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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筆下的「孤女」形象與其「隱身」哲學

按:此文原刊2017年第3卷《文學研究》。注釋略。全文約11408字。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

內容摘要:楊絳的創作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在其小說、戲劇中塑造了一系列「孤女」形象。本文發掘了這一現象之所以發生的作家心理根源,並對幾個主要的「孤女」形象進行了分析,重點探討了「孤女」群像背後所包含的楊絳的「隱身」哲學,以及這種人生哲學對楊絳創作的總體影響。

一、楊絳作品中的孤女群像

楊絳創作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在戲劇、小說等虛構性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孤女形象。楊絳的原生家庭十分幸福,父母慈愛、家境中產;終其一生,楊絳對父母、兄弟姊妹的回憶都十分溫暖,然而在文學創作中,她卻偏愛塑造孤女。這也許是因為,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楊絳讀小學三年級,她的父親楊蔭杭先生得了一場大病,病得最重的一夜名醫已經不肯處方,家裡好像將出大事,前來探望的人都搖頭喟嘆說:「唉,要緊人呀!」「要緊人」就是養家人,楊絳一家人包括母親及他們姊妹兄弟六個全靠父親一人工作撫養。楊絳自敘:「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無錫多得是工廠。」這件事情,除在她自己的散文中有記敘外,在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中也有很詳細的記載,考慮到該書為唯一徵得楊絳同意而寫的她本人的傳記,可見父親病危這件事在楊絳心中造成的的震動之大、影響之深。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說,一個人成年後的行為都帶著童年時的印記。現實中,楊蔭杭先生終於病起,楊絳僥倖躲過了成為孤女的厄運,但童年那場刻骨的憂懼,令她在作品中一遍遍設想、經歷孤女的遭遇,寫了不少關於孤女的故事。

喜劇《稱心如意》中的李君玉,她的母親是趙家的五妹,父親是一個不得志的畫家。父母雙亡後,大舅媽蔭夫人寫信將君玉從北平召到上海,很快君玉便看清了親戚千里捎書的真相:不過是要利用自己做大舅趙祖蔭的秘書,以擠掉大舅對之存有非分之想的秘書陸小姐,除此外自己在這個家中並不受歡迎。面對舅舅、舅媽的鄙薄,她並不因自己將寄人籬下而委曲求全,照樣毫不掩飾地揭穿他們的虛偽。於是,率直天真的李君玉被從大舅趕到二舅家,從二舅家趕到四舅家,最後又從四舅家被趕到舅公家。無論被趕到誰家,李君玉都恪盡職守,她白天給大舅做秘書,很有耐心地承受大舅的有意責難,為的是讓大舅淡掉叫回前任秘書陸小姐的念頭,認真地接受自己這個秘書;晚上給二舅打遊記稿子、給二舅媽帶孩子,任勞任怨。在舅公徐朗齋家,同樣憑著勤勞、能幹與乖巧,讓舅公逐漸喜歡上自己這個孫女。她看清這薄於紙的親情是完全不能指望的,她想要用十二分的努力、盡心、忍耐,使孤女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從而能夠在親戚家求得一寸容身之地。她同時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回北平,找個工作。所以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同時,她也絕不會自輕自賤,依舊維持著自尊與驕傲。她靜靜地看著舅媽們各種虛偽的表演,始終隨遇而安,不怨憤也不自憐,積極、坦然地面對命運。她甚至並不發愁,因為知道愁也沒有用。她開朗、活潑依舊,甚至不乏幽默。她看透紈絝表兄輕浮無根的「愛情」,回絕得乾脆利落。因為目光清明,所以她看透趙景蓀這類闊少對美貌的追逐以及朝三暮四;因為靈魂高潔,所以她根本看不上趙景蓀這類人,更不屑於藉由與不愛的人結婚來改變命運。

