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吳晗的命運與「明史人物」

原標題：【人物春秋】吳晗的命運與「明史人物」

吳晗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新中國政壇的重要人物。1940年之前，吳晗說自己基本上「埋頭做學問，不過問政治」。但隨著時局的敗壞，他對當局的不滿也日益加強，寫了不少借古諷今的作品。吳晗的文名遠播解放區。曾彥修說，他在延安及解放區時，吳晗的文章一出版，「必定恭讀，對他五體投地」。1948年，中共中央號召籌備召開新政協。吳晗積極響應，來到解放區。11月間，他在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吳晗的政治生涯從此真正開始。在他的政治人生中，明史依然有重要位置，但不是作為學術的對象，而是作為政治的面具。回顧吳晗和毛澤東對於彭和尚、朱元璋和海瑞三位明史人物的點評，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一段歷史，以及吳晗的政治人生。

彭和尚的晚節

來到解放區的吳晗，曾把自己的代表作《朱元璋傳》送給毛澤東。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仔細閱讀了書稿，約吳晗深談了兩次，還給吳晗寫了一封信：「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吳晗

除了信中提出的方法問題之外，毛澤東還對書中寫到的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提出了疑問。在書中，吳晗是這樣寫的：「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佔有新播種的果實。第一次起義稱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壽輝，雖然誰都知道西系紅軍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後，就煙一樣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

看得出來，吳晗在彭和尚身上寄託了自己的某種理想，希望在革命成功之後，回到書齋中去。這也是大多數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想法。但作為革命領袖的毛澤東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對吳晗說，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

了解國史的人知道，毛澤東特別關注晚節問題。他在讀太平天國李秀成的自述時便說「忠王不終，不足為訓」，就因為李秀成晚節不保。林彪的座機在外蒙墜毀後，毛又重提「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告誡全黨，革命者重在保持自己的晚節。

根據毛的要求，吳晗發奮讀書，果然發現了過去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確實鬥爭到底，被元軍殺害。後來《朱元璋傳》再版時，吳晗在序言中專門作了自我批評，「以我自己當時的超階級思想來敘述堅強不屈的西系紅軍組織者彭瑩玉和尚，輕率地根據不充分的史料，以為他功成身退，讚歎不絕，認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廢，無須革命到底的。這個錯誤的觀點在到解放區以後，在理論上得到了啟發，我承認了錯誤」。

朱元璋的晚年

為了落實毛的意見，吳晗在1954年對《朱元璋傳》進行修改，分發了百來本油印徵求意見稿，也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反饋的意見是：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的晚年）。

《朱元璋傳》的前身是《由僧缽到皇權》，吳晗寫書時，本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現在蔣介石已經被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不再是主要的鬥爭對象，再行影射的意義也就沒那麼大了。時移世易，吳晗在書中仍然指責朱元璋大搞特務網，誅殺功臣就有點不合時宜。他還說，朱元璋製造血案，「許多卓著勛勞的大將和文人，毫無理由地被野蠻殺害」，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通過八股文制度，「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嚴重地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又宣揚神跡，欺騙人民。這就更令人產生其他聯想了。

這些恐怕都是引起毛澤東不滿的因素。而且，毛對朱元璋本來就有好感。他曾說過，明朝只有朱元璋、朱棣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對此，深諳毛澤東心態的朱永嘉先生分析得十分深刻。他認為，吳晗多次修改《朱元璋傳》，始終不能令毛澤東滿意，缺少的東西，正是對朱元璋的布衣情結揭示不夠。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布衣皇帝之一（另一個是劉邦）。他晚年殘暴地誅殺功臣，從郭桓案、胡惟庸案到藍玉案，但殺的是貪腐的官員與將領，而不是老百姓。就這一點而言，毛澤東在感情上與朱元璋是相通的。而吳晗看到的卻主要是朱元璋殘酷的一面，忽略了其布衣情結。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在解放區，吳晗覺得已轉變了思想，「我從心坎里喊出毛主席萬歲了」，但對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仍缺乏真正的理解。

海瑞的真話

於是，當吳晗揣摩毛澤東的意思寫海瑞的故事時，一場浩劫悄然拉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的災難，毛澤東為聽不到真話而感到煩惱。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他要求縣委書記、人民公社黨委書記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次年4月2日至5日，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再次要求幹部講真話。開幕前一天，演出了湘劇《生死牌》。這齣戲講的是海瑞為百姓伸冤的故事。海瑞在劇中的戲並不算多，但卻引起了善於借古喻今的毛澤東的注意。第二天，他讓田家英找來《明史》，讀《海瑞傳》。4日的會議上，他專門講了海瑞的故事，並倡導屬下學習敢說真話的海瑞，建議找歷史學家研究海瑞。

