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不妥協的詩人也不只是我一個
芒
中國詩家訪談
克
【詩人簡介】 原名姜世偉，朦朧詩人的代表之一；生於瀋陽，1956 年全家遷到北京市； 1969 年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隊；1978 年底與北島共同創辦文學刊物《今天》，並出版了處女詩集《心事》； 1987 年與唐曉渡、楊煉組織了「倖存者詩歌俱樂部」，並出版刊物《倖存者》。主要作品有《陽光中的向日葵》（1983）《芒克詩選》（1989）《沒有時間的時間 》《今天是哪一天》、《芒克的詩》，長篇小說《野事》，隨筆集《瞧，這些人》。作品被翻譯成英、法、義大利、德、西班牙、荷蘭、瑞典、日等國文字。曾應邀訪問過法國、義大利、英國、西班牙、荷蘭、澳大利亞、美國、瑞典、古巴和日本等國進行學術交流。
不妥協的詩人
也不只是我一個
芒克 VS 單于
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
就是無憂無慮
單于：童年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大影響，沒有家人和學校的管教，你是否感覺到最初的自由？
芒克：我的童年和少年如今回憶起來都覺得是幸福和美好的。我出生於瀋陽，5 歲多點兒由於父親工作調動，全家人便隨同遷往北京。我們就住在國家機關的宿舍大院里，新建的藍磚樓房，家中的暖氣、自來水和抽水馬桶樣樣齊全。傢具全是機關配給的，吃飯有國家計委可容納幾百人共餐的大食堂。
我是7 歲多才上的小學，因我父母認為我開智晚，一問三不知。我們的小學就在我們住的大院里，我出家門跑進校門也就兩分鐘。這所小學的學生幾乎都是住在這個大院兒里的孩子，從小一起玩耍，又一起上學。我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離開過這所小學，在六年級的時候小學改名為「中古友誼小學」，那時是因為中國跟遠在拉美的國家古巴友好，我是這所學校的首屆畢業生。
我的父母在我們小的時候沒離開過我們。我的父親整天忙於工作，有時候會去外省出差，家裡教育都靠我母親。這麼說吧，什麼無憂無慮，我覺得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就是無憂無慮的。至於說到沒有家人和學校的管教只是短暫的，躲開了嚴厲的父親，逃離了學校的管束，但當你獨自步入社會獨立生活的時候，你又會面臨許多困難和遇到很多現實問題。所以說自由只是相對的，自由往往是人心裏面的一種感覺，你覺得你自由的時候其實只是發自心裡的一種自由感。
單于：你為什麼初中二年級（1966 年）就不上學，幹什麼去了？
芒克：這三年時間發生的事情要說起來話長了，我只能簡單地回顧一下。
1966 年我上初中二年級，這一年的上半年「文革」爆發，從此學校里亂了，學生們鬧著造反，成立了各種「紅衛兵」組織，還有什麼「紅外圍」，其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寫大字報，揪斗「走資派」，搞批判會，還有便是施展各種暴力。可以說我的中學時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什麼美好的記憶。
我在讀的學校是北京三中，全校清一色的男生。這所學校的歷史據說可以追溯到清朝。校址位於北京西城區的祖家街，校內是古舊的明清建築和大大小小的院落，相傳這裡曾是明朝一位將軍祖大壽的府邸。
這所學校的學生以老北京的子弟為多，有滿八旗的後裔，有民國官僚和資本家的子孫，有城裡小商小販的孩子們，還有一部分老知識分子和新中國的幹部子弟。
就這樣一所學生家庭成分複雜的學校，當「文革」突如其來地爆發，學生們也造反得厲害。號稱「紅衛兵」的學生們除了在校內揪斗「走資派」和一些老師，還衝到校外去抄那些所謂資本家和「地富反壞右」的家，暴力場面隨處可見，我在此就不具體講述了。
那個年代是非常注重家庭出身的，學生們被劃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子女。當然這也是會有變化的，到後來就有許多當初是「紅五類」的子女一下子便成黑的了。