李君玉是楊絳筆下最坦蕩的一個女子,她看破陰謀卻不屑於搞陰謀,所求不過靠自己努力工作求得一個立足之地;在薄情的舅舅家是如此,在厚愛她的舅公家也依然如此,並不順勢思謀後者龐大的家產。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反倒令舅公十分感動、滿意,最終選定君玉為自己的繼承人。劇作家用她手中掌控命運的筆,給了李君玉一個「稱心如意」的前程。

《弄真成假》中的張燕華,與李君玉的安於命運安排相反,張燕華卻試圖扼住命運的咽喉、自己扮演翻雲覆雨的命運女神。張燕華寄居成功的商人、叔父張祥甫家。她本來與周大璋是一對戀人,周是窮人家孩子卻假充世家子弟,在見了張祥甫的女兒張婉如後,貪圖她的家產移情別戀。張祥甫太太的侄兒、大學教師馮光祖愛著張燕華,燕華卻嫌棄他迂腐、窮酸。張燕華這個人物一出場就比李君玉的調子要冷得多、陰暗得多:她想不通自己聰明、美麗,卻為何沒有堂妹張婉如的好命,後者天生就集萬千寵愛於一身,而自己卻必須努力工作才能生存。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她的心裡燃燒著地獄之火,這是嫉妒的火、憤懣的火,會燒毀了自己與別人。與其說她愛周大璋,不如說她愛上一條改變命運、提升社會階層的路。眼看張婉如與周大璋你儂我儂,她絕不接受命運的安排,發誓一定要親手改變命運,一定要是自己與周大璋結婚,她也確實略施小計就做到了。她趁馮光祖去蘇州吃喜酒的機會要求馮帶上張婉如一起,張祥甫正想拆開女兒與周大璋,就極力贊成。張婉如此行來不及通知周大璋,就托張燕華帶話,張燕華趁機要張婉如留下周大璋送她的金戒指作為傳話的信物。張婉如去蘇州後,周大璋果然來張府找她。燕華便騙他說張婉如與馮光祖去蘇州完婚,並托自己退回周大璋給她的定情信物金戒指。見到戒指的周大璋深信不疑、失魂落魄,立刻轉而向暗示自己也有大把陪嫁的張燕華求婚,兩人於是私奔杭州旅行結婚。婚後張燕華髮現周大璋家一貧如洗,周大璋發現張燕華分文嫁妝也無,但為時晚矣。

張燕華堪稱楊絳作品中的「女諸葛」,略施手腕就改變了自己、周大璋、張婉如也許還有更多人的命運。因為她以孤女的視角,早早看破了事態炎涼,對人性知之甚深、把脈甚准,知道馮光祖、張祥甫、張婉如、周大璋這些人在一定的情境下會是怎樣的反應。她確實自己扮演了一把命運女神,成功地把自己嫁給了想嫁的人,但真正的命運女神卻在更高處跟她開了一個玩笑:她一心要嫁的「富家子」周大璋,原來是個一文不名、滿口謊話的騙子;她處心積慮嫁進的「豪門」,原來是一個階層比自己還要低很多的、真正意義上的寒門。而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她錯看了周大璋。周大璋是一個拚命向上爬的底層人物,這樣的人物無論現實世界還是文學作品中都有很多,大部分也並不那麼面目可憎。問題在於周大璋向上爬的手段不在於個人奮鬥,而在於投機取巧。命運也曾給他機會,他開雜貨鋪的舅舅曾經資助他出國留學,而他卻至始至終沒有求知向學的心思,只想著去國外鍍層金好作為向上爬的資本;回國後在保險公司工作,也並不想著努力上進,只把心思用在追逐富家女上,夢想拽著未來妻子的裙帶一躍爬上上流社會。張燕華和周大璋的靈魂驚人地一致:一樣地認為沒有一生下來就含著金湯匙是命運對自己嚴重的不公,卻又不願經由個人奮鬥取得成功,只想走婚姻這條捷徑。

