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教育年羹堯、隆科多玩皇權，把他們玩死，康熙和乾隆都不是對手

清代理學名臣李紱曾稱：「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剝去這話褒揚阿諛的成分，也有其真實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諸帝中將中央集權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後的各項新政，無不蘊含集權題義：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權、打擊皇二代同時瓦解朋黨、誅殺權臣以回收權力、整頓吏治高唱反腐、興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養心殿西暖閣書寫了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儘管下聯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顯然上聯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

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樹立絕對權威，要樹立絕對權威，政制設計與政治鬥爭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管轄，實際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駁」(輔助皇帝處理奏章)之權。與此同時，雍正向各地陸續派出巡察御史，以處理地方政事，監察地方官員。削弱科道官的諫議權，加強都察院對地方官員的監察權，這都有利於強化皇權。此外，雍正還向地方派遣「觀風整俗使」，這是他個人的發明創造。觀風整俗使主要職能是「查問風俗，稽查奸偽」，實質則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於皇權意識形態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權於己的又一大創舉。早先，地方官員向皇帝報告，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經過通政司進呈，因此是公開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閱的私密奏摺。到雍正時代，先是地方督撫獲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權力，跟著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也獲此資格，發展到後來，一些微末之員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許密摺奏事。通過閱覽密奏並硃批回復，雍正直接處理大小政務，乾綱自此專斷。密摺奏事制度鼓勵告密，於是又成為雍正控制官員的一種強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設立軍機處，事實上取代名存實亡的內閣，雍正遂獲得了兩千年皇權歷史上最為集中和獨斷的權力。

雍正對制度的諸端設計，無非是欲圖權力運用更為得心應手。但要真正獨攬大權，他還必須應對強硬的挑戰對手———曾與之激烈爭奪嫡位的「皇二代權貴集團」。

即位之初，考慮到穩定因素，加以此時個人絕對權威尚未樹立，雍正對自己最大的政敵、八王允禩沒有下手打擊，反而崇爵優待。但對其他皇二代他就沒那麼客氣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於遵化，發遣九王允禟於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 於京城。雍正的做法招來不少非議。比如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就公開上書，要求皇帝「親骨肉」，雍正沒有冒火，反而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表姿態。但轉過背，他私下對另外的攻擊者卻大動雷霆，說你們再嘮叨，我就要發飆了，要「啟朕殺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軍事強人年羹堯、內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資本漸漸厚實，開始「大刀向皇二代頭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頒布《御制朋黨論》，聲稱朋黨各侚其好惡以為是非，結黨譏訕朝政，是為不忠，干擾君主視聽，妨礙政策執行。朋黨之間互相攻訐，則干預了君主用人權柄，導致太阿倒持。這篇文章可視作「雍正語錄」的發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團結黨，進而向允禩集團發起猛攻。經過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誅」，九月，允禩也死於禁所，這個經營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團，終於徹底垮台了。

雍正對權臣的先扶後滅，糅雜在打擊皇二代集團的過程之中。他對權臣年羹堯、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為鞏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壓迫皇二代集團，隨著後者的式微，權臣的名位漸高，羽翼漸豐(比如年羹堯進京，直隸總督都要跪迎；年羹堯、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員，且不經奉請，任意銓選，以致人稱作「年選」與「佟選」——— 隆科多系滿洲鑲黃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脅。於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擊年黨，列年羹堯大罪92條，賜其自殺；四年，又指使諸王大臣議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兩年後，隆科多死於禁所。

早先，雍正對年羹堯與隆科多的寵愛可謂極致。他給年羹堯說：「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間，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對白。雍正也曾大讚隆科多是「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推崇備至。但年羹堯與隆科多這兩位權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後，終雍正一朝，再無權臣出現。

對付權臣之外，雍正還必須整肅所有官員群體。反腐是個突破口。即位僅一月，他就指示戶部全面清查錢糧。稍後，更在中央設立會考府，對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進行全面查考。會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駁回改正部院錢糧奏銷96件，戶部庫銀也被查出虧空250萬兩，由涉事各級官員賠償150萬兩，剩餘則由戶部逐年彌補。雍正反腐力度很大，從上到下，不論高級官員還是貴族精英，都不得寬貸。有郡王因賠償虧空而在大街上甩賣自己的家用器皿，還有郡王被查抄家產。地方官員因虧空被罷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計其數。以致社會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說法，《永憲錄》記，人們打牌，把和牌都稱作「抄家胡」。

雍正整頓吏治，有為民生的考慮，也有加強皇權的考慮。反腐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重新劃分官僚版圖，清算政治異己，還可震懾多數官員，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從。

雍正集權的最後一個手段，則是借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年羹堯案牽出汪景祺、錢名世兩樁文字獄案。汪景祺是個頹廢草根文人，有點像現在的網路水軍，大寫肉麻詩讚美年羹堯，結果獲罪。翰林院編修錢名世則是體制內的公知大V，也因為與年羹堯過從甚密而獲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腦袋懸在市內，卻饒了錢名世一命，只是號召400多名京官寫詩罵錢名世，開展大批判運動。

隆科多案牽出禮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獄案，是要在高級官員中統一思想，教訓他們必須站好隊、跟對人。瓦解科甲黨人又牽出監察御史謝濟世文字獄案，則是要在文教與組織系統內整風。工部主事陸生柟《通鑒論》文字獄案，雍正更親自上陣，寫了4萬多字的上諭，對前者的觀點一一批駁。這種手法，雍正在日後的生員曾靜、張熙文字獄案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他親制的《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學宮，要天下士人都學習「雍正精神」，不得遊離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外。

儘管極權在握，雍正的13年統治生涯，卻未必是快樂的。他與兄弟斗、與權臣斗、與整個官僚系統斗、與天下士人斗，似乎無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後卻鬱鬱寡歡、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藥中尋找慰藉，並極可能因此而殞命。「王者是一條孤獨的不歸路」，誰說不是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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