大概是在1966 年8 月初的時候，我們年級有個不知怎麼就當上了「紅衛兵」頭頭的學生，也不知他是怎麼知道的，說我的父親有歷史問題，說實在的我都不知道。而且這位學生，我弄不明白他又是怎樣得到了權力？他開始禁止我參加學生應該參加的所有活動，包括本來是自發的「紅衛兵」組織也不許加入。還有更可惡的事情，那是幾月份我不記得了，有同學告訴我在學校內有人寫大字報說我是「修正主義苗子」，我那時剛16 歲也不太懂個啥，但心裡卻覺得待在這學校里真的沒意思了。
說到這裡有些舊事我還是順便講一下，剛上初一的時候，我就被班主任段老師指定為班裡的幹部，整個初中一年級我都是班裡的軍體委員，也叫體育隊長。在我剛到15 周歲時，已經是初中二年級了，我莫名其妙地又被段老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青團」。那時候能夠成為一名共青團員可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我們全班在「文革」前才只有三位團員。可上了初二沒多久，我便被撤掉了軍體委員，被人指成「修正主義苗子」。聽說段老師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審查，並且還受了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他是教我們俄語的老師，當我離開這所學校直到如今再也沒有見過他。
單于：離開學校，又去了哪裡？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芒克：1966 年的9 月份以後，全國的學生和「紅衛兵」們開始了「大串聯」，據說這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批准的，就是讓學生們免費乘火車到全國各地去交流什麼革命經驗，並且還讓地方負責接待。我知道這消息後覺得反正去學校也沒啥意思，還不如趁此機會到外面去看看去走走。
我找到一個同行的夥伴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倆一拍即合，跟家裡說了聲就直奔北京火車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車。差不多兩天一夜到了廣州，我們被接待人員安排住在了廣雅中學。頭一回到南邊的這座城市，看到什麼都覺得新鮮，我們也沒有什麼革命經驗與當地的學生交流，只被他們帶著逛大街看珠江。大傢伙兒全都光著腳丫子，早上出去還好，到了中午馬路被太陽曬得滾燙，人家本地的學生照樣走著回到學校，可我們光著腳根本走不了，只好在街邊打聽哪裡有賣拖鞋的。
離開廣州我們兩人又乘火車到了上海。那時南京路上的國際飯店高得令人讚歎。我們遊逛在外灘觀看黃浦江上的輪船，早就忘了我們來此是革命「大串聯」。忽一天我發了高燒，在我們所住的學校旁邊，里弄里住著的阿姨為我做了一碗雞蛋湯麵。
告別上海我們又登上了開往昆明的火車，經過杭州錢塘江大橋時，車廂里的人互相傳說著有一位解放軍戰士在前不久推開跑到鐵軌上的軍馬，救了一列火車。終於熬到了昆明我們被接待住進了昆明工學院，已經沒有了玩兒的興趣，住了兩天就又跑到火車站上了開往重慶的列車。
重慶這座山城令我印象深刻，那年月還沒有什麼高樓，去哪兒都要步行爬高高的台階。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那裡是朝天門碼頭，總有成群的拿著棒棒的挑夫在等著幹活。令我難忘的還有那裡的飯菜，可我記得住的只有麻婆豆腐。出來已有半個多月了，我們突然有點兒想家，哪裡也不想去了，我們便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想不到整列火車的車廂里擠滿了要去北京的學生們，連過道和行李架上都是人，那叫一個受罪啊，我記得一個在行李架上躺著的男孩子突然大喊大叫發瘋了……
這列火車在一大早駛進了北京站。我們擠上公共汽車趕緊往家去。到了家我推門進屋以為這不是我家了，屋裡住著一群女學生，嚇得我轉身想出門。幸好我媽看見了我把我叫住，原來家裡也在接待外地來的「紅衛兵」。
單于：後來又是怎樣下鄉去白洋淀的？
芒克：1967 年我記憶比較清楚的是我離開了北京三中，是幾月份不辭而別的我記不準確了，而且從此就沒再踏進過這個校門一步。具體原因是學校組織下鄉勞動，竟然不允許我去，我感覺我完全被拋棄了。既然如此我還待在這裡幹嗎？我聽說我走後學校來了什麼「軍代表」，搞軍訓什麼的，反正我沒參加便一概不知了。