以李君玉與張燕華相比,前者能看穿真的紈絝子弟趙景蓀的輕浮,後者卻看不透一個假的富家子周大璋,被他拙劣偽裝的表象所欺騙、誤了終身;前者選的是雖無炫目外表與家世,卻對自己一片真心、從北平守護自己到上海的戀人陳彬如;後者卻捨棄了不善談戀愛、有書獃子氣卻一片赤誠的優秀青年馮光祖。如果說最能代表一個女人真正品位的正是她看中的男人,那麼張燕華的品位實在低劣。張燕華的智謀、詭詐超出李君玉何止十倍,眼光和識力卻比李君玉差之甚遠。她被自己的貪慾和嫉妒蒙蔽了雙眼,分不清金子與沙礫;反不如李君玉天真純潔,不慕榮利、不起貪心,命運卻給她安排了最稱心如意的結局。在劇作家楊絳看來,若缺少大智慧、看不清世相,便越是玩弄機巧陰謀越是弄巧成拙。在對李君玉、張燕華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上,楊絳似乎不乏中國古代「善惡終有報」的因果報應思想:命運早已安排好一切,給心地淳厚的人以慷慨的饋贈,或等著看機關算盡的人絕望的哭泣。

《洗澡》中的姚宓原本家境優裕,父親姚謇是名牌大學中文系教授,多年來一直暗中資助地下黨,故事展開的文學研究社前身北平國學專修社也是他家早年的產業之一。然而父親在姚宓大學二年級時心臟病猝發去世,母親受刺激中風,姚宓賣盡家產為母親治病,母親保住了性命卻也落下終生殘疾。姚宓於是輟學挑起家庭重擔,進入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

姚宓愛讀書、有學問,飽學之士許彥成說她「好像什麼書都看過。」大學沒有畢業,水平卻勝過羅厚等研究生,然而因為要工作所以不能繼續升學,姚太太時常為此垂淚。姚宓悉心照料媽媽,經常抱著媽媽的病腳入睡;與媽媽雖是母女情深,卻也能談天交心如閨中膩友。「姚宓一回家就減掉了十歲年紀」,只在母親面前,姚宓才任小女兒情懷肆意流露,顯露出純真、調皮的一面。在家門之外,姚宓將小女孩的稚嫩、甚至包括學問一一藏好,「天天穿一套灰布制服,像個三十歲的人--不是人老,是樣子老」,少言寡言,做少年老成狀。天資聰慧再加上孤女深刻的自我保護意識,使她分外早熟,一早看透文學研究社複雜、齷齪的人事紛爭,卻只是暗自小心、三緘其口。當她的論文被人寫了批判文章,她憑著批判文的署名「汝南文」三個字,用拆字法一眼看出作者就是同事江滔滔、施妮娜、余楠、姜敏,令博學的才子許彥成都深感欽佩。除了天生聰敏外,又何嘗不是一早洞悉周圍險惡用心的結果。

姚宓儘管低調到極致,也總會被有心人看出她本來的樣子。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描寫:麗琳正要站起來,忽見姚宓無意間掀起的一角制服下露出華麗的錦緞。她不客氣伸手掀開制服,裡面是五彩織錦的緞襖,再掀起衣角,看見紅綢里子半掩著極好的灰背,不禁讚歎說:「真美呀!你就穿在裡面?」姚宓不好意思,忙把制服掖好,笑說:「從前的舊衣服,現在沒法兒穿了。」女人看女人,眼光總是最毒的,何況是杜麗琳對姚宓、情敵間的審視。杜麗琳曾這樣評論姚宓:「好陰險的女孩子!她那套灰布制服下面掩蓋的東西太多了!」姚宓灰布制服下遮沒的「五彩織錦的緞襖」、「極好的灰背」,既是她錦繡內在的象徵,也是父親在世時她嬌養、優越的過往生活的象徵。「從前的舊衣服,現在沒法兒穿了。」固然是從前資產階級大小姐的衣服在1949年之後沒法穿了,又何嘗不是父親在世時掌上明珠的優裕生活無法重現了,讀書時風花雪月的詩性生活無法再來了。儘管穿上了隱身衣、低到塵埃里,那無可掩飾的芳華也總會在某個剎那綻放,散發出動人的光彩。

