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道主義精神的一種理性思索——關於余華隨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作家余華
對人道主義精神的一種理性思索
——關於余華隨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文 | 王春林
余華，毫無疑問是中國當下時代並不多見的一流小說家之一。需要引起我們特別注意的一點是，在寫得一手傑出小說文字的同時，余華卻也寫得一手並不絲毫遜色於其小說文字的隨筆文字。又或者，一手小說，另一手隨筆，余華堪稱一位左右開弓的優秀雙棲作家。作家隨筆方面的寫作才華，在他的近作《我只知道人是什麼》（載《收穫》雜誌2018年第1期）中有著非常突出的體現。最起碼在我，只有在讀過他的這篇對人道主義精神進行著理性思考的隨筆之後，方才徹底想明白，如同《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樣極富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小說作品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其他作家手中，而是產生在了余華的筆下。
余華的這篇隨筆，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寫起。
作家首先引述了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差不多人盡皆知的話語：「當初他們屠殺工會人士，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人士；後來他們屠殺共產黨，我也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還是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是基督教徒。最後他們要殺我了，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因為能夠說話的人都被他們殺光了。」在這裡，藉助於馬丁·尼莫拉這段著名的話語，作家所強調的，就是作為一位人類個體無可推卸的公共責任擔當。只有當一個人在看到同類受難的時候慨然地施與積極的援手，到他自己受難的時候才有可能獲得來自於他者的人道主義關懷。
那位緊接著便出現在余華筆下的不知名的波蘭人，很顯然便是如此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的切實踐行者。「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窯里，直到二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窯。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裡，必須指出的一點，便是余華文學性技法的使用。雖然我自己並沒有機會去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但依照常理，既然這位波蘭人曾經在以色列建國後被專門請到過耶路撒冷，那麼，他的名字就不可能不為人所知。余華之所以仍然要刻意強調他是一位不知名者，並以他振聾發聵的這樣一句名言來為自己的這篇隨筆命名，其根本意圖顯然是要藉此強調人道主義精神不管怎樣都應該是一種人所共有精神價值底線。「我只知道人是什麼」，看起來是一種人所共知的思想認知常識，但在很多時候卻又可以被看作是人之為人的最高精神準則。
反顧一部漫長的人類歷史，你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歷史劫難，比如希特勒的納粹集中營，比如，中國1960年代中期一直綿延到1970年代中期的長達十年之久的那場政治苦難，便都是如此。唯其因為人們會在很多時候遺忘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樣一種精神價值底線，所以作家余華才要在他的這篇隨筆中特意強調這一點。
事實上，恐怕也正是因為早已意識到了這位波蘭農民所作所為的難能可貴，所以余華才對他的行為做出了更進一步的分析與闡釋：「從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麼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麼就不那麼簡單了。『猶太人』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人是什麼，因此冒著生命危險去救猶太人。這個勇敢的行為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稱之為人性的力量，同時也意味著他確實知道人是什麼，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多。」
實際上，這位不知名的波蘭農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如此一種樸素人道主義的理念，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文學藝術作品中，都有著相當充分的表現。唯其如此，余華才會寫到：「『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學和藝術里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無比強大。」
或許因為余華自己的職業是作家，我們發現，在這篇隨筆中，他所舉出的例證大多都與作家藝術家緊密相關。這其中，能夠給讀者留下難忘印象的，很可能是傑出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講述的那個與外套和靴子有關的故事：「一群叛軍在執刑的隊伍之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牆外的窪坑之間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凈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後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明明知道自己馬上就要死於非命，但這位不無執拗的士兵卻偏偏就是要堅持把外套和靴子給安頓好。這裡的首先一個問題，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講述的故事主體，乃是類似於一支叛軍的普通士兵。其他國家的情況不是很清楚，最起碼，在我們這個非常特別的國度，要想做到這一點，就是特別困難的一件事情。類似於《靜靜的頓河》中的葛利高里這樣格外具有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之所以很難出現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此。
其次，這位即將被處決的普通士兵，之所以一定要想方設法安頓好自己的外套和靴子，乃因為這外套和靴子，從象徵的意義上說，已不再僅僅只是普通的外套和靴子，而很顯然已經成為了這位士兵生命的化身。就此而言，這位士兵對外套和靴子的執意安頓，實際上便意味著他對於自我生命的一種安妥儀式。
實際上，也正是通過對多位作家藝術家舉例分析，余華方才得出了一種可以說是與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的文學理念殊途同歸的一種看法。只不過，到了余華的這篇隨筆中，他通過對那位波蘭農民名言的借用而把這種文學理念表達成了「真正知道人是什麼的作家」而已。
唯其因為如同魯迅和莎士比亞這樣的作家內心深知「人是什麼」，所以他們才會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來描寫精神失常者：「魯迅和莎士比亞描寫精神失常的人物時，說話都是條理清楚，他們是通過話里表達出來的意思顯示出這個人物已經失常的精神狀態。」藉助於魯迅和莎士比亞的例證，余華最終所導引出的，乃是自己2014年11月在義大利的一次與精神失常緊密相關的文學活動。
那一次，余華被安排去維羅納地區的一家精神病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進行一場文學對話。對此，不只是那位義大利的女翻譯，即使是余華自己，也都感到特別惴惴不安，以至於精神高度緊張。尤其是在了解到那個搞活動的會議室里，除了余華自己和女翻譯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是精神失常者之後，他們的精神之弦自然也就更是綳到了極端的程度。但這些病人的實際情況，卻比余華事先料想得要正常許多。倘若不是余華事先已被告知他所進入的是一所精神病院，那這些病人的表現就很可能使他誤判這只是一所普通的醫院。唯其如此，到了這篇隨筆的結尾處，余華方才會不無震驚與感慨地寫到：「後來的的行程里，我不時會想起維羅納那家精神病醫院的文學活動。我此前覺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個黑暗的無底洞里，但是那兩對男女親密走去的身影改變了我的想法，因為那裡有愛情。那兩個男的和那兩個女的，他們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妻子和丈夫應該會定期來看望他們，可能中間的某一個某兩個甚至某三個和四個已經離婚了，或者從來沒有過婚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裡有愛情。」
精神病患者的日常表現不僅看似與正常人一樣，而且竟然也還會有彼此相依相戀的愛情，余華親身經歷中的如此一種驚人發現，讀來特別令人震驚。毋庸諱言，余華在洞悉一種人性奧秘的同時，卻也秉持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立場對這些精神病患者在「人是什麼」的意義層面上進行了相應的藝術表現。質言之，唯其因為余華對人道主義精神有著深邃的理性思索，所以他才最終成為了中國當下時代難得一見的傑出作家。
2018年2月11日上午8時35分許
完稿于山西大學書齋
評論家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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