不去學校我也沒去別的地方，我在我們家所居住的國家計委大院里每日同院里的夥伴們一起混著玩兒。這個大院里與我年齡上下差不了幾歲的孩子有上百人之多，許多都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文革」中這夥人的父母許多都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在一起也比較抱團。我們不怕跟外面的人和什麼「造反派」打架，打群架的事不少，我在這裡就不說了。我們抱團也是為了保護每個人不受欺負。
這種遊手好閒的日子一直到 1968 年的年底。那年我的父親已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去了。在北京復興醫院工作的母親帶著我們幾個歲數小的孩子在家度日。我母親從小就是個孤兒，她是在「仁慈堂」長大的，也就是孤兒院。她在那裡被培養成一個助產士，我在多年以後聽說，在瀋陽那個地方經我母親親手接生的嬰兒就有上千個。正因為我母親如此出身和一生清白，所以在「文革」中挑不出毛病，這才保住了我們的家。
1968 年的年底，有一天我在北京三中的同班同學栗世征突然來我家裡找我，他就是後來的詩人多多。他讓我隨他們一同去河北省的白洋淀帶隊去。那年毛主席已經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他說一起去的還有同班的岳重（根子）和盧中南，而這兩位同學已經到了白洋淀。我沒有猶豫，跟我母親說了我想出去，我母親也無奈便給我準備下鄉的東西。在1969 年1 月的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裡，我和多多等人就動身朝著水鄉的白洋淀去了……
我哪兒也去不了，
哪兒也不想去
單于：在白洋淀7 年時間是怎樣度過的？為什麼你待的時間最久？
芒克：讓我講在白洋淀7 年時間的事情，哈哈，我真講不過來，開玩笑說隨便地寫寫也是一部長篇小說。
其實這7 年我在白洋淀待著的時間連一半都沒有，因為那裡離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二百多里地，我經常是在村裡待上兩三個月，便又跑回北京了。我回到北京也不是每一次都住在家裡，有時住在好朋友的家，當然這位朋友的家裡肯定是父母不在的，不是被下放到幹校去了，便是不在世了。我們在一起混著玩兒，有寫詩的，有畫畫的，也有喜好音樂彈彈吉他和拉拉小提琴的。我住在朋友家裡一般都不會告訴我媽，免得她又該為我操心著急了。
我在白洋淀村裡的時候，實話實說，我出工下地幹活的日子也不多。我們村三面臨湖一面是條河，所以這個村多數漁民以打魚為主。再有就是一望無際的蘆葦地，能種莊稼的地很少，產的糧食不夠村裡人吃一個月。村裡主要的勞動力一部分打魚去，一部分弄蘆葦地，秋天收割，春天往上面蓋泥。村裡每年的壯勞力還要打堤挖河，這都是力氣活兒，婦女們就是在家織漁網和編葦席。村裡人所有的勞動所獲就是為了跟國家換糧食吃，因為這裡不產糧食。
你說這些活兒我都能幹什麼？從小又沒受過什麼苦也沒有賣過大力氣，你想逞能是不行的。我在白洋淀這麼些年也就划船還玩兒得轉，那也是經常擺弄練出來的，其他的我是真的幹不了也干不好。在生產隊的男勞動力里我是拿工分最低的，比小孩多一分，同婦女一個樣，如果婦女下地幹活的話。有不少次我都記得，生產隊分配幹活，比如每人挖一段溝，還是在水裡，我根本就完成不了，每次都是隊里的小夥子幫我挖完。我說這事就是說在水鄉有許多農活我確實是幹不了的，就甭說去下湖捕魚了，那是很辛苦的技術活兒，隊里也根本不會讓我去。所以，隊里給我比較低的工分我也認了沒意見。
單于：在白洋淀和其他落戶的知青有沒有日常交流？
芒克：我們在白洋淀插隊的村子叫大淀頭村，有八個生產隊。從北京來這裡落戶的知青共有8 個人，正好分配為每人在一個隊。我在一隊，岳重（根子）在二隊，盧中南在三隊，多多（栗世征）在六隊。我們四人在中學是同班同學，其他人我就不說了。他們三個人論力氣幹活還都行，在各自的生產隊都拿工分是滿分。你拿滿分就要干滿分的活兒，因為你是整勞動力嘛。那時候村裡每年都要派一些壯勞力去天津那邊挖海河，就是治理這條大河。記得是我們來白洋淀第三個年頭兒他們三人被派去了。那可是很累的活兒，這三人回來都累得變模樣兒了，多多（他的小名叫毛頭兒）還累出了肝炎。這以後，我記得岳重是頭一個離開大淀頭村的，他練了一陣子聲樂，就是唱歌，男低音，當年中央樂團招人，他考上了走人了。接著過了一年村裡來招兵，盧中南被招上去了部隊。多多患了肝炎回北京家裡養著，一年後病退回了北京。
