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熱病統寒溫」思想構建寒溫統一的病證結合分級診治體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未來價值一巜中醫群英戰SARS》三十六SARS促寒溫統一

經歷突發的SARS新瘟疫的襲擊，取得了令世衛組織專家震撼的結果，深刻地檢驗了中醫傷寒與溫病學說，其中也暴露出很多歷史與現實互相交織的問題，提示我們構建寒溫統一的中醫外感熱病分級診治體系，不僅是一項基礎理論研究的課題，更是為解決臨床診治傳染、感染性疾病有無統一指導理論的關鍵課題。本講通過研究曹東義教授發表的系列著述，用「熱病統寒溫」的學術思想，構建寒溫統一的病證結合的分級診治體系，以及「舟河碼頭學說」的重要現實意義和未來價值。

張相鵬老師和大家一起討論了，中醫對非典過程的深刻反思。中醫診治SARS，可以肯定不是按照從實驗室到臨床的方式，與西醫不一樣，與現代研究中藥的方法不同，依靠傳統的傷寒、溫病學說指導臨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傷寒病與瘟疫、溫病的區別，是「不同傳染病」的區別，還是一類相似疾病「不同臨床表現」的差異？毫無疑問，傷寒不是一個病，溫病、瘟疫也不是某個具體的傳染病，傷寒六經辨證、溫病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膜原辯證等，都是研究所有傳染病的「共有規律」，不是僅僅局限於某種疾病。也就是，面對同一個病人，可以請傷寒學家和瘟病學家、溫病學家共同會診。由於過去，六經辨證體系之中，不能容納明清溫病學的新方葯；溫病學也沒有完全吸收張仲景的全部方葯，因此，「關公戰秦瓊」的格局，長期不能統一傷寒與溫病兩大學派。要想把它們統一起來，就不能簡單「混合」、「組合」，而必須要有一個開放、包容，能充分容納歷史經驗，也為未來發展留有「發展空間」的理論構架。這就是我們主張，用「病證結合、分級診療」的技術路線，解決這個歷史難題。因此，我們主張的「河舟碼頭學說」，就是為此而提出的理論框架。也就是，所有的傳染病都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之中可以劃分很多階段，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證候、方葯。「舟河碼頭學說」概括為：病似河流，證如舟，系列方葯像碼頭。病人可以從任何地方下河，也可以從任何碼頭（方劑）上岸，就看他小船在哪裡？如何靠岸？醫生的責任，是不要讓它耽擱太久，更不要沉沒。張仲景沿河修了112個碼頭，吳鞠通、葉天士、吳又可也設了一些碼頭，我們現在、未來也可以設置碼頭。丹參注射液、生脈注射液、清開靈注射液等，都是小碼頭，只是不能從一開始和始終只用一個方葯，需要辯證論治，找到船隻和碼頭，幫助患者儘快上岸。如此認識，就有利於，幫助醫生和患者。

SARS促使傷寒溫病統一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過廣大醫務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非典（SARS肺炎）疫情基本平息下去了，為防止疫情反覆和應對今後有可能疫情再起，現在應當是進行初步總結的時刻了。人所共知在這場戰鬥中，中醫藥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衛生部佘靖副部長在全國中醫藥防治SARS的學術研討會上致開幕詞說：「全國有96所中醫醫院派出醫療隊，到195所定點醫院參與救治，占定點醫院總數的52.3%；在全國內地5326例非典型肺炎確診病例中，中醫藥參與治療的確診病例累積總數達3104例[1]」。

然而，在理論上應當如何闡述中醫治療的指導思想、如何讓西醫看得明白、如何被世界承認並同世界接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首先是因為中醫內部在看法上的不統一所造成的：有的說是寒邪內侵引發，有的說是濕溫，有的說是溫病，有的說是瘟疫，有的說是肺毒疫、肺痹疫，讓人莫衷一是；有的主張按邪伏膜原論治，有的主張按衛氣營血辨證，有的主張按三焦辨證，有的主張按六經辨證，臨床實際應用頗難選擇[2]。

外感熱病學說在中醫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統一過：《內經》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難經》卻說「傷寒有五」；在同一時代，曹植說流行的是疫氣，張仲景說是傷寒；對同一種熱病，華佗用「六部三法」，仲景用「六經八法」；都是溫病，葉天士用衛氣營血辨證，吳鞠通用三焦辨證。中醫外感熱病理論的不統一，嚴重滯後於臨床實踐的快速發展，而沒有理論的創新，就難以在實踐中繼續提高療效。面對同一種疾病，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唱各的調，互相標新立異，好象是百花齊放，其實這正是一個學科不夠規範的表現。

