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圖書館學的貢獻

梁啟超不僅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寫下了一系列有價值的論著，而且身體力行創辦圖書館，為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建立了豐功；他對圖書館學的貢獻，一是創立了自己的圖書館理論，二是對圖書的辨偽和考訂提出了創造性的新見；他是中國圖書館理論的拓荒人和創立者。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學術史上的一代宗師，尤為值得稱道的是，是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這裡介紹的他對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的獨特貢獻，他創辦數所國家級的圖書館並自任館長，建議成立專門的圖書館學校，培養新型人才。他創立了自己的圖書館學理論，建立了分類和編目學；提出了對圖書的辯偽和考訂的一系列新的見解，對史料與文獻的關係進行了重新定義，發表了許多關於書目解題和文獻評價的論著。可以說，梁啟超是近代圖書館學的奠基人和創立者。

1 身體力行創辦圖書館

梁啟超一生酷愛讀書，他的飲冰室藏書達3470種，4.1819萬冊，且以珍本、類書居多。1929年梁啟超逝世，「所藏書數十萬卷，當俟國中有稍完備之圖書館時全數捐贈，以供海內學子之求」[1]。遵照他的遺囑，這批書捐給了北京圖書館，並編有《梁啟超飲冰室藏書目錄》。據此可以反映出梁啟超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一片赤誠。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僅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寫下了一批價值極高的學術論著，而且親自創辦圖書館，為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立下了豐功。

1916年，為了紀念蔡鍔並弘揚他對中國進步事業的獻身精神，梁啟超在上海創立了中國第一個新型圖書館——松社。他說：「吾以為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功夫，國勢將不可救，故吾願獻身於此」，「願常為文字以與天下相見，若能有補國家於萬一，則吾願遂矣。」[2]這是他倡辦松社的目的之一。其次他認為：「松社事為一種精神結合」[1]，「以讀書、養性、敦品、勵行為宗旨。」[2]但由於財力和忙於政治，松社名存實亡，但這卻是他創辦圖書館的第一次嘗試。

1920年，他游歐返國後，以帶回的1萬冊圖書為基礎，建立了圖書俱樂部。

1923年11月4日，梁啟超以上海松社和圖書俱樂部為基礎，又調撥了北洋政府所購的《觀海堂》藏書，以北京北海快雪堂為館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圖書館。梁自任松坡圖書館館長。這是中國圖書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國圖書館業光大與發展的發端與奠基。

為了推進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圖書館館員組織——中華圖書館協會。同年6月，梁在該協會作重要演講，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意見。他提出集中力量先辦一個示範性的圖書館，以增強人們的圖書意識和對近代圖書館的了解，同時附設一所圖書館專門學校，以培養新型的圖書館人才。[3]年底，梁啟超又被聘為北京圖書館館長。

1926年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又決定辦一所北京圖書館，梁仍出任館長。梁啟超一身而兼三個館長，這迫使他一方面要傾心竭力去實際發展中國的圖書事業，一方面又要在理論和方法上去探討未來的圖書文獻學。在此後的六七年時間裡，他呼籲建立中國式的圖書館學，要求創設完整的分類法和目錄學，並發表了一系列的理論文章，同時對中國圖書事業發展史進行了整理和回顧。

梁啟超認為近代的中國還處於圖書館事業的過渡階段，中國的圖書館學應適應這種過渡時期的特點。他提出首先要創辦帶有研究性和綜合性的圖書館。不辦或少辦群眾性的圖書館，因為中國民眾的文化水平還不高，能利用圖書館的人不多，況且資金也很缺乏。作為圖書館，其基本要素是「讀者」和「讀物」。梁啟超從當時中國社會的實情出發，認為：就讀者方面說，只能是少數對學術研究有興味的人去利用，「既為修養團體，無取發表於外」，「標修數事，為身心之修養」，「智識科學問題研究」，「人數極少」[1]。即使有人攻擊他是「貴族式」的，但在過渡時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讀者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雖明知很少有人能讀，更少人喜歡讀，但希望由此可以產生出多數人能讀喜讀的適宜讀物來。這兩個問題解決後，接下來的就是培養和選拔優秀的圖書館管理人才和業務能手，增強圖書館的運行機制。就業務來說，梁啟超認為最重要的是分類的和編目兩個方面。這是建立中國圖書館學的關鍵。