我繼續在村裡待著，我哪兒也去不了，哪兒也不想去。那時我的父親還下放在「五七幹校」，他的問題沒有解決，會影響到我們子女。
在村裡幾年與村民也混熟了，我下不下地幹活生產隊也不怎麼管我。白天一個人待在屋裡有時看看書，有時寫些自己想寫的東西，算是詩吧。到了晚上我就跟村裡一群關係比較好的小夥子們一起喝酒。那時喝不到什麼好白酒，一般都是比較劣質的散裝白酒，如果我從北京能帶回幾瓶二鍋頭，那就是最好的了。
單于：什麼樣的機會讓你從白洋淀回到北京？
芒克：我的戶口在白洋淀的村裡待了7 年（待的時間是夠久的了），最後一年村裡的小學校有個初中班，沒有老師就讓我去教，也是為了照顧我讓我多掙一些工分，還能補助些錢。哪門課都由我一個人教，甚至包括體育課。這最後一年是我掙工分最多的一年，因為每一天都給最高的工分，包括假期也給。
到了1976 年的一月份，突然有一天村裡當時的書記跟我說，你可以回北京了。我挺納悶不知怎麼回事？他告訴我說，你已不是這個村裡的人了，你的戶口已經被人遷回北京去了。我當時聽了挺吃驚，我並沒有打算離開這裡的準備，但我也挺高興，想不到我還能離開這個村。我把自己的被褥等東西全都送給了村裡的朋友們，在寒冷的一月份獨自一人告別了我所插隊的白洋淀大淀頭村。
回到北京家裡見到我母親才知道，原來在白洋淀另一個村子裡插隊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是她幫我把戶口轉回來的。她（之前）找到在北京復興醫院工作的我母親，托我母親幫忙開一份醫院的證明，這樣她便可從鄉下病退回北京。那時候許多知青都是用這種方法回來的，主要是當地也放行北京也接收。我母親便托她也把我的戶口轉回來，就這樣，也沒人告訴我，我就又成了北京人。
單于：插隊期間都去了哪些地方？
芒克：我是1969 年1 月份跟著多多去白洋淀的，1970 年的3 月份，也就是插隊的第二年，我和幾個在北京同住在計委大院的朋友，都是發小，一起去了山西和內蒙古，他們都在那邊插隊。後來同行的幾個人意見不合便分頭走了，再後來就各走各的了，那時在山西和內蒙古插隊的北京知青很多，路上遇到認識了便跑到他們那裡玩兒。那一路遭遇的事情太多了，在這裡就不講了。可以說經過千辛萬苦，因為身無分文，到哪裡都靠新結識的朋友給些飯錢，行路就靠扒火車。反正當我回到北京時已是夏季了，我媽都急壞了，寫過多封信給白洋淀村裡，也不見我回信。她說我：你死到哪兒去了？
我年輕時真沒少讓我媽操心。前面我已講過，1972年我和彭剛搞「先鋒派」時學著《在路上》南下過一次，一路扒火車到了武漢。後走投無路想進拘留所都不收，只好賣身上穿的衣服換錢和糧票，到了河南信陽又被趕下火車，實在沒什麼可賣的了只能討飯，那裡儘是討飯的孩子，我們總不能去跟他們搶食吧。幸好碰到一位在當地民政局工作的大姐，她了解了我們的情況把我們帶到民政局。她問了我知道我母親在北京復興醫院工作便打通電話，當我母親聽到我遠在外地的聲音只說了一句：你真是太不給我省心了！就這樣那位民政局的大姐給我倆買好火車票送我們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當然這些費用都由我母親匯給了信陽民政局。
回想那年月我真是讓我媽太操心了，那時我父親已下放在幹校，他的工資已被扣下大半不發，每月他所在的國家計委只給一百元生活費交給我媽，加上我媽那點工資，怎能夠我這麼折騰？想想我真是太不給我媽省心啦。
能夠成為一個詩人
那可是了不得的
單于：山西、內蒙古之行後為什麼更喜歡閱讀了？哪些作品對你產生影響？
芒克：我是1970 年從山西和內蒙古之行後突然喜歡上看書了，什麼書都看，只要能拿到手的。而且我也不知為什麼更喜歡讀詩，也許是覺得好的詩句更能打動我的內心，而小說中的那些故事和情節反而不那麼吸引我。
從1970 年到1976 年初離開白洋淀，也就是在插隊這幾年使我開始喜歡閱讀也是看書比較多的一段時間。那時候只要是能拿到手裡的書不論哪方面的都會翻看。凱魯亞克寫的《在路上》這本書是我在70 年代初讀到的，它對我的影響也僅僅是在之後不久我和畫家彭剛成立「先鋒派」時，我倆人也學著來一次在路上。不過我們是身無分文扒火車在路上的，最終走投無路被遣送回北京。相比較當時我更喜歡被稱為「垮掉的一代」作家塞林格寫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那書里主人公的說話方式和想法是挺符合當時我們的狀態。