除杜麗琳外,還有一個人看破姚宓的灰色制服只是她的保護色,那便是許彥成:「在這一剎那間,彥成彷彿眼前撥開了一層翳,也彷彿籠罩著姚宓的一重迷霧忽然消散,他看清了姚宓。她憑藉樸素沉靜,裝出一副老實持重的樣兒,其實是小女孩子謹謹慎慎地學做大人,怕人注意,怕人觸犯,怕人識破她只是個嬌嫩的女孩子。彥成常覺得沒看清她,原來她是躲藏在自己幻出來的迷霧裡,這樣來保護自己的。料想她是稚年猝遭家庭的變故,一下子失去依傍,挑起養家奉母的擔子,少不得學做大人。彥成覺得滿懷憐惜和同情,看著她孩子氣的笑容,自己也笑起來。」正是因了這一份深刻了解、這一瞬間的心有靈犀,才有了他倆惺惺相惜的愛情。然而對這愛情,姚宓最終還是選擇了退讓、放棄,這退讓是出於為對方的妻子考慮,是不願意破壞別人家庭、不願意傷害別人的善良、「高尚」決定,同時又何嘗不是出於對現實的妥協,出於保護自己和許彥成,害怕受到傷害的無奈、隱忍考慮。

以上這些孤女或坦然順應命運的安排,或企圖憑藉手段掌握自己及他人的命運,或穿上隱身衣以躲避可能的傷害,各自代表了一種孤女的生存姿態,也各自帶著不同的冷暖色調。如果用四季來作比,天真淳樸、樂觀向上、毫無心機的李君玉帶著溫暖、陽光的春天色調;沉默早熟、安靜如水、內涵豐富的姚宓則自帶秋天的色調;而深自壓抑、心機深沉、手段凌厲的張燕華無疑帶著寒冬的色彩。每一個孤女形象中也或多或少都有著作者自己的影子:一個純真自然、涉世未深的孤女,大概就會是李君玉的樣子;姚宓與楊絳的對應是讀者和研究者公認的,那樣冰雪聰明而又深自斂抑,沉默而高貴,美麗而富文學才華,分明就是楊絳想像中年輕時的自己;而張燕華,也許楊絳會調皮地想像自己像童話中的魔女,擁有改變自己和別人命運的智慧與魔法。

二、孤女形象背後的隱身哲學

楊絳在散文《隱身衣》中這樣寫到:「惟有身處卑微的人,最有機緣看到世態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對觀眾的藝術表演。」「世態人情,比明月清風更饒有滋味;可作書讀,可當戲看。書上的描摹,戲裡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藝作品;人情世態,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驚,令人駭怪,給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娛樂。孤女因為未成年、不能完全自立;因為是女性、天生弱勢;更因為失怙、沒有了任何倚恃,無疑是所有人中最卑微的,於是別人便輕視她們、欺負她們,視她們如小動物,不怕在她們面前現出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因此她們才最有機會看到別人無緣看到的世情真相。作者塑造了這樣多不同姿彩的孤女們,也許正是要借她們的眼睛,更好地傳達世態人情的真相。張燕華看到的叔父張祥甫,是會一邊把自己的女兒張婉如寵得如同公主,一邊卻會把侄女張燕華當女佣人使喚的;聰慧如姚宓,也不能避免被朱千里之流輕薄、摸手,而只能「立刻沉下臉,抽回手在自己的衣背上擦了兩下。」曾經的千金小姐姚宓,嘗盡了父亡家敗以後,各色人等在她家原先的產業國學專修社中蠅營狗苟,自己反要小心翼翼避開各種明槍暗箭、在他們手中討生活的滋味。至於李君玉,她的出現彷彿就是為了從各個舅舅家依次走過,借她一雙眼睛展覽眾生相的:大舅趙祖蔭,一邊視君玉父親畫的裸體畫作為洪水猛獸,喝令女傭「嘿,阿妹,你看什麼?走開!別看!快把這些東西包上,捆上。」「他就是這樣的,最怕這種光著身子的女人,妖精似的。」(筆者按:蔭夫人語)君玉穿了件顏色衣裳,就趕忙提醒她「啊呀,君玉,你還穿孝呢。」一邊卻厚顏無恥地追逐秘書陸小姐,真是「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生動演繹。蔭夫人,一個口蜜腹劍的人,暗地裡編織各種得體的借口把君玉從這家送往那家,甚至為爭財產使出殺招離間君玉和認她做孫女的舅公,表面上卻對君玉相當客氣、說話相當動聽。二舅趙祖貽,自恃當過外交官,見識不同凡響,整天琢磨著寫萬國遊記沽名釣譽,什麼都是外國的好,中國的不行,「你二舅得外國人畫的才要,中國人學著畫的他看不入眼。」一副標準的洋奴、西崽相。四舅媽懋夫人,看似整天忙於慈善事業,一副新女性的風貌,但實際不過是借著慈善的幌子把丈夫的錢圈過來,一旦聽說丈夫有了外室,居然要丈夫走到哪裡自己跟到哪裡,也不慈善了,也不新女性了,分明是一個披著新女性外衣卻拿丈夫當長期飯票、新舊女性的好處都想要的女人。

