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瓊教授：一襲白大褂，一副聽診器，這便是我行醫一生的故事
記者劉少龍 通訊員陳瓊 周靜君
故事一
20年前，科里接診了一位年輕的患者。那年，他二十五歲，一個普通的男孩，卻患上了並不普通的疾病——肺癌。
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已經過了十一點，病房和走廊都安靜極了。我在二號病房查房，隱約聽到隔壁傳來啜泣的聲音。我走進三號房，看見他蜷縮在病床上，被子裹得嚴嚴實實。月光照在病床上，異常清冷。
「還沒睡啊？」我輕輕地拍了拍他，說道。
他漸漸停止抽泣，慢慢掀開被子，探出頭來看著我，說：「我會好起來嗎？如果一直像現在這樣，我寧願去死。」
他來自農村，家裡靠務農的微薄收入供他念書。畢業時，他簽約了一家不錯的國企，偏偏此時她被診斷出肺癌。他的絕望讓人悲憫。在這座城市，他抗爭的不止是病魔，還有命運。
當時，我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醫生，除了醫療上的幫助，我能做的便是在他無助時，陪他說說話，聊以慰藉。
「不要太擔心，過幾天就做手術了。越是沒路走的時候，越要努力活著。只要活著，總會有希望的。」那天夜裡，我們聊了好久，說起他兒時的夢境，說起他曾經的努力與憧憬，說起這座城市的溫度。
手術之後，他轉到了內科，我成為他的主治醫生。每年定期的檢查、治療，他都積極配合。有時，他還會給我捎十幾二十個家裡養的土雞蛋，或者幾把新鮮的綠葉子菜。他總說：這是農村的好處。
二十年過去了，我仍然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醫生。我不喜歡被貼上過多的標籤，因為那樣容易讓人迷失本心。醫生，救死扶傷是本職，並不比其他努力生活的人高尚。而對待患者，越是平等的交流和關懷，越能體現出對患者的尊重，贏得患者的真心。
故事二
2005年的夏天，科里來了一名特殊患者——袁隆平院士。他有很多的頭銜，也有很多世界知名的榮譽。可是在我眼裡，他只是一名患者，一位有些個性的睿智老人。
開始給他做檢查的時候，需要抽血化驗。護士怎麼勸他都不願意，他說：「我看到針頭就怕，我怕痛，我不要抽。」他像個小孩兒，特別不喜歡吃藥打針。
「袁老，抽血不痛的。要不這樣，我們一起抽血檢查。」酒精消毒，扎止血帶，穿刺皮膚，血液抽出，棉簽止血，不到半分鐘，抽血就完成了。看著眼前這鮮紅的小瓶子，他才緊閉著雙眼，捋起衣袖。後來的幾年，每次抽血檢查我都陪著他一起抽，就這樣，他成了我的老病患，我的好朋友。
袁老愛抽煙，為了健康著想，我還是要建議他戒煙。可是每每在他跟前說起戒煙這回事，他都一副老大不願意的樣子。他雖然知道抽煙的壞處，但也津津樂道的跟我們講抽煙的好處。他還給不同的抽煙方式取了名字，將煙吸入肺中叫做「大循環」，只將煙吸入口中叫「小循環」。
為了勸他戒煙，我想了一個招兒。「您總說抽煙好，那我也試試。」每次他來做檢查，我都跟他一邊抽煙，一邊聊天。幾個月之後，他看到我閑暇時煙不離手，忍不住咯咯大笑，說「過癮吧？」我趁機掐滅煙頭，說「是挺過癮的，但畢竟對身體不好。您不是說，戒煙很難嗎？您就跟我一起戒煙。」袁老笑道，「好，你戒掉不抽了，我改抽小循環。」
之後，我果真沒有再抽煙了，袁老也履行了我們的「約定」。這個有點兒孩子氣的倔老頭，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從大循環到小循環，最終也把煙戒了。後來有一次，他一本正經地跟我說：「你是個好醫生。」
除了這些「伎倆」，我也有一些纏了我許多年的習慣。其中有一個習慣被我的家人「抱怨」已久：每次我收治了危重病人，只要我在長沙，不管上不上班，我都會守在病房，一直到患者的病情好轉，我才會離開。無論我是實習醫師，還是主治醫師，抑或現在當主任醫師，這個習慣從沒有改過。
也許很多時候這樣做並不一定能解決什麼具體的問題，但是我的患者看到自己的主治醫生在守著他，他會安心些。和我熟悉的一位患者老李，曾經說：「每年來複查，來和你交流已經成為我的習慣，好像不來找你看結果，我心裡就不踏實。」他62歲了，我們醫患之間的交情有十九年了。
我常常跟年輕醫生說，醫生和患者之間首先是人與人的交集，然後才是治療與被治療的關係。對患者來說，疾病需要治癒，心靈的失落也同樣需要關愛去填補。要花多久的時間治好一個病人，就得用更長的時間進入病人的心裡，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才能真正贏得病患最真心的託付和信任。高超的醫技不過是治病救人的基本，一顆大醫精誠的心才是不變的精神。
身上一襲白大褂，耳邊一副聽診器，心懷仁愛……這便是我行醫一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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