▲毛澤東與胡喬木

按照胡喬木的意圖，吳晗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罵皇帝》。接著，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1959年六七月間，吳晗寫了一篇《論海瑞》。文章寫完還沒有發表，中央就召開了廬山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區分真假海瑞、左右海瑞，提倡真海瑞、左派海瑞。會後，胡喬木向吳晗說了毛的新看法。吳晗對《論海瑞》做了一點修改，加了一段話，9月2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段話是這樣的：「但是，決不能也不許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這個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喊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是什麼海瑞！」

或許，在吳晗看來，這已經為文章注入了新的最高指示。但政治的邏輯與學術的邏輯是不同的，在學術邏輯中，真與假是個事實問題，而在政治的邏輯中，卻是個立場、站隊的問題。作為剛入黨兩年的新黨員，吳晗對黨內鬥爭發動之隱蔽、過程之曲折、結局之殘酷似乎都缺乏真正的體悟。

1959年10月，京劇演員馬連良讀到《論海瑞》，到吳晗家中約請他編一出海瑞戲。吳晗經不起再三懇求，利用下班後和節假日的時間，終於寫出了劇本《海瑞》。1960年底綵排時，根據各方意見，劇名又改為《海瑞罷官》。1961年初，《海瑞罷官》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正式公演，廣受讚譽。按照毛澤東的說法，1961年應該成為「實事求是年」。這個時候，《海瑞罷官》公演，應該說十分應景。毛澤東在家裡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稱讚劇本的文字寫得不錯，馬連良回來告訴吳晗。吳晗聽了非常高興。

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彭真在會上直言：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會後，毛澤東再次退至二線。下半年召開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彭德懷請求對他的問題進行全面審查。也就在這一年，江青提出要對《海瑞罷官》進行批判，中宣部、文化部的領導沒接茬。1963年，周恩來對吳晗說，有人說你寫《海瑞罷官》有影射。吳晗連忙否認。周恩來就讓吳晗寫個報告說明一下，周恩來還提出要給吳晗換個工作。周的這些舉動當然也不是他個人的心血來潮。

1965年2月，江青奉命來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組織了批判吳晗的班子，由姚文元執筆寫文章。為了保密，江青以討論樣板戲為借口，經常跑到上海討論姚文元的文章。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一次北京，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文章寫完後，毛澤東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第二版刊出。文章矛頭直指吳晗。輿論嘩然，多方震驚。吳的朋友梁方仲看到後，馬上說：「這下子，辰伯兄要吃苦頭！」彭真得知消息後，氣憤地說：「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幹什麼？」吳晗本人也感受到了壓力，一頓飯連一兩粥都吃不下。

11月12日，《解放日報》率先轉載此文，此後，《浙江日報》《大眾日報》《新華日報》《福建日報》《安徽日報》《江西日報》等地方黨報也轉載了。29日，《北京日報》轉載，並加了彭真、鄧拓改定的按語。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討論」欄目轉載，加了周恩來定稿的按語。12月2日，《光明日報》轉載，同時還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編者按。

12月21日，毛澤東指出，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把「要害是罷官」公之於眾。此後，雖然彭真等還希望把這場討論限制在學術範圍內，主持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並讓吳晗化名「李明光」，到昌平去搞四清。但江青已經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又出台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3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常委擴大會上說：「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4月9日-12日，被緊急從陝西召回的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康生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對彭真進行批判。

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出，這個被認為是文革開始的通知，在第一部分就宣布撤銷《二月提綱》。最後的靴子終於落下。1965年12月14日的北京市委工作會議上，彭真曾對吳晗說，你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脫離工農兵，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吳晗表示，我是有錯誤的，願意檢討，願意到工農兵中去。當吳晗看到《五一六通知》後，一切恍然大悟。他明確表示：我再也不寫什麼自我批評了。

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被捕入獄，吳晗幾乎每天都被揪斗。1967年年初，吳晗一家被趕出南長街的住處，搬到了城南的一座公寓。1968年3月，吳晗正式被捕。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吳晗含冤去世。

許多年後，親歷者之一戚本禹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他說：圍繞《海瑞罷官》而展開鬥爭的兩方的真正用意都不過是拿這部劇說事罷了。此時，吳晗已去世半個世紀了。去世前一天晚上，他提出要見自己的子女，但看守者不知其子女的住處而未能如願。

（作者系清華大學博士、《中國文藝評論》副主編）

責任編輯：姚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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