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冰地獄中的蘇聯日俘：死亡面前，人與人之間並不平等

文 ｜ 李夏恩

1945 年8 月20 日，日本關東軍士兵在哈爾濱向蘇軍繳械

1945年9月2日，全體關東軍向蘇軍投降。在鋪天蓋地的蘇聯紅色海洋中，昔日傲視東北大地的日本人已無立錐之地，能在這個新世界裡苟延殘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按照「天皇玉音」里所說的那樣：「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日軍戰俘的日常生活，應該被稱為日常死亡才對。因為生存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獸類的本能，而無時無刻襲來的死亡反而更具有生活的氣息。

比起凍死和餓死，疾病和瘟疫的死亡都已經算得上是善終，這些病人有時會被送進蘇聯軍醫院或是可怕的遺忘收容所。但對大部分戰俘來說，這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在很多地區，進入醫院等同於死亡，因為一般的醫院裡甚至連阿司匹林和止瀉藥也沒有。肺結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斷嗆出的血痰里。醫生不懂得消毒，憑著一腔蠻勁兒，用普通的剪刀為戰俘剪掉凍傷的手指，用礦場里切金子的鋸為戰俘截肢，術後三四十天的高燒和幾乎百發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戰俘命喪黃泉。

向蘇聯紅軍集體繳械投降的日本汽車部隊

對戰俘來說，惡劣的環境讓死神滿載而歸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畢竟在面對死亡這方面，大家似乎取得了平等。但內部的魔鬼卻也在向死亡進行殘忍的獻祭，就更為令人髮指。

從表面上看，吉村是個相當平庸的人，「下巴方而寬」。但和他接觸長了，便會發現他有一雙「蛇蠍般冷酷的眼睛」。正是這個烏蘭巴托西北部羊毛廠戰俘收容所里的隊長，發明了「祈禱天明」這種聽起來很美的私刑懲罰。吉村規定他手下的戰俘必須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早飯前每人必須從兩公里外的山上運回兩根木頭，早飯後，則是連續八個小時的燒磚、紡羊毛和鑿石頭以及收木筏的工作，直到晚上九點半才結束。如果有人完不成任務，吉村便會罰這個人脫光衣服，綁在樹上，站在戶外「祈禱天明」，而吉村和他的同夥卻在屋裡飲酒作樂。天寒地凍加上飢腸轆轆，到天明時，這個戰俘往往只剩下低低的啜泣，然後便斷了氣。

吉村並不是唯一以虐待難友為樂的戰俘隊長，這種同胞之間的虐待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卻真實發生，人性卑污的劣根似乎不能完全解答這一點。事實上，蘇聯人很願意看到這一點，甚至還大力鼓勵這種以上欺下的行徑。很多收容所的情況就像是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雜交出來的魔種，原先的軍官要求下級絕對地服從，否則暴力相向，而蘇聯士兵則在旁邊冷眼旁觀，或者饒有興緻地添油加火，觀看這種「動物打架的行為」。

1945 年8 月，關東軍部分將官在瀋陽投降後被運往蘇軍後方

戰俘營里的官兵待遇也各有等差，軍官往往在分配食物時獨霸最大的一份。死亡的平等就這樣被輕易地破壞了。一名叫村山常雄的戰俘，在離開西伯利亞後統計了46300名死亡戰俘，結果將校死亡只佔死亡總人數的1.5%，下級士官也只有8.3%，剩下的90.2%全是像他一樣的普通士兵。至於死亡的總數則至今是個爭論不休的數字，蘇聯官方從來沒有通報過一個直接的數字和死亡名單，死亡數字總是兩千、三千的一點一點從牙縫中擠出來，把悲傷的消息一點點地透露給日本國內的家屬，日本自己的統計數字則是5.5萬人左右。日本的民間卻流傳著死亡人數實際上超過20萬人的說法，在這個說法中，到西伯利亞的行進途中就有4萬人死亡，而後來的奴隸勞動則造成16萬人死亡。

儘管這些戰俘一直在西伯利亞冰冷的荒原上被人遺忘地勞動，但日本國內卻一直堅持不懈想方設法地接他們回國。在日本政府和國人看來，這些所謂的戰俘是被蘇聯非法扣押的拘留者，日本與蘇聯交流最頻繁的舞鶴港上，被戰俘家屬掛滿了自己丈夫和兒子的照片，希望從港口下船的人能認出某個人的面孔，或者至少帶來一點戰俘們的消息。為了迎回自己的國民，日本政府答應了蘇聯政府提出的7760萬美元的巨額遣送費，用必需的商品作為抵償。

1948 年，日本舞鶴港，由西伯利亞集中營遣返的日俘向迎接他們的醫護人員揮手致意

這些努力最終換回了51萬名戰俘的歸來。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暗中向蘇聯當局提出要求，「俘虜的日本人不經過共產主義教育，不能讓其回國」，蘇聯政府對這個想法相當讚賞，認為這樣可以將日本戰俘改造成埋在日本國內的一顆共產主義革命的定時炸彈。

舞鶴港成了一個悲欣交集的地方，走下船的日本戰俘會被久久等在碼頭的親人擁在懷中，寒冷、飢餓、死亡、凌辱、勞累，都已經成為記憶的一部分。但這記憶仍會時時觸碰靈魂最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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