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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侵時,你穿著什麼

今天廣州艷陽高照,又到了羽絨服和小短裙混搭,互道SB的季節。


要知道,若是夏天滿大街都是大白腿的時候,不覺得怎樣;當周邊人都包得像粽子似的,你卻晃著兩條大白腿,總會收到異樣的眼光——


穿那麼少,真是騷


那麼騷,活該被性騷擾


......

事實上,這

三件事,完全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波叔,我才不信呢。嗯,知道很多人不信,所以在比利時有人辦了一個展覽,

名叫

當你被性侵時,你穿著什麼

(what were you wearing),

共展出18套衣服,每套衣服都來自受害者的捐贈並獲准展出,其背後是一個個血淋淋的故事。


這18套衣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T恤、襯衫、牛仔褲、工作服……這些衣服,小菠菜平時都會穿。



這件黑色T 恤衫,是一位受害女孩最平常的衣服,那天她走在最平常的街道上,但卻受到了最非人的折磨。


被性侵後,女孩幾天都不敢去上班。當她把這件事告訴老闆後,老闆劈頭蓋臉就問:



你當時穿了什麼?


女孩當即決定辭職:



一件T恤和牛仔褲啊混蛋,不然你打籃球的時候會穿什麼? 下班離開之後,我再也沒回去了。

很多受害女孩,根本沒有想到,對自己痛下毒手的不是別人,而是最熟悉、最信任的身邊朋友:




一件白色T恤和一條黑色的籃球短褲。我經常這麼穿,這明明是打完比賽之後再普通不過的穿著。我很信任他,我媽媽也很信任他。


甚至,還有每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



我最喜歡的黃色恤衫,但我實在想不起來我穿的是什麼褲子了。我記得當時我非常痛苦,只想馬上離開我哥哥的房間,回去電視機旁繼續看卡通片。



施暴者的魔爪,不僅伸向了擁有美好未來的少女,就連只有幾歲大的孩子,也不肯放過。這些可怕的經歷,給她們留下了一輩子的陰影。



一條裙子。幾個月後,媽媽站在我的衣櫃前抱怨,問我為什麼再也不穿裙子了。那年,我只有6歲。



最讓人痛心的是,有個女孩提供了三套不同年紀穿的衣服。從鮮艷的兒童紗裙、到少女穿的弔帶裙,再到成熟的T恤套裝。


她被人性侵過三次:



18歲被性侵時我穿的是一件T恤;


5歲被性侵時穿的是一條可愛的裙子;


裙子。我以為自己和另一個女人一起被出賣了,但醒來後,我卻被強姦了。



之所以會辦這樣一場展覽,是因為

展覽主辦人之一

麗斯貝斯?肯尼斯

(Liesbeth Kennes)童年時期,也曾經遭受過性侵,但似乎沒有人去關心自己所受的傷害,而是一味地被指責——



這些言論,會讓性暴力受害者不斷反問自己:如果我當初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舉止、穿著打扮,我不要穿成這樣,那麼一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了?


她希望通過展覽,告訴人們:性暴力與衣服無關。

錯的是誰,槍口就應該對準誰。



波叔曾經寫過電影

《嘉年華》

,當女兒被性侵,她的媽媽也曾痛恨過認賊做「乾爹」的那對父母;也曾經質問過警察的不作為。


但一無所獲。


最後她只能把「罪」,推到了孩子身上,剪掉了孩子的裙子、孩子的長髮:誰讓你每天穿那些漂亮衣服?為什麼要披頭散髮。


人人都喜歡美好,也往往不經意地嫉妒、忌憚、恐懼別人擁有的美。


美麗的女孩受到最殘忍的傷害,錯的不是美,也不是女孩,而是不擇手段滿足私慾的混蛋;


該被譴責的不是美麗,也不是女孩,而是那個躲在陰暗角落暗自慶幸的壞人。


但可悲的是,即使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已進入了現代社會,但這個社會對性侵受害者依然不寬容:



不管受害的是男人、女人,還是小孩,我們所處的社會並不鼓勵受害者出來陳述他們遭遇了什麼。


就拿展覽所在地比利時來說,全國只有10%的性侵受害者敢報警,而最終被定罪的施暴者,往往只有十分之一。


為什麼當傷害發生時,人們譴責的不是施暴者,而是無辜的受害者呢?


心理學上的

公平世界謬誤

理論,可以解釋這種荒謬的

受害者有罪論


公平世界謬誤理論(Just World Hypothesis),也叫作公平世界假定。


我們經常會說,世界是公平的,好事做多了,生活往往對你也不薄;壞事做多了,生活終有一天會狠狠地收拾你。


但世界是絕對公平的嗎?


當然不是。


除了因果,人類社會的運轉,還充滿了偶然性、隨機性。

提出公平世界謬誤理論的心理學家梅爾文·雷內(Melvin Lerner)認為,人類有必要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因為這樣會讓人深信,他們所處的物理和社會環境是穩定有序的。


但一旦當這種穩定有序被打破,人們就容易陷入憂慮和煩惱之中。

為了繼續維護這個世界的公正性,人們更願意為隨機的、不公平的事件,找到「合理」的解釋。


比如說,你被搶了,只能怪你太張揚太愛炫富;你被保姆殺了,只能怪你沒長眼睛,養了個白眼狼;你被強姦了,只能怪你穿得太暴露,引人犯罪;你肯定是個壞蛋,不然壞事怎麼會降臨到你的身上呢?


這種清奇的腦迴路,會讓人們更加放心:我是個好人,我跟這些受害者不同,只要我提高警惕、穿得更保守一點,那傷害就不會砸到我頭上。


正是這種對公平世界的執著,讓很多人直接把槍口對準了受害者。


這套思維邏輯背後,其實是對惡人的懼怕,以及對自身脆弱無助的迴避。


梅爾文

設計了一個實驗,讓參與者觀察犯錯者遭受電擊懲罰的場景。

結果發現,在無法幫助受害者的情況下,參與者首先會感到沮喪和無能為力,之後會把這種沮喪無能的心情,宣洩到受害者身上,開始貶低、譴責受害者。


受害者被電擊得越嚴重,參與者就會對其譴責得越嚴重。


他認為,這是因為他人的受苦,挑戰了參與者心中一直信奉的世界公平假設,參與者心中的安全感和控制感開始失衡,於是便開始把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絕對公平的世界當然不存在,也不存在絕對完美的人。


而當全社會都把矛頭指向受害者,死盯著受害者的不完美時,受益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最該被譴責的施暴者。


施暴者的逍遙法外、家人朋友的漠視、吃瓜群眾的譴責……關於性與性暴力,從來都不會是獨立完成。


性暴力,是社會一起完成的,是一場社會性的謀殺。



今日心情 悲涼


停止受害者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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