隱藏好自己、同時冷眼看世情,是楊絳十分重要的人生信條。在《丙午丁未年紀事》中,楊絳曾記述了一個頗富象徵意味的情節:楊絳等牛鬼蛇神們被關在一間屋子裡,窗戶上掛著兩個破葦簾,有人提議撤掉,楊絳認為,有這個帘子在,裡面能看見外面,外面看不見裡面,有利於看清對方、保護自己,後來實踐證明果然如此。

被認為是老年楊絳的化身的姚太太就深諳隱身哲學,她足不出戶,喜歡隱於家中玩福爾摩斯的遊戲,即通過觀察和推理,知人論世,找出人與人之間不為常人所覺察的某種關聯,比如她曾通過觀察推論出姜敏是姨太太所生,後來證明果真如此;對其他人性格、行為的推斷也都基本準確。長期隱身觀察的結果,令姚太太的胸襟和識力、世事洞明的程度,遠遠不止停留在僅僅幫女兒識人、繞開陷阱這樣的層次:姚太太捐出北平國學專修社,大學未畢業的姚宓因此有了在研究社圖書館工作、進而做研究工作的機會;姚太太將亡夫藏書室的圖書捐給清華大學,姚宓因此又有了去清華進修的機會(在《洗澡之後》中,姚宓在清華圖書館與此前調去清華執教的許彥成重逢)。若考慮到1949年後的政治環境,捐出家產的舉動,更意味著十分驚人的政治嗅覺和超前眼光。

這與楊絳本人的經歷異曲同工:1949年後去清華工作,為了逃避開會而只肯做兼職教授;工作中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飯吃的典型;為了怕犯錯主動從文學創作遁入翻譯,偶涉文學研究,研究對象也總在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古典文學間徘徊;文革中被批鬥時用高帽子罩住眉眼站著睡覺等等。而楊絳本人也是愛玩福爾摩斯遊戲的:「大媽的臉是圓圓的,個兒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準是食堂里那個清秀老頭兒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個趕車的矮胖小夥子準是他們的兒子。考試一下,果然不錯。我忙不迭地把新發現報告同夥。以後我經常發現誰是誰的誰:這是伯伯,這是叔叔,這是嬸子,這是大媽,這是姐姐,這是遠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聽』,其實我並未「打聽」,不過發現而已。發現了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好像對他們就認識得更著實。」文革中楊絳偶然發現檢討的審閱者在不搞運動時是和善的普通人之後,她還在「牛鬼蛇神」身份掩護下主動偵查,一次次試探他們的底線:故意以要修煤爐之類不成理由的理由請假,請革命群眾為自己扎刺的手挑刺,向革命群眾要紀念章和毛選等等,都成功了,她於是得出結論:他們都是「披著狼皮的羊」,即在批鬥、台上表演之外,全都心存人性之善。