2 創立圖書館理論

梁啟超的圖書館理論以全面、準確、實用為原則，核心是為研究者提供方便，最終是形成全面、完整的中國圖書館學。

1925年，他在《圖書館學季刊》發刊詞中較充分地表達了這種意願：「圖書館學之原理、原則，雖各國所從同，然中國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學術發展之方面有特殊情形故，書籍之種類及編度方法，皆不能悉與他國從同。如何而能應用公共之原則，斟酌損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國圖書館學』之系統，使全體圖書館之價值緣而增重，此國人所以努力者又一也。」[4]

正規意義上的圖書館學是在「五·四」之後的十幾年興起的。梁啟超的圖書館理論恰恰適應了這種客觀要求。圖書館學的形成與發展是與梁啟超的奠基石作用是分不開的，梁啟超對圖書館學的真正貢獻主要是創立了圖書館理論和對圖書的辯偽、考訂提出了新的見解。

分類和編目是圖書館學的核心部分。這兩項看起來容易，但實際做起來十分困難。例如分類，一要科學，二要將古今中外的圖書盡量包括進來，這就十分不易。況且，中國圖書種類繁多，按照美國杜威所倡導的「十進法」分類並不可取，所以必須摸索創新。在他的《西學書目表》、《西政叢書》中，擬定了學、政、教的分類，初步改變了多年的經、史、子、集分類法，逐漸趨向於現代圖書分類。關於編目，梁說：「表現上看，像是分類問題解決之後，編目是迎刃而解。其他如書名人名的便檢目錄，只要採取外國通行方法，更沒有什麼問題。其實不然，分類雖定，到底哪部書應歸哪類，試舉十部書，大概總有四五部要發生問題。非用極麻煩功夫將部分內容審查清楚之後，不能歸類。而且越審查越覺其所跨之類甚多，任歸何類，皆有偏枯不適之處。章實齋對於這問題的救濟，提出兩個極重要而極繁難的原則：一曰『互見』，二曰『裁篇別出』。……我以為中國若要編成一部科學的便利的圖書目錄，非從這方面下苦工不可。」[4]梁啟超認為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方向是在發揚中國傳統的過程中不斷創新。非常實用。

為了給讀者提供方便，梁啟超多次強調要集中人力，編寫一些大型的類書和工具書。他試圖編寫一部《中國圖書大辭典》：「其義涉及方法皆迥然不襲前人，意欲為簿錄界開一新紀元，衍劉略阮錄之正緒而適應於現代圖書之用[4]」。他曾用一年時間「督率門人數輩，聽夕從事，雖寫定之稿未及什一，然頗感斯業之有益，興味引而稱長。」他寫出了一部分稿本，僅簿錄之部，便有「官錄及史志一冊，史部譜傳類年譜之屬一冊，金石書畫部叢帖之屬一冊，史部史類晚明之屬一冊，比較可算已成之稿。」[4]梁啟超再一次論證了目錄學在圖書館學中的重要地位。他說：「夫目錄之書，禪學有四：載籍浩博，決非一人之力所能盡藏，所能盡讀，瀏覽諸錄，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題者讀其解題，雖未睹原書，亦可知梗概，為裨一也；書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謝，賴有遺錄，存彼蛻痕，雖器實已淪，尚可識其名數，又某時代某類書實始創作，或作者獨多，某類書在某時代已廖落罕聞，或散亡最劇，綜而較之，學風見焉，為裨二也；稀見秘籍，識者知珍，孤征僅存，流傳有緒，博稽諸家著錄，可以稱其展轉儲藏之所在，按圖索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為裨三也；學術分化發展，著述種類隨之而日趨繁賾，辯析流別，業成專門，門類區分，或累代遞遷，或因人而異，博觀互較，得失斯見，循此以稱學海之派分淵匯，察藝林之莩圻條敷，識類通方，此其躓步，為裨四也。」[2]

梁啟超歸納的通過目錄學可以查書目、了解一個時代的學風、追尋失散的珍本和流派，是非常有見地的。目錄學是學者從事研究的金鑰匙，是圖書館提高科學水平的中樞和命脈。

3 對圖書真偽的考訂

圖書的真偽與考訂，是圖書館學研究的一門高深的學問，梁啟超對此極為重視，專門寫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作了全面的闡述和論證。

