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告訴我們
《史記》告訴我們——
善聽意見是一種風範
王建雄
俗話說：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對於《史記》，史學家看重其「史家之絕唱」的史料價值，文學家推崇其「無韻之離騷」的文學成就，政治家探究其政治思想與權謀藝術，作為我們普通人，讀它的現實意義莫過於從中汲取一點為人處世之道以修身養性，這也許是《史記》所散發的另一種光芒！
善聽意見是一種風範，是個人成長、事業進步的「助推器」。這是我再讀《史記》的最大體悟。《史記》中講「言能聽,道乃進」，意思是說只有聽納各方意見，才能使治國理政之道、為人處世之道不斷長進。
據史料記載，從堯舜禹時期開始，歷代帝王都設有提舉意見建議的官職。這種「諫官」儘管名稱不太一致，但都「言者無罪、位卑秩微、諫言不露」，目的都是為了聽取不同聲音，彙集民智，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這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而在《史記》一書中，司馬遷借事抒情、借人言志，對善聽意見而成就大業者傾注了極重的筆墨。信陵君魏無忌謙抑克己、虛心納諫，有識之士一呼百應、紛紛相投，先後救趙國、魏國於危難。齊威王聽取鄒忌意見，廣開言路，並對提出諫言的大小官吏和平民百姓進行獎勵，結果賢達相擁、趨之若鶩，實現齊國大治，迎來「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的景象。漢王劉邦聞過則改、從諫如流，重視酈食其、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韓信等高參意見，開創了「英雄陳力、群策畢舉」的局面，最終打敗項羽而建立西漢王朝。信陵君、齊威王、劉邦出身不同、地位不同，但他們謙遜恭謹、虛懷若谷，彰顯了君子風範。
與此相反，孤傲自負、閉明塞聰而喪國死身者則多少讓人悲嘆。商紂王不能廣開言路、察納忠言，落得個身敗名裂、葬身火場的下場。周厲王暴虐成性、驕奢專橫，大臣召穆公多次勸諫而厲王不聽，導致百姓群起反抗而流亡死於霍縣。春秋戰國時期，伍子胥勸吳王夫差殺掉越王勾踐，以除後患，可夫差不為所動，結果勾踐卧薪嘗膽，忍辱負重，後打敗吳國，夫差被圍自殺而亡。楚漢相爭時，項羽不聽范增之言，最終導致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留下「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千古哀怨！
善聽意見者與閉明塞聰者的結果何來如此大的反差呢？簡單講，善聽意見者明，拒聽意見者盲!
東漢王充在《論衡》里提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北宋蘇軾在《題西林壁》中寫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也常講「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意思都是說處在事務之內的人，受各種因素影響，不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而處在事務之外的人，由於不受具體事務的干擾，站的角度也不同，反而看問題會更精準一些，也會找到一些好的辦法。
可見，受制於生活環境、接受教育、個體素質等因素，任何人都不可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此，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在他看來，任何人都有專長的方面，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一個人只有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建議，不斷改進自己缺點，充實不足，揚長避短，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才能不斷完善、不斷進步。
一個人如此，一個政黨也是如此。列寧曾把讀者來信比作「政治的晴雨表」，通過讀者來信了解社情民意，把握民心向背。而在我黨歷史上，重視聽取群眾意見是一個優良傳統。毛澤東同志在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指出，為了搞清楚群眾對於國民革命運動的態度，他曾與農民、落魄秀才、舊時縣衙的師爺等各種身份的人群進行交談，掌握一手資料，指導革命實踐。在延安時期，他吸納開明紳士李鼎銘意見，實行「三三制」原則，加強邊區建設，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建國後，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要重視人民群眾來信，要給人民來信以適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加強聯繫的一種方式，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態度。鄧小平同志也曾深刻指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正因為以毛澤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情系百姓，作風民主，善於聽取群眾意見，關心人民疾苦，所以才深得人民群眾擁護和愛戴。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人既要會說話，更要會「聽話」。說話固然重要，與人溝通交流，表達自己思想觀點，「聽話」則要善於聽取「無心之言」、善於聽取弦外之音、善於聽取不同意見，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相比之下，「聽話」比說話更難能可貴，因為許多有價值、有分量的意見建議往往是真情實話、忠言良策，聽起來比較刺耳，落實起來更為困難，正所謂「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這就需要聽言者特別是為官者有果敢的勇氣、清醒的頭腦、謙虛的品德、寬廣的胸懷，要有對待工作事業的忠誠之心、對待幹部群眾的同情之心、對待家人同事的關愛之心。一句話，要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風範。
其實，無論是政治家治國理政、為官者施政為民，還是普通人生活處世，都有必要多聽別人建議，多聽批評意見，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樣才能「附身接地氣、抬頭謀長遠」，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少犯錯誤、少栽跟頭、少走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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