李健吾說過:「楊絳不是那種飛揚躁厲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緘默的智慧。」楊絳的確很有沉默的、遁世的智慧。無論是隱身於葦簾後面,還是隱身於孤女的卑微身份,本質上都是為了使自己免於暴露在別人的視線內,同時令對方充分暴露在自己視線里,「人在明、我在暗」,能更方便、更細緻地觀察別人,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更好地保護自己。中國文化有「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傳統,民間亦有「槍打出頭鳥」的俗諺,古來張揚個性、引人注目的人多沒有好下場。與之相對應的,儒家提出「中庸」,道家崇尚「無為」,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都是一種「隱身」,為了避免被「摧之」、遭「槍打」的悲劇命運。而楊絳的「隱身」智慧,就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並經過對生活、對人性的細緻觀察之後,形成的一種生存智慧、處世技術。這種智慧的核心在於,藏身暗處靜觀默察,永遠不跟現實正面對抗,永遠順勢而為,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這是一種自保的智慧,錢楊夫婦在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衝擊相對很少,與這種智慧不無關係。同時這種智慧是小乘佛教所謂的「自度」,離大乘佛教「度人」境界,顯然有著非常大的距離。

三、隱身哲學對楊絳創作的影響

隱身是道家法術,隱身哲學的根源就在於佛老思想中的順勢而為、不強求、冷眼旁觀。楊絳的文學創作也深深地打上了這種人生哲學的烙印。

最明顯的表現是:楊絳筆下的人物大都非常地「識時務」、非常地順勢而為,基本上從來不會為了愛情或所謂理想而一往無前,永遠不會跟強大的現實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比如《璐璐、不用愁》中的璐璐,雖然被英俊、富有性格魅力的化學系男生湯宓所深深吸引,卻幾乎沒經過多麼艱難的心理鬥爭就決定聽從父母安排,選擇形容猥瑣,卻出身官宦人家、將來仕途光明的小王,而留洋的理想顯然更加高於與小王可能締結的婚姻,不是因為對知識的追求,而是因為「出了洋,誰還說得定——」,因為出洋帶來的光明的婚姻前途和無限可能。「璐璐,不用愁」這一標題,本身就含著「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人生態度。《玉人》中中學教師郝志傑原本懷著對少年時代偶遇的美麗少女枚枚的美好回憶,然而這點憧憬被現實無情地擊碎了,對此郝志傑的反應是:「我是想明白了。我原是馴良的牛馬,不是吃人的老虎獅子——或臭蟲跳蚤。走千家不如守一家。吉凶悔吝生於動。一動不如一靜。反正我到了後方,照樣還是推磨。推磨是我的活兒,推磨也頂好。」放棄愛情幻夢,順帶連去內地做大學講師的人生夢想都放棄了、認命得十分徹底,且輕易得讓人吃驚。《大笑話》中學者林子瑜和王博士的寡婦陳倩真誠相待、情純意潔,他們朦朧的情愫在周圍污濁人心的襯托下宛如一朵白蓮花。然而當這段感情被人撞破,林子瑜便近乎本能地揮淚告別陳倩,寧願抱殘守缺地守著婚姻,容忍一個志不同道不合的妻子,卻連想也沒想過為愛情抗爭一番。也許在他們的人生觀里,根本沒有拼力掙脫現實一說,有的只是妥協、「順勢而為」。類似不徹底的愛情故事還有《洗澡》,楊絳傾注了最多感情的人物姚宓,在喪父、家道中落後努力放低身段,將美麗、聰慧、才華一一藏好,以求在人心險惡的俗世中少受傷害。遇見了理想的愛人,卻秉持著隱身哲學欲迎還拒,姚宓、許彥成二人同游香山時的互相躲避、互相追尋,簡直就是隱身哲學的現實愛情演繹。最終,為了不傷害許彥成的妻子、不傷害許彥成和自己,姚宓終於揮慧劍斬情絲,切斷了與許彥成的愛情聯繫,而作者楊絳對姚宓其人及其最終決定顯然高度欣賞、認同。楊絳筆下唯一不惜一切代價追求愛情的故事是《ROMANESQUE》。在讀大學生葉彭年,在一段近似傳奇的經歷中邂逅了暗娼梅,兩人一見傾心,葉彭年決定放棄學業,丟下父母、未婚妻,帶著梅遠走高飛離開上海,投奔他在天津的一個朋友。故事的結局是私奔計劃被梅身後的黑勢力發覺,葉彭年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梅。小說是一個戲仿傳奇,最終有一個現實的結尾。為愛情不顧一切的葉彭年,在小說里是一個十八九歲、單純實誠的少年。在楊絳的世界觀里,也許只有這樣的少年才會為了理想而對抗現實,並且即使這樣,這故事也還是不太可能在真實的世界裡發生,所以楊絳將它命名為「Romanesque」,羅曼史、浪漫故事。

