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啟蒙之光·梁啟超（三）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

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清議報》，以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為宗旨，繼續宣揚自己的改革主張。

日本進入明治維新後，由於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政治文化氛圍較為寬鬆。梁啟超來到這裡，感覺如沐自由之光，不禁興奮地說道：「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而今三大自由皆備於我。」在這裡，他雖然通緝在冊，思想和行動卻都沒有閑暇下來，逃亡生活反而激起了他更高的革命熱情，在《清議報》中寫了很多抨擊清政府的文章。因為這事，不但氣得國內的張之洞要呼籲日本政府查禁《清議報》，就連他的恩師康有為也被他氣得夠嗆，勒令他將其中一期撕毀重印。

當時，革命派領袖孫文也在日本，有意結交梁啟超，派宮崎寅藏前去和他接觸。在對待革命派的態度上，梁啟超和康有為不同，他並不拒絕和孫文見面，甚至還樂於合作。康有為則不然，他主張變法，主張保皇，並以「尊皇保教」的保皇派首領自居，他接受不來推翻清廷的主張，更不會做違背大清統治的事。所以，同樣流亡日本的他反對和孫文走到一起，而梁啟超礙於他的關係，遲遲沒有與孫文見面。

後來，因為梁啟超和康有為的通緝身份，日本擔心影響與中國的關係，要求康有為離開日本，梁啟超這才找到了與孫文會面的機會。康有為赴加拿大後，梁啟超隨即前往孫文的寓所與他見面，但因為主張上的分歧，兩人的見面並不算融洽。兩人就中國政治前途問題，從革命的手段，談到土地所有，談到未來的稅制，話至動情處，聲震屋宇，都想說服對方完全接受自己的主張，卻誰也不服誰。最後是梁啟超做出了讓步，才為這次合作畫下了句點。他說：「吾辦事之宗旨，唯求國家獨立，至於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吾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存心。」誠然，如果不是他的「初無存心」，梁啟超在當時是不需要同孫文合作的，因為就影響力而言，在華人世界中，保皇派屬於強勢的一方，居於主導地位；而革命派剛剛萌芽，且處處受到打擊，力量還很薄弱。

當時，孫文是革命派的絕對核心，梁啟超是保皇派的靈魂人物。孫文意欲通過和梁啟超合作，打入保皇派內部，從而向其注入革命的種子，團結更多的力量。而梁啟超思想最是開放，他認為「網羅豪俊之法，莫要於闊達大度，而莫惡於猜忌。辦天下之事，須合天下之才」。所以，他希望通過與孫文的合作，團結更多的智識之士來救濟祖國。兩人的觀點和目的雖不盡相同，但在凝聚力量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於是有了兩人的第一次合作。經商議，他們以兩派的名義共同組建了一個新團體，以孫文和梁啟超為領袖，並創辦《中國秘史》雜誌，內容以前朝遺事為主，宣揚民族主義。

在孫文的影響下，這時候的梁啟超產生了「非實行共和政體，不能救中國」的想法。但是，梁啟超和孫文的合作，引起了一些鐵杆保皇派的害怕，他們紛紛寫信給康有為說：「卓如（梁啟超）漸入行者（孫文）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當時康有為已經到了檀香山，收到這些信件後，他也大為光火，立即寫信讓梁啟超到檀香山見他。

檀香山是孫文創辦興中會的地方，有很好的革命基礎。梁啟超是持著孫文的信前往檀香山的，所以，他在這裡受到了興中會人士的熱情接待。但是，來到檀香山後，梁啟超又再次和康有為站到了一起，他思想的指針從革命一派又擺到了保皇的一邊。在他宣傳鼓動才能的策動下，很多興中會成員紛紛加入了保皇會，導致興中會在檀香山一帶的活動一度停止。在孫文看來，這無疑是一種策反變節的行為，所以兩人的初次合作也就以失敗而告終。

但是梁啟超和孫文看法不同，對他來說，興中會成員加入保皇會，正是兩派融合的表現，可以更好的凝聚人心，積聚力量，與策反變節並無關係。事實上，他也確實沒有要求這些人退出興中會。但是，梁啟超的這些表現還是給世人留下了「流質易變」的話柄。誠然，他思想搖擺不定，變化急劇，如萬馬奔騰，也確實為其平生之特質。對此，他倒並不諱言，「嘗自語曰：『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清代學術概論》）但不管他的思想如何變化，其初衷都是為了謀求中國政治之出路，謀求國人之生存，而非為了一己之私，說他「流質易變」的人，其實都是誤解他的人。

檀香山興中會會址

在梁啟超流亡海外的時候，國內局勢更加風雲詭矞。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蔓延，席捲半個中華；八國聯軍攻陷京津，帝、後雙雙出逃西北。此時的大清已如風中浮萍，飄忽不定，慈禧對朝局的把控能力已大不如前。這時，康有為、唐才常認為這是舉事的良機，企圖利用哥老會，在長江流域組織「自立軍」發動暴動，劫持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憲政政府（君主立憲）。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弟子，在檀香山一面為舉事事宜籌集錢款，一面伺機回國，並於8月，秘密潛回上海。但是未及他施展拳腳抱負，自立軍即被暴露，唐才常被張之洞誅殺，梁啟超不得不二度逃亡海外。