我們認為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在歷史上既是寒溫論爭的歷史，也是在論爭中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內經》熱病、仲景傷寒、清代溫病，在證候上基本相似，治療應當同法。在中西醫結合的背景下，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完全可以統一起來。

《素問》熱病是最古雅的名稱

外感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引起的、以發熱為主證的一類疾病。外感熱病是一類很常見的疾病，也是嚴重威脅古人生命的疾病，人們認識這類疾病和與之鬥爭的歷史也應當相當長久了。古人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積累了一些防治經驗，並由古代的醫學家不斷研究、總結，將這些經驗上升為理論，再由這些理論指導著人們更有效地防治外感熱病。

先秦醫學家對外感熱病的認識，由於文字記載的欠缺，我們已難以見到詳細的原始資料。《素問》《靈樞》之中關於外感熱病的記載，基本上反映了秦漢以前中醫外感熱病的成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素問·熱論》「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的論述，確立了熱病的病因為「傷於寒」，為後世的廣義傷寒病因學說打下了基礎。但是，《素問》《靈樞》之中的「傷寒」是「傷於寒」的省稱，而不同於後世的作為病名的傷寒。在此之前，人們可能只注意到了疾病「蒸蒸而熱」的發熱癥狀，而對於引起發熱的病因並不十分重視，所以《素問》《靈樞》之中有「熱論」「熱病篇」「刺熱論」「評熱論」，而沒有一篇是以傷寒命名的專論。在《素問·熱論》中，也沒有「惡寒」的記載與描述。

第二，提出了「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的溫病學說，為伏氣溫病說的濫觴。然而，《素問》與《靈樞》的作者在這裡，並沒有明說傷於寒的邪氣可以伏藏在肌體的內部，而僅僅是說溫病和暑病，可以有很遙遠的原因，是在冬季傷了寒邪之後，就容易在春夏季節患溫病、熱病。因此可以有「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的情況。但是，當後世有了「伏氣溫病」學說之後，人們才進一步上溯並追認、確定《素問》的「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說的就是伏氣溫病，其中確有強迫古人的嫌疑。

第三，提出外感熱病按六經每日傳一經的規律傳變，影響深遠。發熱的疾病，人們往往只注意其發熱的情況，也就是只抓住了發熱是疾病的主要矛盾，而對於伴隨癥狀或許並不重視。《素問·熱論》將所有與發熱有關的證候都歸集到一起，並指出其中的聯繫，甚至進一步歸納出這些證候可以有先後次第出現，大約一天一個樣的變化不停。其中雖然有程式化的理想成分，不太符合臨床實際的情況，卻仍然不失為偉大的發現。這一發現為後世外感熱病學者所遵循，並不斷得到發展與完善。

第四，提出「兩感傷寒」、陰陽交、發熱不為汗衰等死證。「兩感傷寒」是《素問》作者的一大創造，他們觀察到外感熱病「或愈或死，其死者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創造性的提出了「兩感傷寒」學說，認為普通的外感熱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因為兩感傷寒是表裡俱病，第一日除發熱之外就「頭痛口乾而煩滿」，精神癥狀十分突出；第二日則有「不欲食譫言」，已是神昏顯露；第三日則進一步出現「水漿不入不知人」，菌血症毒血症，再加上脫水酸中毒，勢必造成呼吸循環衰竭，這樣兇險的證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必死無疑。「陰陽交」指的是一組在外感熱病中的危重證候：「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在外感熱病過程中，汗出熱退是疾病好轉或者痊癒的象徵，如果經過發汗或者自汗之後，熱勢不減，或者熱稍退不久又出現高熱的情況，往往表示病情深重。「脈躁疾不為汗衰」，代表的就是熱勢熾盛，難於逆轉的危重病情。李士懋、田淑霄《溫病求索》認為，「脈躁疾」就是脈躁數，在溫病的治療過程之中，如果脈由躁數而趨緩和，則患者的熱勢也將很快下降，相反，如果「體溫已然正常，但脈尚躁數，可預知不愈半日，體溫將復又升高。甚至可據躁數的程度，大致估計體溫升高的度數，此已屢試不爽。[3]」這的確是經驗之論。所謂「狂言不能食」，也就是「水漿不入不知人」的另一種說法，死證之一。