說到哪本書對我影響很大，還真是想不出來。我只能列舉一部分那幾年讀過的文學書籍名單，你們了解一下便是了。我記得住的有當過飛行員的李桑? 巴哈羅的一本寓言式小說叫《天地一沙鷗》；有美國作家傑克? 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和《馬丁?伊登》；有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有德國作家雷馬克的《生死存亡的年代》和《凱旋門》；有俄國詩人愛倫堡寫的《人?歲月? 生活》；一本《< 娘子谷> 及其它》的詩選，作者有三個人，他們是葉甫圖申科、沃茲涅辛斯基和阿赫瑪杜琳娜。俄國的作品還有普希金的詩和他的詩體小說《第十二個》；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全集，尤其是《馬雅可夫斯基小傳》記憶較深，對那時的俄國詩人有了較多的了解。西班牙洛爾迦的《洛爾迦詩抄》，法國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還有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幾本集子都比較容易讀到。再有就是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雨果的《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反正這些大部頭的書也胡亂地讀了。短篇小說如美國作家歐·亨利的、法國作家莫泊桑的也讀過不少。還有，我就不再列舉書名了，只是想說明一下那年月我們還是能讀到不少書的。
單于：什麼時候你發覺對詩歌產生親近感，喜歡讀詩，有想寫詩的衝動？
芒克：我對詩最初的興趣源自中國的唐詩和宋詞，曾看過有關詩詞格律方面的書，去熟悉詞牌，也曾嘗試寫過。但我發覺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更適合表達我的想法，所以從20 世紀70 年代初開始我寫詩就用自己習慣的語言，而且也不約束自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目前能看到我保留最早的詩作寫於1971年。還記得1971 年我寫完幾首詩給岳重（根子）看，他說了一句令我吃驚而又使我從此便堅持把詩寫下去的話，他說：「你是詩人！」我真的被他的話給驚著了，因為那時我覺得詩在語言中是至高無上的，能夠成為一個詩人那可是了不得的！
單于：從和周圍的人（如詩人多多）較勁到自覺寫作，中間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芒克：我最初對寫詩產生興趣與我那段在外「流浪」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應該說還是詩本身對我的吸引，是語言的這種表達，這種藝術方式對我的吸引。
我和多多是在1973 年初開始為寫詩「較勁」的，我倆當時都寫詩，就是比誰寫得好，寫出更絕的詩句。後來就一直寫下去了，沒什麼轉變，除了每首詩的變化。
單于：回去當工人之前，為什麼燒毀了6年間寫的全部詩稿？
芒克：離開白洋淀時燒毀早期的詩作原因很簡單，一是沒把自己寫的東西當回事，二是這些東西總不能老隨身帶著，考慮到放在我父母的家裡也不合適，畢竟那時寫這種東西還不能公開，算是「地下的」，怕給父母惹麻煩。還好，朋友幫著保存下來不少。我記憶清楚的有兩首比較長的詩是徹底沒有了，一首是《第二十三個秋》，我二十三歲寫的；一首是《綠色中的綠》也是那一年前後寫的。早就回憶不起來了，也不想回憶，不存在的有不存在的道理。
人的勇氣來自你堅信自己
所做的事業是正確的
單于：當時是什麼樣的精神支撐，讓你有一種一往無前、不計後果的勇氣？
芒克：1978 年底我和詩人北島一起創辦《今天》文學雜誌，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想把當年被稱為「地下文學」的作品公開發表，官方刊物那會兒是不可能發表的，我們只能自己去辦雜誌。為了爭取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別再「地下」了，這是憲法所允許的，我們還怕什麼？人的勇氣來自你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業是正確的。
