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半生潦倒，連秀才都沒考中，卻是第一個在《Nature》發文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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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生潦倒，連秀才都不曾考取，終其一生備受歧視，卻因為研究聲學，成為第一個在國際頂級科技期刊《自然》（Nature）發表論文的中國學者。不僅如此，中國第一台蒸汽機、第一艘輪船、第一艘軍艦、第一所教授科技知識的學校、第一場科學講座、第一本科技期刊、第一份元素周期表……的誕生，都與他息息相關。他是徐壽。他既是中國傳統工匠的謝幕者，也是近代科技知識分子的開路人。他遠遠走在了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的晚清時代的前面。今天是徐壽誕辰200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紀念這位改變了中國的邊緣人。

作者：群學君

來源：群學書院（ID: sacademy）

1878年夏天，剛剛創刊兩年的中國近代最早的科學雜誌《格致彙編》第七卷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考證律呂說》的文章。文章不長，研究的也是非常冷門古代樂律之學。

然而正是這樣一篇毫不起眼的小論文，在近代中國科技史上，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代表了一個半世紀前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所能達到的高峰。

中國古代，一向採用弦音和管音相合的方式確定音律，以弦定律，以管定音。然而，現代物理學實踐表明，弦的振動和管的振動，有著根本的區別，對於這個問題，悠久的中國古代樂律史卻根本無能為力。

一直到1878年，一位年過花甲的中國學者開始注意到這個似乎細枝末節的小問題。他用現代科學試驗（

儘管很簡陋

）的方式，否定了延續千年的「管弦結合論」，寫成了這篇《考證律呂說》。

不久，這位62歲的學者讀到了自己兒子的譯作——中國近代聲學啟蒙著作《聲學》（

Sound

），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約翰·丁鐸爾（

John Tydall

）。他驚訝的發現，這本被歐洲物理學界稱譽為19世紀聲學集大成者的著作，卻在管長與音高的問題上，犯了與中國古代音律學者同樣的錯誤。

在英國好友、傳教士傅蘭雅（

John Fryer

）的幫助下，這位學者將自己的論文翻譯為英文，並謄寫了兩位，一份寄給丁鐸爾教授，用實驗數據與他進行商榷，另一份寄給了歐洲最有名望的科學雜誌《自然》（Nature
）。

儘管中國的挑戰者始終沒有等到丁鐸爾的回信，但五個月後，《自然》雜誌卻以《聲學在中國》為題，刊發了這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在編者按中，編輯斯通博士寫道：

（這篇論文）以真正的現代科學矯正了一項古老的定律，這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的證實，竟是來自那麼遙遠的（中國），而且是用那麼簡單的實驗手段和那麼原始的器具來實現的，這是非常出奇的。

1881年3月10日《自然》雜誌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在國外刊物上發表論文。這位「以真正的現代科學矯正了一項古老的定律」的學者，名叫

徐壽

。

許多年以後，中國科技史專家美國學者戴維·萊特寫道：

徐壽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聲學之父。

這篇堪稱里程碑的論文，只是徐壽一生名山事業小小的片段——

事實上，他還是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近代造船業的奠基人、化學元素周期表的中文定名人；

中國第一台蒸汽機、第一艘輪船、第一艘軍艦、第一所教授科技知識的學校、第一場科學講座、第一本科技期刊……都與他有著密不可分關係。

而他與子孫五人，一共翻譯、撰述了科技著作96部，近八百萬字，是中國近代科技文明不倦的「盜火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科學先驅，在晚清保守教條的文化環境下，因沒有科舉功名，終其一生被邊緣化，始終只能以匠人身份見用。他的一生，代表了近代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人開眼看世界的曲折歷程。

徐壽生於1818年2月26日，今天是他誕辰200周年的日子。

徐壽畫像

徐壽不會知道，就在他出生幾個月後，普魯士王國小城特里爾一個律師家庭里，誕生了另一位日後改變世界人物——

卡爾·馬克思

。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西半球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環境造就了革命導師馬克思，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以探求人類社會的規律為己任，在擘畫理想社會的藍圖時，不忘向東方投來批判又同情的一瞥。他在東半球的同齡人徐壽則注目西方科技，致力於探求自然世界之規律，成了百科全書式的科技專家。

徐壽出生沒落望族之家，五歲喪父，在母親的督促下，也曾「嫻貼括，習舉業」，遵循傳統士人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老路，但是屢次應試，連秀才的功名也沒取得，母親去世後，徐壽自斷科舉之途，「專究格物致知之學」。