務實的聰明人往往對弱者缺乏同情,表現在楊絳的創作中,就是作品對故事、人物的態度常常是十分超然、冷漠的。比如小說《鬼》,父死兄逼的富家小姐貞姑娘,無奈嫁與結婚多年未育的王家少爺為妾,王家少爺身體和精神都不很健全,且對貞姑娘毫無情義,貞姑娘便將愛情寄托在少爺的英文教師、落魄大學生胡彥身上,黑夜裡去到胡彥的住處與其歡會,並痴心等待胡彥的迎娶。貞姑娘身世堪憐,其追求愛情的行為甚至不無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進步意義,然而楊絳卻以一種冷漠旁觀的態度把這個故事處理得甚至有些齷齪。據作者的敘述,貞姑娘是個「惹氣精」,喜歡聽壁角,她深夜去胡彥住處時穿著一身過時的衣物,「死人下棺材穿的」繡花鞋,蠟黃的臉因擦了太多的粉而慘白,嘴唇卻又擦得血紅,以致於把胡彥嚇得不輕,以為遇見了鬼,次日醒來不見貞姑娘越發肯定她是鬼,便把她留下的花箋用墨筆打上十字、用硃砂硯鎮上,自己則立刻逃走,多年後還將這場與鬼的艷遇作為與妻子枕邊的談資。整個敘述讓貞姑娘追尋愛情的過程成了個徹頭徹尾的笑話。這場情事唯一的結果便是讓貞姑娘懷孕得子,她與胡彥的「鬼胎」, 陰錯陽差成了王家偌大家產的繼承人,而貞姑娘因禍得福改善了命運。這個結果其實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更加徹底地嘲弄了所謂「愛情」,展示了生活的荒謬、命運的無常。如果說《鬼》的人物身上自帶卑瑣的因素,《大笑話》中的人物則明朗陽光,陳倩美麗、純情,林子瑜更是集中了男性知識分子的幾乎所有可能的優點:他簡單通透,卻又處事練達,對陳倩的感情純潔坦蕩。然而就是這樣一對人物,楊絳依然把他們愛情的失敗處理成一個笑話,結局甚至都不能叫做悲劇、只能叫鬧劇,其敘述令人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溫度。對比楊絳寫自己親人那些深情綿渺的文字,便可感受到楊絳對他人苦樂的冷靜和漠然。楊絳有一些寫她家不同階段的傭人、保姆的散文《阿福和阿靈》、《林奶奶》、《順姐的自由戀愛》、《方五妹和她的「我老頭子」》、《鏡中人》等,雖然散文記敘了楊絳對傭人、保姆的關心幫助,顯現出她是一個賢良的主人,但文字的俯視視角,以及所表現出的等級觀念、智力優越感也是顯而易見的。對眾生的苦難缺乏悲憫之心,這是楊絳作品無法迴避的一個特點。

