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印度有三高:熱度高、機遇高、風險高
近日,在中國貿促會與印度駐華使館在北京舉辦投資印度研討會(下稱研討會)上,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副主席拉吉夫·庫馬爾表示,「在全球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印度憑藉低位崛起的後發優勢、廣闊的市場空間,低廉的用工成本,加上莫迪旋風帶來的改革紅利,2014年、2015年、2016年GDP增速分別達7.5%、8%、7.1%,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印度獨樹一幟的增長前景使其成為國際資本市場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經濟穩增吸引外資
庫馬爾在研討會上表示,儘管中印兩國關係受到洞朗問題波及,出現波動和緊張,但是作為金磚五國中最大和成長最快的兩個經濟體,中印經貿關係依舊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
庫馬爾介紹,自納倫德拉·莫迪2014年就任印度總理以來,印度政府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如簡政放權、加強基建、健全宏觀調控、打擊灰色經濟等等,將印度經濟朝著「印度製造」和「數字印度」的目標快速推進。
根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統計,印度2013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流量為281.5億美元,此後連續攀升,2016年達到444.5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高達16.45%。
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印度是中國在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投資目的地和工程承包市場。兩國的合作領域不斷擴展,合作水平不斷提升,在金磚國家合作框架內也保持著良好的協調和配合。
近幾年,中國對印投資額快速增加,投資成為中印經貿關係的最大亮點。根據印度官方統計,中國是印度增長最快的外資來源國,年投資流量從2011年的1.02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0億美元。
庫馬爾指出,這一數據僅僅統計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而事實上很大一部分中國資金會選擇經由中國香港、新加坡、模里西斯等離岸金融中心赴印投資。因此,他估算,中資赴印的真實規模甚至可以達到現有統計數據的3倍。
「雖然中國對印投資額增長迅猛,但其無論是佔印度整體吸引外資,還是佔中國整體對外投資的比例都不顯著。」庫馬爾坦言,儘管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2016年中資僅佔印度吸收外資總存量的0.5%。
雖然中國對印投資的體量佔比不算高,但卻有遠超其體量的社會曝光率和市場影響力。庫馬爾認為,其原因在於中國赴印投資的大部分項目落實在手機、家電、移動APP、電商、高端房地產等兼具日常屬性和高新屬性的領域。
「與家電、手機等製造業外商直接投資並駕齊驅的是創投領域。」庫馬爾分析,印度和中國擁有相似的人口基數、相似的發展速度,同時也有明顯的發展代溝,很多投資人把印度視為10年前的中國,稱赴印投資為進入「時光機器」。大量中資企業湧入印度,旨在復刻中國移動互聯網近年來的發展奇蹟,在印度再造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的傳奇。
看好印度市場,中企出手「豪氣」
2017年,阿里巴巴集團向印度電子商務公司Paytm的在線零售部門投資2億美元,騰訊領投印度移動醫療企業Practo的第四輪5500萬美元投資,兩位大佬一度登上投資印度「熱搜」。
而小米「殺」入印度也是一大「亮點」。根據互聯網數據中心(IDC)數據顯示,2017年第三季度,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出貨量份額為23.5%,成為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機廠商。此前一個季度,小米的份額為17%。印度已成為小米在中國之外最大的市場。
小米CEO雷軍曾透露,小米計劃未來5年內向印度的100家創業公司投資10億美元,建設圍繞其智能手機品牌的應用生態系統。
「在印度,小米及其兄弟公司順為資本將在內容、金融科技、深度本地化服務和製造等領域展開投資,推動印度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雷軍表示,印度是小米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小米已經在印度安德拉邦與合作夥伴富士康建立了第二家製造工廠,每秒就能夠製造一部智能機。
據悉,雷軍已經開始討論在印度建立第三座工廠。「未來兩年,我們想要在印度獲得更大影響力。我們希望在印度不斷冒險,當然,這種風險是可控制的。」雷軍提到的冒險包括提高生產進一步滿足預期需求,擺脫傳統依賴的閃購模式。
而就在不久前,中國華住酒店集團出資1000萬美元,投資印度酒店聚合平台OYO Rooms。雙方在上海簽訂了為期五年的合作備忘錄,華住希望通過深入合作交流引入IT技術。
「當前經濟型酒店正處在變革階段,我們希望通過技術手段尋找新的增長點。同時,我們十分看好印度市場的增長潛力。」華住CEO張敏表示。
張敏介紹,兩家公司著重探索酒店領域的新技術發展,合作形式包括互派員工計劃、技術和專利分享技術。雙方希望,此次合作不僅局限在供應鏈和客戶分享上,還能從兩國龐大的市場規模中獲利。
中國和印度均處於旅遊市場快速發展的階段,兩國國內游市場面臨巨大的機會。根據德銀的數據預計,到了2020-2021年,經濟型酒店將佔印度酒店供應市場的2/3。同時,OYO預計,2020年中端住宿市場規模約為20億美元。
對印投資風險不小
儘管投資熱度很高,但中國工商銀行國際結算單證中心專家組成員文芬認為,對印投資的風險不可小覷。
「除了由於營商環境和產業生態帶來的硬體風險以外,在繁榮之下也亟需警惕過熱帶來的隱患,尤其是消費電子產品、電商創投等一擁而上帶來的同質性競爭和惡性競爭泡沫。此外,中印關係的震蕩也可能對赴印投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文芬指出。
首先是簽證問題。文芬介紹,外國人在印度長期工作必須事先獲得工作簽證,或者針對電力和冶金項目設立的項目簽證。工作簽證申請人必須為有專業資格的高技術/高技能專業人員,且印度公司需擔保申請簽證人員在該印度公司的年收入需達到25000美元以上。外國人進入印度後,須向居住地所在的外國人註冊辦公室(FRRO或FRO)申請居住許可並申請簽證延期。工作簽證延期的審批部門為邦內政部或中央內政部。
「目前,印度對中國公民在印度境內務工掌握極嚴,其簽發工作簽證與申請企業是否在印投資無直接關係,一般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極難獲得工作簽證,在對印投資時需考慮該因素。」文芬說。
其次是勞工問題。文芬指出,印度涉及勞工保護的法律較多,且其規則與中國勞動法律體系有很大差異,偏向對勞動者進行保護,用工單位基於勞工保護法律,需承擔各種義務,中資在印設立公司應了解並遵守當地勞動法律。
「另外,印度工會力量較強,每年會組織罷工遊行等活動,中資在印設立的公司應關注工會組織,並遵循工會關於罷工等事項的要求。」文芬稱。
第三是稅收監管問題。文芬分析,印度現行法律和稅收體系複雜,且監管嚴格。一旦涉嫌觸犯稅收方面規制,可能受稅收監管部門處罰,影響公司正常經營。
「涉及簽署重要合同及日常財務管理、稅收申報等事項應聘請當地有資質、資信良好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協助辦理。」文芬建議。
另外,文芬特別提到了文化差異。她表示,印度是文化大國,宗教、教派眾多,宗教對印度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影響深刻。在印度投資經商應了解當地的文化,如主要宗教背景、民俗、生活習慣等,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同時,注重人才本地化,適當聘用當地人員,以更好地密切與當地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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