單于：你說過《今天》最終失敗了，上面的作品還不夠成熟。你認為當代詩歌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熟的？
芒克：作品是否「成熟」只是個人的認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常常是你覺得自己寫了一首成熟而又完美的詩，但在別人的眼裡就不一定是這樣了。無數個人有無數個眼光和品味，所以說沒有絕對的成熟和完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產物，如同花開花落……
單于：你對當年的《今天》從總體上作何評價？《今天》改名為《此刻》後你還有在關注嗎？
芒克：我對我們當年創辦的《今天》文學雜誌沒有想過要評價，這件事只是我個人經歷過的一部分後來《今天》在海外復刊我沒參與也沒怎麼關注，到現在也是如此，因為我自己還要寫作和有許多其他的事情要做，關注不過來。
單于：《今天》停刊後，你又和楊煉、唐曉渡組織了倖存者詩人俱樂部，為何後來也散了？
芒克 ：這是在1988 年初的時候，我和唐曉渡、楊煉當時都住在朝陽區的勁松小區，我們常在一起聚會，有一天我們三人覺得應該把在北京寫詩的人重新聚在一起搞個詩人俱樂部，辦個詩刊，時不時地討論一下每個人的詩作，也是進行作品交流，就這樣成立了「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倖存者」是他們倆其中一人想出來的。俱樂部的成員有三十人左右，出版了三期《倖存者詩刊》。後來在1989 年後俱樂部便自動解散了，沒再有任何活動。
至於在2017 年5 月《倖存者詩刊》復刊，這動機出自楊煉和唐曉渡二人。他們給我掛名是名譽主編，是因為當初我是發起人和創辦者之一，我支持但不參與具體復刊的事情。
不妥協的詩人
也不只是我一個
單于：朦朧詩人裡面，你是最不妥協的一個，卻一直在為生活奔忙。
芒克 ：我確實是一直在為生活奔忙，可能由於我性格的原因，我從沒有覺得生活有多麼苦難。並且，不妥協的詩人也不只是我一個。
單于：你曾說你跟社會沒多大關係，是個被社會拋棄的人，這種生存狀態對寫作有何影響？
芒克 ：我說這話的意思是，由於我一直不在體制內，也多年沒在什麼人扎堆的地方工作過，全是單幹，所以感覺這個社會跟我關係不大。其實怎麼可能呢？你若想生存還是離不開社會離不開人的，人在這個世界上與人是有依存關係的。
單于：因為辦《今天》雜誌和父母斷絕了關係，後來關係有所緩解嗎？
芒克 ：怎麼可能跟父母斷絕關係呢？在辦《今天》雜誌期間，我父母由於受到某種壓力擔心我會出什麼事，曾讓我的兄弟找我回家，問題是我堅決不回去，我一是不願跟我的父親發生爭吵，我想到如果他阻止我去辦這個雜誌我肯定是不會同意的，這樣必定會激化矛盾。二也是我不想給父母帶去麻煩，儘管這是不可能的，起碼會眼不見心不煩嘛。我從1978 年底創辦《今天》雜誌開始，到1980 年底《今天》雜誌和「今天文學研究會」被迫停掉和終止活動，這兩年期間，我就沒回過也不敢回家。直到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與父母見面，基本相安無事。辦《今天》文學雜誌這段經歷，我已寫成一部書，名為《紀事與< 今天>》，等到何時公開出版，便可了解更多詳情。
單于：父母對你的寫作和生活持什麼態度，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怎樣的場景？
芒克 ：我母親最關心的是我的生活，只要我能生活得好讓她放心她就心滿意足了。至於我幹什麼只要不去幹壞事她不會幹涉。我父親的專業是搞工程技術的，他不怎麼支持我搞文學寫作，看得出他擔心我寫這些東西會有危險，如果涉及政治和社會什麼的。我非常理解父親的心情，可我又不會放棄寫作，這就是我們之間的矛盾。我曾講過，我父親從來沒有看過我寫過的東西，中文出版的一本沒看過。唯一一次我見他看過我的書是日本出版的《芒克詩選》，因為他懂日文。
我父親是在1991 年去世的。他從1976 年回到北京恢復在國家計委工作，後改為國家發改委，一直工作到住進醫院，我們幾個兄弟輪流陪護他，到我父親病情惡化過世。
