低效的強硬攤派。查《明實錄》，官員請求對漕運軍丁不要毆打併不鮮見，說明這種「拉軍丁」，有時到了一種悲慘的境地，引起很多社會問題。當時軍士按服役的艱苦程度列位次，排前三的是漕運、京操和邊屯。又據王宗沐的奏疏（《敬所先生文集》）中有關漕運奏疏多篇可知，當時漕運的各個環節都產生了嚴重的問題。以淮安的船廠為例，有運送者收受賄賂的，有木料到廠說沒收到的，有私造小船賣的，甚至有半成品說被水漂走，實則拆賣的。真是想做好人也不成，你不偷會有上下家偷，簡直是一部明代「國企」衰敗的血淚史。而漕糧起運，又會因糧米成色、軍士剋扣等問題，雙方爭執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又因為北京米價低抑，有人會沿途高價盜賣，多出許多損耗。

漕運的低效率綁定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非商業性的特質（國家規定不許私帶貨物，還規定要空船返回等），又使被綁定的人成了自己國家的盜賣者。也許海運並不能改變這一切，但從高效與備急兩方面來說，無疑是必須要去嘗試的。可惜對低成本的質疑，導致了高成本的內耗，明代中後期的海運嘗試，也宣告失敗。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王世貞全集》整理項目組編委）

新媒體編輯：李小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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