勤王事業失敗了，但是梁啟超不僅沒有因此而灰心，反而變得更熱情洋溢了。他自信這是草創之時，一時的失意不會影響大局的走向。這一年，他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為筆名，寫下了傳誦很廣的《中國少年說》。他宣傳自由，鼓吹民權，號召培養中國新民，在《清議報》上發表的諸如「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限矣。」「蓋法律者，所以保護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極則，即法律之精義也。」等一系列言論，自成體系，為探索中國出路的人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不幸的是，經他一手創辦的《清議報》卻毀於大火，不得不另創新報——《新民叢報》由此而生。

隨後，梁啟超繼續以《新民叢報》為陣地，繼續鼓吹他的革命主張，《新民說》《新民議》《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權利思想》等新銳篇章就是這一時期完成的。由於其文筆生動，縱橫捭闔，影響廣泛，他的文章一時被人冠以「新文體」的美譽。他對此這樣解釋道：「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但是，他這支「筆鋒常帶感情，別有一種魔力」的筆，此時卻讓另一個人感到深深的不安，他就是康有為。聽到梁啟超這些言論，康有為似乎嗅到了革命的火藥味，立即寫信對他說：「今日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誰知，梁啟超聽了卻不以為然，反而質疑他的老師道：「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

在他看來，中國的奴隸性是根深蒂固，非以疾風驟雨之態勢不可除之的。他大聲疾呼道：「中國於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於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葯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致南海夫子大人書》）雖然在行動上，梁啟超此時仍然為師命是從，但兩人于思想上的分歧已昭然若揭。在國家民族大義面前，兩人在思想上很難再走到一起了。

1900年北京街頭

說到民族大義，梁啟超是第一個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人，在一個地域統一而民族有別的國家裡提出這樣的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智識的。他說：「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然而勇則勇矣，在當時革命之聲甚囂塵上的國內社會裡，他的合滿主張顯然並不受革命派的待見，所以，此言一出，很快便遭到革命派的攻訐。前有保皇派的不解，後有革命派的攻訐，梁啟超就在兩派的縫隙之中尋找中國的前途和出路，其艱難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再次回歸祖國之前，梁啟超還遊歷了美國和澳洲，並在美國受到熱烈的歡迎，還被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於白宮之中。對於他這樣一個逃亡領袖，能在美國受到規格如此之高的接待，足以證明梁啟超思想影響之深遠和社會地位之高。這些遊歷，增廣了他的見聞，也刺激了他的心靈。從美國再次回到日本後，他的內心根本平靜不下來，思想也起了新的變化。他在《新大陸遊記》中這樣寫道：「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

眼界的開拓，促成他最大的改變是對革命的看法。他通過考察發現，各國革命史，尤其是歐洲革命史，成功者無不是有巨款支持，且爆發於首都獲得多數城市和市民的響應和支持的，而當時的中國並不具備這些條件。想起中國歷史上的暴動，想起那些長達十數年甚至上百年的動亂年景，並由此造成的民生凋敝、經濟蕭條的社會面貌，他的革命熱情忽而變得低沉了。他認識到，革命的成本太高，國民恐難承受。所以他對友人說：「暴動之舉，弟今幾絕望矣。」他的思想，漸漸又往和平改良的路靠攏過去。

說到民族大義，梁啟超是第一個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人，在一個地域統一而民族有別的國家裡提出這樣的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智識的。他說：「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然而勇則勇矣，在當時革命之聲甚囂塵上的國內社會裡，他的合滿主張顯然並不受革命派的待見，所以，此言一出，很快便遭到革命派的攻訐。前有保皇派的不解，後有革命派的攻訐，梁啟超就在兩派的縫隙之中尋找中國的前途和出路，其艱難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再次回歸祖國之前，梁啟超還遊歷了美國和澳洲，並在美國受到熱烈的歡迎，還被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於白宮之中。對於他這樣一個逃亡領袖，能在美國受到規格如此之高的接待，足以證明梁啟超思想影響之深遠和社會地位之高。這些遊歷，增廣了他的見聞，也刺激了他的心靈。從美國再次回到日本後，他的內心根本平靜不下來，思想也起了新的變化。他在《新大陸遊記》中這樣寫道：「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

眼界的開拓，促成他最大的改變是對革命的看法。他通過考察發現，各國革命史，尤其是歐洲革命史，成功者無不是有巨款支持，且爆發於首都獲得多數城市和市民的響應和支持的，而當時的中國並不具備這些條件。想起中國歷史上的暴動，想起那些長達十數年甚至上百年的動亂年景，並由此造成的民生凋敝、經濟蕭條的社會面貌，他的革命熱情忽而變得低沉了。他認識到，革命的成本太高，國民恐難承受。所以他對友人說：「暴動之舉，弟今幾絕望矣。」他的思想，漸漸又往和平改良的路靠攏過去。

後人評論他，求知慾極熾，好奇心最盛，而過於愛博，太無成見。因此之故，每發議論，往往前後矛盾。然而梁啟超一生的價值，並不在於構建，而在於敲門。天下晦塞之時，他敲變法的門；皇帝被禁之時，他敲保皇的門；看到人民被專治奴役時，他敲自由的門；當保皇派奉他為領袖時，他敲革命的門；當革命之風正勁時，他敲和平改良的門。這就是梁啟超，你可以說他流質易變，但絕不能說他的救國主張是私心作祟。因為，在晦暗不明的時代里，他的每一次主張和嘗試，都為新中國的產生，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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