長期隱於簾幕後默默觀察的結果,便是對人情世故十分透徹瞭然。楊絳有一篇《聽話的藝術》:假如一位女士嘆恨著說:「唉,我這一頭頭髮真麻煩,恨不得天生是禿子。」誰信以為真呢!依照「可能與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頭好頭髮。假如有人說:「某人拉我幫他忙,某機關又不肯放,真叫人為難。」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鑽營,而某機關的位置在動搖,可能他鑽營尚未成功,認真在為難。假如某要人代表他負責的機關當眾闢謠,我們依照「必然與可能」的原則,恍然道:「哦!看來確有其事!」假如一個人過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對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騙在內,自己說過幾遍的話,便信以為真。假如一個人當面稱諛,那更需違反心愿,寧可不信。他當然在盡交際的責任,說對方期待的話。很可能他看透了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個人背後太熱心的稱讚一個無足稱讚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餡媚,準備拐幾個彎再送達那位被贊的人,比面諛更入耳洽心;也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訓兒子對付冤家的好辦法——過火的稱讚,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這人,來貶低那人。世事洞明的人在面對為人處世天真、單純的理想主義者時,往往對後者不夠圓滑、精明的處事方式十分不以為然,同時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種情商優越感。比如《代序》中,傅雷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參加翻譯工作會議,他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來說明翻譯問題,結果觸怒了例句的眾多主人,對此楊絳的看法是:「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

傅雷在楊絳眼裡是這樣的:「也許鍾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在鍾書和我面前自比『牆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羅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鍾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裡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鍾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在楊絳的筆下,中國現代最優秀的翻譯家,出色的批評家,「孤傲如雲間鶴」的傅雷,變成了錢鍾書(甚至楊絳自己)的小粉絲,任錢鍾書打趣,對錢鍾書服膺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自比「牆洞里的小老鼠」,而楊絳認為「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這是何等的居高臨下、自信自負!即使她說得屬實,也不免令讀者生出不適之感。考慮到該文寫成時傅雷夫婦已經過世,人品學問猶令人仰望懷想不已,便更加顯得此文的涼薄,對逝者缺乏起碼的尊重。

對於傅雷夫婦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人生選擇,楊絳這樣說: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撼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偏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嚮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利權力的現實嗎?這段話,固然可以理解為作者對這對夫婦悲壯結局的惋惜、憤慨,可是如果結合其對傅雷的其他評價、以及楊絳自己的處世哲學來看,更未必不是對傅雷處世原則的極大不認同。

王彬彬在《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中這樣說:中國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只能說是一種滑頭哲學,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當面臨嚴酷的現實時,當遇到強大挑戰時,不屈服,不妥協,高揚自身的意志去與現實抗爭,在對現實的超越中實現自我的精神超越——這是一種極愚蠢極不明智的做法。而聰明的做法,是要識時務,要現實些。不要用雞蛋去碰石頭,要用一種務實的態度,冷靜地分析利害,尋找到一條遠禍全身、趨利避害的現實途徑。有論者曾對中西兩位文化先聖孔子和蘇格拉底進行過比較。蘇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絕宣誓改悔,從容地面對死亡。他說:「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種微弱的心聲還在讓我繼續前進,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給人們,我就要繼續拉住我遇見的每一個人,告訴他我的想法,絕不顧慮後果。」而中國的孔子,則教導人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比起蘇格拉底,孔子顯得很富有現實感,很識時務,很聰明。

楊絳翻譯過哲學著作《斐多》,她說「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思想上崇信的是蘇格拉底的哲學,行動上卻遵循著孔子的務實原則,楊絳老練的處世技術使她絕對不會令自己陷入傅雷的境地,即使陷入了也不會做出傅雷那樣的剛烈選擇。我們沒有理由苛求知識分子都像蘇格拉底、傅雷那樣去以身殉道,可是對理想主義殉道者缺乏敬意的態度則無論如何令人不敢苟同。

王彬彬先生說:「形而下的生存智慧過於發達,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斷、被遏制;內心被現實感被務實精神所充塞,非現實的幻想和不切實際的瑰麗的想像必定無存身之地。在技術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處世上,聰明確實極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學成就上,聰明終會被聰明誤的。那體現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聰明,對文學創作,絕對是有害的。文學,從某種意義上,是愚笨人的事業,是需要有點書生氣的。」文學需要一定的天真,而楊絳這種過於務實的智慧,的確造成了作品的局限性,影響了其思想深度和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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