第五、提出在外感熱病的三日前後，可以使用汗泄兩法與「五十九刺」的方法治療熱病；提出「發表不遠熱，攻里不遠寒」的用藥法則。

值得提出的是，《素問·刺熱篇》論述熱病，不是按六經而是按五臟來分類外感熱病，其中記載了肝熱病、心熱病、脾熱病、肺熱病、腎熱病的病狀和治療方法，可以說是外感熱病臟腑辨證的先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現在的中西醫結合的背景下，以臟腑辨證外感熱病，就容易與西醫有共同的語言。比如《素問·刺熱篇》中的「肺熱病」，其癥候描寫就與目前流行的非典（SARS）的表現很相似：「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

然而，《素問·熱論》以六經分類外感熱病證候，雖然便於人們從整體聯繫上把握外感病的變化過程，但若過於拘泥「日傳一經」，並與「三日前後分汗泄」聯在一起敘述，其缺陷就更加突出，後人於此不能無說。

廣義傷寒學說的歷史價值

《難經·五十八難》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筆者認為，《難經》外感熱病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外感熱病直呼傷寒，不再名為熱病，這種學術見解影響了幾千年。《素問》《靈樞》在學術上主張「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雖然認為熱病的病因是傷寒，但是在命名疾病的時候，卻只重視病症之熱，而對病因之寒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不利於人們的防治。所以，《素問》有「熱論」、「評熱論」、「刺熱論」，《靈樞》有「熱病」篇，卻沒有一篇是以「傷寒」命名的專論。西漢初年倉公淳于意的《診籍》中也是只呼熱病，不稱傷寒。這種「只稱熱病，不雲傷寒」的學術特點，到了《難經》成書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難經》五十八難，明確指出了「傷寒有五」，將熱病與中風、溫病、狹義傷寒、濕溫一起，歸屬於廣義傷寒之內，既體現出《難經》「審因論治」的思想，也反映了《難經》作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試圖區分外感熱病的多樣性。也即在探討外感熱病共有的規律的同時，儘可能反映不同季節外感熱病的特點。這一學說，在中醫界一直影響了兩千年。漢以後，《素問》《靈樞》大力論述的熱病，完全被廣義傷寒所代替，不再被學術界所重視，「熱病」證治，幾乎成了絕學。《難經》的廣義傷寒學說，得到漢末張仲景的推崇與遵循，他著成《傷寒雜病論》，使傷寒病證治空前豐富，也促使《素問》《靈樞》熱病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在金元醫學爭鳴中，寒涼派的開山大師劉河間，雖然大力倡導：「傷寒即是熱病，」不能作寒醫，但他的著作仍稱作《傷寒直格》《傷寒標本類萃》，而不以熱病名書。

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他在《傷寒例》中引《陰陽大論》之文云：「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張仲景因此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傷寒雜病論》，使《難經》提出的廣義傷寒學說，完成了向臨床的過渡。

由於現代醫學的感染性和傳染性疾病，都屬於中醫的外感熱病，它們總共有幾十種之多，遠遠超過《難經》的「傷寒有五」學說。因此可以說，傷寒豈止有五？時隔不久，張仲景在他的《傷寒例》中就提出了多種外感皆屬於傷寒，幾乎就是「傷寒有十」[4]；朱肱《南陽活人書》稱廣義傷寒有十二種病名；吳又可《瘟疫論》認為各種疫氣都由「非寒非溫、非風非濕」的異氣所引起；吳鞠通說溫病有九種-----這實在是中醫學的不幸。因為在病因不能直接檢驗的時代，「傷於風寒」與「感於溫熱」的病因，只能靠推測，也就是「審症求因」，以「傷寒」或以「溫病」命名外感熱病，只能是間接的推測，不如以發熱作為病名那樣直接和具體，又沒有可以驗證的金標準，所以外感熱病的病因也就成了兩千年中見仁見智、寒溫論爭的根源。