梁啟超認為，偽書不辨，遺禍無盡，做學問更加荒誕。中國人又好古成性，偽造古籍成了一種通病。所以考訂偽書是圖書文獻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偽書出現的原因很多，梁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史實方面。由於歷史變遷的混亂狀態，人們往往難以認識；社會背景的模糊，使後代難以決斷；歷史事實的是非顛倒以及道義上的相互對立而使歷史受到歪曲，都為偽書的出現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學者寫的書，由於對各代的思想脈絡把握不透，經常張冠李戴，使偽書有可乘之機。還有不明白中國學術源流的演變，前後顛倒，主觀臆斷，牽強附會。還有一些大學問家本身思想主張就自相矛盾，不能一以貫之，後代研究者又不去詳細比較，系統研究，結果是越來越矛盾，以致無法求其廬山真面。三是文字記述方面。在史學和文學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冒牌貨，其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偽，偽書是各種原因造出來的偽劣產品，是全世界圖書史上的一種通病。他痛心地指出：「中國書籍，許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錯。」[2]至於中國偽書的種類，梁啟超將其分為十種：一是全部偽；二是部分偽；三是本無其書而生造的偽；四是曾有其書、因佚而偽；五是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六是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七是內容及書名皆不偽而人名偽；八是盜竊割裂舊書而偽；九是偽後出偽；十是偽中益偽。偽作者的動機雖各不相同，但無非是以下六類：一類為托古，二類為邀賞，三類為爭勝，四類為炫名，五類為誣善，六類為掠美。[3]梁啟超將作偽者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真有神來之筆。

梁啟超在總結前人辨偽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體會，提出了辨別偽書的具體方法，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概括為：一是從目錄傳授上檢查；二是從本書所載事迹制度或所引書上檢查；三是從文體及文句上檢查；四是從思想淵源上檢查；五是從作偽家所憑藉的原科上檢查；六是從原書佚文佚說的反正上檢查。此外，他還提出從書的來源（傳授統緒）和書的本身（文義內容）出發，詳加考察，去偽存真，科學鑒定。從傳授統緒上辨偽，應注意8點：(1)從舊志不著錄，而定疑偽；(2)從前志著錄，後志已佚，定其偽疑；(3)從今本和舊志說的卷篇不同，而定偽疑；(4)從舊志無著者姓名而定後人附上去的姓名定其偽；(5)從舊志或注家已明言是偽書，而信其說；(6)後人說某書出現於某時，而那時人並未見此書，確定其偽；(7)書初出現，已發生問題或有人證明是偽造；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而定其偽。從文義內容上辨偽，應注意5點：(1)從行文上辨別；(2)從抄襲舊文處辨析；(3)從佚文上辨析；(4)從文章上辨別；(5)從思想上辨別。

梁啟超歸納的這些辨偽方法，是對中國幾千年考訂學說的高度概括，對以後從事辨偽考訂的學者具有指導意義。辨偽考訂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說，應該有自己的獨特理論和方法系統，他的上述論證無疑促進了這種系統的完善和升華。對偽書如何對待，他認為要區別不同的情況，做出不同的處理，他千方百計辨偽求真，痛恨偽書，但他又反對將偽書付之一炬，呼籲圖書館保存和妥善收藏各種偽書。他明確指出：「偽書非辨不可，那是當然的。但辨別以後，並非一定要把偽書燒完。」「自唐以前或自漢以前的偽書卻很寶貴，又當別論。其故因偽書斷不能憑空造出，必須參考無數書籍，假中常有真寶貝。我們可把他當做類書看待。」[2]梁啟超對待偽書的態度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今人來說，也是應學習和借鑒的。

梁啟超賦予圖書館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為了引導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對中國古典文獻的學習興趣，並為其提供方便，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先後發表了許多關於書目題解和文獻評價的論著，如《國學入門要目及其讀法》、《莊子天下篇釋義》、《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10多種。

梁啟超在短短的幾十年里，漚心瀝血，對中國的新文化、新制度、新人格、新國格的創立及其對圖書文獻學的貢獻都功不可沒。他不愧是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和思想文化史的先驅。

【參考文獻】

1 於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83

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36

3 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時保吉，1954年生，安陽師範學院《殷都學刊》編輯部副研究館員，從事歷史文獻學研究和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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