不久，徐壽與志同道合的鄉人華蘅芳，在上海讀到了墨海書局刊行的英國醫生合信著作《博物新編》，這本介紹近代歐洲科學常識的小冊子，為他們打開了睜眼看世界的天窗。

徐壽用一雙巧手，驗證了其中許多的科技原理，他把水晶圖章磨成三稜鏡，用來觀察光的折射和分色；甚至常常偷偷跑去西洋人的輪船上，驗證《博物新編》中介紹的關於現代蒸汽機的原理。

《博物新編》書影

22歲那年，徐壽寫下座右銘：

毋談無稽之言，

毋談不經之語，

毋談星命風水，

毋談巫覡讖緯。

這種格物致知、求真務實的態度，已隱約可見近代科技文明的精神底蘊，成為徐壽一身奉行不悖的指針。自此以後，他不求功名利祿與個人聞達，將探求西方先進科技作為畢生追求的事業。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徐壽被視為一個鍾情於「奇技淫巧」的異類，而唯一的原因，只是他遠遠地走在了那個閉關鎖國、民智不開的時代的前面。

徐壽塑像

1862年，飽受太平天國之亂影響的徐壽，離開家鄉無錫，投奔安慶舉辦內軍械所的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因為「眼見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念（洋人）縱橫中原，無以御之，為之憂悸」而常常徹夜難眠」。

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徐壽與次子徐建寅等，完全不假西方人之手，僅以三個月時間造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台的蒸汽機，四年後又造出完全國產的中國第一艘蒸汽船「黃鵠號」。

1868年8月31日，上海《字林西報》報道：「黃鵠號」所用材料「均由徐氏父子之親自監製，並無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助」。

此後，徐壽在上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先後督辦造出了中國第一艘和第二艘純國產軍艦「惠吉號」「操江號」，這些成就代表了洋務運動中官辦軍事工業達到的高峰。

據說同治皇帝曾親書「天下第一巧匠」厚賜徐壽父子，曾國藩也對徐壽許以厚祿，徐壽也一度備受鼓舞，他曾上述曾國藩，建議朝廷亟辦四事：一是開煤煉鐵，二是自造大炮，三是操練水師，四是翻譯西書，卻遭到曾國藩的一一駁斥。

與其說曾國藩不認同徐壽的主張，不如說，在曾國藩這樣進士出身的傳統士人心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理念依舊根深蒂固，在技術層面，他們可以將一個沒有任何「科舉功名」的工匠委以重任，然而在價值觀上，他們卻無法打消發自內心的歧視和輕蔑。

直到徐壽去世六年以後的1890年，張之洞創辦湖北鐵政局時，曾千方百計邀請徐壽的兒子徐建寅出山擔任會辦。然而，當徐建寅請求張之洞為父親徐壽立祠，並交國史館立傳，以表彰其貢獻時，張卻大為不悅——他並不是瞧不起徐壽這個人，而是從內心深處無法給予徐氏的名山事業以足夠的體認和尊重。

這恰恰的曾國藩、張之洞之輩的可悲之處。

某種程度上說，徐壽是幸運的——正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大潮下，他獲得必要的財物支持，得以充分施展才能，在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留下自己不可磨滅的一筆；但徐壽也是不幸的——以曾國藩、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大臣，無法脫離自身意識形態與知識結構的根本桎梏，「中體西用」的根本價值觀決定了他們對徐壽只以「匠人」視之，無法體察感受徐壽畢生追求中蘊含的文明轉型的深刻內涵。

這樣的矛盾，是一個古老文明在苦苦追尋現代化之路過程中付出的代價。

在翻譯館，左起：徐建寅、華蘅芳、徐壽

晚年，在熱心國是遇到挫折之後，徐壽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繼續他畢生傳播新知、開啟民智的事業：譯書。

1868年，在徐壽的努力和奔走下，江南製造局成立了翻譯館，徐壽自任總管。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家以翻譯和引進西方的科技類書籍為主旨的學術機構。

在徐壽的擘畫下，翻譯館翻譯館高薪聘請了9位外國學者參與其事，負責口譯（傅蘭雅John Fryer、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羅享利Henry Brougham Loch、秀耀春F.Huberty James，金楷理Carl T. Kreyer、林樂知Young J. Allen、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n、衛理Edward T. Williams和藤田豐八），而徐壽自己，則與徐建寅、華蘅芳等中國學者，負責整理為文字。

在翻譯館，徐壽共翻譯26部西書，共計290萬字。加上次子徐建寅、三子徐華封及兩個孫輩，徐氏家族譯校的西學書籍，幾近800萬字，這其中，72%是科技著作，11%是兵工著作，

徐氏父子也因此被尊為「中國近代科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