聯繫到當前的非典型肺炎（SARS），因為它在去年的11月就出現了，尚未入冬，故有人將其叫作伏暑；入冬以後，又可被人稱為冬瘟、傷寒；到了春季，則被命名為春瘟、風溫。或叫瘟疫、肺毒疫、肺痹疫。對於同一個SARS病人，傷寒學界稱其為傷寒，溫病學家叫它為溫病，瘟疫病學家稱之為瘟疫。種種說法，不一而足。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唱各的調，互不相讓，一個具體的病被叫作幾個病名，好象是百花齊放，其實正反映出中醫外感熱病學說的不夠規範。這種原因的形成，不能不說與審證求因有關。求出來的病因，往往是病人的抗病反應，再加上季節因素，而不是真正的外界的直接致病的病原物質。王安道《醫經溯洄集》云：「夫風暑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此言甚是。

溫病概念廣義狹義的演變

《素問》認為「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說明古代的溫病都局限於春季，而不是散見於四季。仲景《傷寒論》說溫病的癥狀主要是「發熱而渴，不惡寒」，屬於里熱外髮型的熱病，初期沒有表證，治療上也就不會使用麻黃湯、桂枝湯來發汗解表。

清代溫病學家認為除了冬季的傷寒之外，四時皆有溫熱病，它們總稱溫病而不是總稱傷寒或廣義傷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其上焦篇云：「溫病者，有風溫、有溫熱、有溫疫、有溫毒、有暑溫、有濕溫、有秋燥、有冬溫、有溫瘧。」吳鞠通所說的這九種溫病，幾乎囊括了仲景時代的所有外感熱病。所不同的是：仲景《傷寒例》用廣義傷寒來概括這九種溫熱病，而吳鞠通則用廣義溫病來概括。葉天士在《溫熱論》和《三時伏氣外感篇》中，將春溫、風溫、暑溫、濕溫、秋燥等四時溫熱病，都歸為廣義溫病之中，反映了葉天士的廣義溫病思想[7]。

吳鞠通云：「此九條（溫病），見於王叔和《傷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牽引《難經》之文以神其說。按時（代）推病，實有是證，叔和治病時，亦實遇是證。但叔和不能別立治法，而敘於《傷寒例》中，實屬矇混，以《傷寒論》為外感之妙法，遂將一切外感，悉收入《傷寒例》中，而悉以治傷寒之法治之。」葉天士所說的衛分證，就是需要發汗解表的表證；吳鞠通不僅用辛溫解表的桂枝湯，治療有惡寒表證的溫病，而且認為仲景所說的溫病「發熱而渴，不惡寒」，未必皆然。他說：「仲景所云（溫病）不惡風寒者，非全不惡風寒也。其先亦惡風寒，迨既熱之後，乃不惡風寒耳。古文質簡，且對太陽中風熱時亦惡風寒言之，故不暇詳耳。」吳鞠通這樣直接否定仲景關於溫病初起「不惡風寒」的觀點，實際上是不承認溫病有里熱外發的類型，不承認伏氣溫病學說。看不到溫病概念的變遷，就無法正確理解仲景《傷寒論》的貢獻，既無法正確理解仲景是如何治療廣義傷寒的，也無法理解仲景是怎樣治療溫病的。

由上述論述不難看出，清代溫病學家關於溫病的定義，基本上不取仲景的觀點，都認為溫病大多是從表起病，逐漸深傳入里，而不是里熱外發；溫病可以發於四季的任何季節，而不局限於春季；溫病的概念可以包羅很多外感熱病，而不僅僅是春季的伏氣溫病一種；因為大多溫病初起有表證，所以必須發汗解表，而不是仲景所做的直清里熱[5]。

寒溫論爭的關鍵在於解表

在中醫外感熱病的歷史上，從仲景的伏氣狹義溫病，到清代可泛發於四季的廣義溫病，經歷了一千多年的寒溫論爭，論爭的關鍵在於表證治療上是用辛溫還是辛涼解表。

仲景時代沒有辛涼解表法，《素問》「發表不遠熱」，汗法以溫熱葯為主；《神農本草經》《湯液經》都以溫熱葯解表；出土的漢代醫簡也用溫熱葯解表，說明漢代以前從理論到實踐對辛涼解表還缺乏認識。仲景對傷寒表證並未言「當辛溫解表」，或「當散寒邪」，而只雲「當解表」、「當發汗」。並且對麻黃湯、桂枝湯發汗解表十分謹慎，除嚴格限定適應證之外，還囑以少量多次服用，取微似汗出，中病即止，不必盡劑。並且要溫覆，啜熱稀粥以助藥力，而不肯多用熱葯，其慎辛溫發汗若此，說明辛溫解表葯雖可用，又難以應用，稍有不慎即成誤治，變為壞病。仲景還對誤汗後變證，詳加論述，多達六十餘條，也說明了這一問題。