單于：你毫不避諱地說畫畫是為了謀生，其實國外很多藝術家也有相同的處境，這是否會被動形成你繪畫的風格？希望自己在繪畫上有哪些突破和成就？
芒克：我是在2004 年初經朋友的建議才開始畫油畫的，我已多次說過，畫畫最初的動力就是為了謀生，我需要養家養孩子。眾所周知靠寫詩是不行的，寫小說我寫過，出版之後便被禁了，成了禁書，還是不行。那就畫油畫試試吧，沒想到還成，起碼還能過得去，從此便成職業了。
我不知我的繪畫風格是什麼，我只畫我能畫好的景物，用我喜歡的色彩。我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喜好，誰如果喜歡誰就收藏，買去掛在家裡。我不知道自己在繪畫上會有什麼突破，就如同我不知道下一幅畫我會畫出什麼，我從不奢望自己在繪畫方面會有什麼成就。
單于：現在畫畫已經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畫家和詩人，你更喜歡和哪個群體交往、交流？
芒克：我結交的畫家和詩人朋友都很多，許多都是非常傑出和優秀的。我們之間的交往是時常在一起歡聚，交流是相互對其作品的欣賞，不僅僅在言談上。我更注重人的品格，做事要靠譜，彼此要相互信任，其他倒是次要的。
大家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唄，
只要讓寫就好
單于：你的詩特別崇尚和自然、大地的關係，你怎麼看詩人和傳統、詩人和時代的關係？
芒克：其實萬變還是離不開人，人的本性和本質決定了你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對天、地、萬物和社會的認識，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生存環境中，肯定會有不同的認知。詩人無非是在用語言表達自己所能看到的現象，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想法。每個人都是有思想的，每個人的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個詩人不可能橫空出世，只要你使用語言，就會是沿著傳統走來，也脫離不開時代。
單于：有評論家認為朦朧詩還是一種反抗式的、抒情式的詩學，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歌，你怎麼看？
芒克：回答這種問題不太有興趣，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對此用不著當回事。所謂「朦詩」也不過是一種稱呼，其詩人的作品也都不同。詩是完全個人的產物。儘管如此一個人的作品在不同時期也會有所變化和不同。什麼是現代性？個人認為的現代性就真的是現代性嗎？詩是不在乎前人和後人的，如果沒有影響和給人們留下記憶，自認為現代又有什麼意義？
單于：當下詩歌活動、刊物眾多，每年產生大量詩歌，很多人都說詩歌復甦了，還能回到20 世紀80年代對詩歌的純粹熱愛的氛圍嗎？
芒克：詩歌活動多，刊物多，產生的作品多，我覺得是好事情，詩歌如果興旺當然是一種好的景象。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單于：你覺得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就和問題在哪？
芒克：這我說不好，成就應該是有的，因為已產生了影響。至於問題，有問題嗎？大家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唄，只要讓寫就好。
單于：對年輕一代的詩人有沒有關注？喜歡哪些人的作品？
芒克：其實關注詩歌跟其作者是不是年輕沒關係。 比如我喜歡的詩可以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也不分作者是否老少。不同的人寫不同的詩會有不同的人喜歡和欣賞，不是嗎？實話說，我對現在年輕人寫的詩看得不是很多，而且我也從來不去評論別人的詩作。
刊於《草堂》2018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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