北宋韓祗和有感於辛溫解表難用，在《傷寒微旨論》中提出「傷寒熱病乃郁陽為患」之說，避開了傷寒熱病病因上的「寒」字，從郁陽為熱著眼，發汗解表全不用仲景麻桂方葯，而是按不同季節分別創製辛涼解表方葯，其組成多為柴胡、薄荷、葛根、黃芩、知母、石膏、前胡等寒涼之品。其後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朱肱《南陽活人書》繼承其學術經驗，改進為在春夏之時於仲景麻桂方中加入黃芩、葛根、知母、石膏等寒涼藥物，變辛溫發汗之方為辛涼解表之劑，使古方得以新用，後世多予遵從。金代劉完素《傷寒直格》闡發《素問》熱病理論，認為傷寒就是熱病，「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只能作熱治，不能作寒醫」。旗幟鮮明地自製辛涼清解方劑，被後世尊為寒涼派的開山，影響深遠。

金元時期特別值得提出的外感熱病學家是張子和，他在《儒門事親》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辛涼解表法」，他說：「發汗亦有數種，世俗只知惟溫熱者可為汗葯，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並列舉了各種不同性味的發汗解表藥物。此外，還有許多醫家強調傷寒、溫病，其證不同，治有別法，反對以麻桂方等辛溫解表法普治一切外感熱病。

明清溫熱病學家對辛涼解表方葯更加重視，王安道《醫經溯洄集》有感於用辛溫解表法普治一切外感病易生弊端，憤而提出「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為即病之傷寒設，不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提出仲景方不可以治溫病的觀點。其後陶華《傷寒六書》也采前賢有關論述，認為不能用溫熱葯治療溫病、暑病。吳又可著《瘟疫論》，專門闡發瘟疫證治，反對以傷寒辛溫解表法治療瘟疫。但他與王履一樣，也承認仲景清瀉里熱的方葯是有效的。

王安道云：「傷寒與溫病、熱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故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斷不可不異也。」吳又可也說：「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但以驅逐為功，何論邪之同異也。」葉天士也云：「再論三焦不得從外解，必成里結。里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就不可下也。」吳鞠通《溫病條辨》對仲景白虎湯、三承氣湯等清泄里熱的方劑，更是推崇有加。可見傷寒與溫病的治療方法是可以借鑒的，所不同的只是解表法。從辛溫發汗到辛涼解表的發展歷程[6]，體現了外感熱病表證治法的進步，也反映出古今醫家對外感熱病認識的不斷深入和古今溫病概念的變遷。

自從葉天士提出溫病的衛氣營血辨證，吳鞠通倡導溫病按上中下三焦辨證的學說之後，溫病學說就與仲景的傷寒六經辨證學說分道揚鑣，成為外感熱病辨證的一套新體系，被廣大醫學家所接受，並很快被應用到臨床治療之中，使外感熱病的診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當然，溫病學說的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也有不完善之處，受到後世醫家的批評，甚至被傷寒學家詆毀，也不足為怪。我們認為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在歷史上既是寒溫論爭的歷史，也是在論爭中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內經》熱病、仲景傷寒、清代溫病，在證候上基本相似，治療應當同法。在中西醫結合的背景下，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完全可以統一起來。

統一熱病學說是我們的任務

如果我們承認，《內經》熱病、張仲景傷寒、吳又可的瘟疫、清代的溫病，論述的都是傳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有幾十種之多，包括SARS、禽流感以及將來發生的各種瘟疫，它們都有發熱的證候，故可以總稱為外感熱病。那麼，它們就存在著統一起來的基礎。我們就有可能在再一次面對SARS、禽流感之類的新舊瘟疫的時候，使傷寒學派、溫病學派、瘟疫學派的醫學家們，圍坐在一起，互相探討治療的最佳方法，辨證論治，各自拿出最有效的利器，共同對付瘟神的挑戰，而不必在一邊說「這是溫病學家的事」，「那是傷寒學家的事」，永遠也走不到一起共同攜起手來面對。再執著傷寒與溫病是兩類不可調和的、水火不相容的疾病的觀點，只會讓瘟君在黑暗裡竊笑！

「疫癘」與「熱病」的名稱出現的最早，也是最古樸、典雅的名稱。「疫癘」說明外感熱病具有流行性而且病情嚴重，而「熱病」明確表示了流行性疾病的突出證候是發熱。「發熱」既是病人的自覺癥狀，也可以是他人可以體察到的客觀體征，最容易被人了解、認識。所以，「疫癘」與「熱病」的名稱形成的最早，它們的出現，代表了人類與外感熱病鬥爭的悠久歷史。由於外感熱病是一類很常見的疾病，也是嚴重威脅古人生命的疾病。古人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積累了一些防治經驗，並由古代的醫學家不斷研究、總結，將這些經驗上升為理論，再由這些理論指導著人們更有效地防治外感熱病。《素問》《靈樞》之中的「熱論」、「刺熱論」、「評熱論」、「熱病篇」，集中反映了秦漢之前的外感熱病學成就。

寒邪致病的嚴重性和廣泛性，是廣義傷寒學說產生的理論基礎。所以《素問》《靈樞》在學術上主張「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難經》「傷寒有五」的廣義學說，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自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問世之後，由於其成就很高，「熱病」名稱逐漸少有人提及，幾乎成了絕學。

由於辛溫解表方葯難用，人們又不敢否定張仲景《傷寒論》的麻黃湯、桂枝湯對外感熱病的治療作用。因此，人們逐漸地放棄了「傷於寒」的病因學說，而大力倡導「溫熱邪氣致病」的病因學說，另起爐灶，建立起另一套溫病的辨治體系，並把辛涼解表作為自己的解表方法。

吳又可《瘟疫論·諸家溫疫正誤》對於用外感溫氣命名外感熱病，頗為不滿，他說：「至於溫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其肅殺之令，權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竊嘗較之，冬時未嘗溫暖，亦有溫病，或遇隆冬，暫因溫暖，雖有溫病感溫之由，亦無確據，此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為定論。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為溫病，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其無謂；或言溫病後感溫氣，而為溫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汗下，過經不愈者為溫病，則又指鹿為馬。《活人書》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為夏溫；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為秋溫，輾轉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而為秋溫，明是雜證，敘溫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繁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與醫道何補？」因此吳又可主張各種瘟疫的原因都是「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之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

筆者認為，外感熱病的寒溫病因學說，形成於不同歷史時期，是由不同醫家的不同認識形成的，它們各有自己的優缺點，「法無完法」，分則兩失，合則兩利。「審證求因」，是為「審因論治」服務的，也就是說「審因」是為了更好的「論治」，解釋病因並不是目的，有利於治療才是中醫推求病因的意義所在。既然傷寒與溫病的區別，只是發病類型與證候的不同，那我們在臨床治療時，就不必強行區分這是古人描述的外感熱病中的哪一種病名，只要證候符合，就可以辨證論治。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吸收前人的一切精華，不斷提高療效。我們翻開《傷寒論》，張仲景只強調「當發汗」、「當解表」，「和其胃氣」、「營衛和則愈」、「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他並不說「當散寒邪」、「當辛溫」，甚至不說如何驅邪，難道張仲景不「審因論治」嗎？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審因」，傷於寒只是外感熱病的誘因，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肌體抗病的反應，「陽郁為熱」的發熱才是疾病的主要病理環節，汗吐下和溫清消補，都是為了恢復人體的陰陽氣血的平衡，使被病邪擾亂了的機能得以恢復，就能達到治癒疾病的目的。吳又可的達原飲，只是疏達膜原，使邪氣離開膜原，也不是特異地消滅瘟疫邪氣。清熱解毒、抗菌殺毒，只是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一個方面，不是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主要方法，更不是外感熱病唯一的治療方法。

我們認為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在歷史上既是寒溫論爭的歷史，也是在論爭中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內經》熱病、仲景傷寒、吳又可瘟疫、清代溫病，在證候上基本相似，治療應當同法。在中西醫結合的背景下，中醫的外感熱病學說，完全可以統一起來，也應當統一起來。

建立一套能夠包容古今外感熱病學說的新理論，能夠更有效地指導廣大中醫藥人員臨床治療SRAS與中醫外感熱病，而不必人人再從頭探討各種學說的起源，時時比較各個辨證理論的優劣，起到執簡馭繁的作用；新的外感熱病理論應當在病名、病因、辨證、治療等方面充分吸收現代醫學成果，以利於和西醫的溝通，便於中醫藥的外感熱病學說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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