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我還能再多掙扎一天，就夠了
「
這個社會已經夠爛了
餘生還要繼續爛下去嗎
」
文 許慎
圖 網路
他曾是個農民。
與妻子扛著幾件舊行李，在一片荒山上落了腳。
四目遠眺，雲霧無邊。
開壟，播種，施肥，與蚊蟲奮戰。
泥濘的山路吞掉了他的鞋，雷雨交加的夜晚破磚房更加搖搖欲墜。
只剩一盞橘光的燈仍守著一座山。
收穫的日子，他拉著板車來到集市售賣瓜果，卻被一群小販包圍。
「哎，你們瞧這個人，長得真像個演員！」
「是是是，前一陣子演春晚那個，賊像！」
「你命真好啊，長了張明星臉！」
幾張淳樸的笑臉帶著熱情，話卻似匕首。
他但笑不語，低斂眉目繼續吆喝著。
是啊，那個明星怎麼可能來這窮鄉僻壤賣果子呢？
所以他變成了真實的陳佩斯。
1
1954年，他出生於吉林長春，取名陳佩斯。
人們很難把這麼有異域風情的名字與他的光頭小眼聯繫到一起。
說起這個名字倒還有個小典故。1951年，陳佩斯的父親陳強隨中國青年藝術代表團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國家歌劇院演出《白毛女》，正逢陳佩斯的哥哥出生，為了紀念這一時刻父親陳強將大兒子取名為「陳布達」，而數年後二兒子出生則取名「佩斯」。
在這樣的文藝家庭中成長起來的陳佩斯，自是對劇作有獨特的領悟，兄弟二人都對踏入影視界抱有夢想，誰料十五歲那年文革來襲，他的父親被打成黑幫，他也只得隨著父親上山下鄉插隊到內蒙古，他被分到沙漠地區的建設兵團工作。
這其中的不甘與茫然自不必多說，在一片黃沙之中，少年心中的夢想越飛越遠，在蒼穹中天馬行空，卻從未鬆開手中的箏柄。
心中的才情無處釋放，便化作頑皮的熱浪。
在四年的兵團期間，他是一個眾人皆知的運動健將，最擅長跳高和排球，一度奪得內蒙古建設兵團的冠軍。不甘於屈居人後的性格在靈魂里深深紮根。
沙漠里的金子總是要被發現的。他先後報考了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話劇團，但由於當時陳強仍被認為是黑幫的原因，都沒錄取他。
後來電影演員田華知道了陳佩斯的事，也欣賞他的才華，碰巧八一廠準備招收新學員，便叫陳佩斯去試試。於是陳佩斯考取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從此展開了他的喜劇人生。
在中國，和其他喜劇演員相比，陳佩斯對肢體語言的控制極為出色。
我們常常覺得卓別林的喜劇誇張，但並不令人反感，這就是肢體動作在喜劇中的重要性。分寸的拿捏全靠演員自己掌握，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不笑。表演一個動作時，節奏控制的要極為準確，否則包袱就沒了。陳佩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優秀。
另外，陳佩斯有自己對藝術的追求。他的小品很少說方言，不拿殘疾人開玩笑，基本不出現女角。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斷變遷的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格局，陳佩斯的喜劇有很多新時代特徵，比如高考、個體戶。他並不是為了喜劇而喜劇。細想起來，這些小品顯得很高級。
陳佩斯有一部被低估的電影《太后吉祥》。在這部電影中，陳佩斯對喜劇技巧運用達到巔峰。
他飾演的鄉土醫生偶然進到宮裡，恰好碰到太后懷孕了，一系列陰差陽錯由此展開。整個電影的設計簡直是天方夜譚，陳佩斯的想像力超大。但而後的情節並不離譜，細節處理都非常人性化。陳佩斯的喜劇橋段並不是為了做而做，而是在大的敘事下借衝突正常展開。
現在的很多中國喜劇電影，是演到這裡就要搞笑，根本不管敘事了，比如馮小剛的喜劇電影風格基本上不太管敘事，不靠邏輯和人物衝突製造喜劇橋段，而是靠小貧嘴和段子的拼接，讓是很多觀眾誤以為這就是喜劇。
錯，喜劇不是簡單的段子拼接。
陳佩斯對於喜劇的表現手法曾這樣分析說：「窘境是所有人都有的。利用自身殘缺、錯誤思想、錯誤意志都是窘境。喜劇的技術就是讓人陷入窘境，再解脫出來。」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位同樣闊別春晚舞台的表演者趙本山。
他與陳佩斯在出身和看事物的角度有著本質的區別。文藝世家和鄉土民情，以小見大和固執細節，造就了不同的表現形式。
趙本山可能一上台就說：「唉呀媽呀，這是怎麼了？」但也許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但如果陳佩斯來說這句話，那就一定是真的出狀況了，然後才會有包袱笑料。
他對小品喜劇的定義本身就與別人不同，更加追求手法。
一些批評者認為陳佩斯的喜劇能力在下降，我們不評判這句話的對錯，你可以說他老派、不機靈，但看看現在春晚小品相聲，80%都是從各處揉搓揉搓就上台了。只有陳佩斯，他是自己種莊稼的人
2
他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演出的作品場場博得歡笑滿堂，無數人吃過晚飯守在電視前只為等他出場。
我們之前說過，他對於動作神態的拿捏很到位。《吃麵條》的小品中，碗里明明沒有任何東西，他卻吃得津津有味，彷彿能看到熱氣，舉手投足間盡顯市井氣息。
與其他人不同，他們都在努力佯裝成名流的模樣，只有他從名流變成了百姓。
他沒有接受過很好的教育，沒有這份義務，卻憑著愛好和責任心，通過自己的苦讀，搭建起一個關於喜劇的學術理論，還能做得很好，完善而科學，並且樂於出來講學傳播。
早在八九十年代，他的腦中就有了這個理論的雛形。他一次在講座里分析了他幾個小品的結構。
首先是最早的小品，《吃麵條》。
《吃麵條》的結構很簡單，陳小二想出名，就去跟導演應聘了吃麵條的角色，但他又沒經驗、沒本事。所以被導演一次次叫停，他就得一次次地完成吃麵條的動作，本來吃一次還好，到後來越吃越撐，越吃越難受，傷害不斷累加，觀眾從這個自作自受的蹩腳演員身上獲得了優越感，從而發笑。
然後是《烤羊肉串》。
這時的結構開始豐富起來。除了依靠累加傷害帶來的優越感以外，他還安排了一個身份錯位的橋段。小商販陳小二無意間扮成了維族人的形象，明明就是同一個人，可工商局管理員居然沒有認出來，還跟他聊起天，放了他一馬。這時就又多了一層優越感，由被蒙在鼓裡的、代表偉光正的執法人員提供。
接下來是《警察與小偷》。
這個故事的結構就更為複雜。首先，是作為小偷，穿著假警服給同夥放風的陳小二，在不經意間竟然碰上了真警察。此時小偷處於一個可能被抓住的境地，這個窘境就形成了一個差勢。這是第一層。
然後，陳小二這個假警察在危機中居然還能誤打誤撞地和真警察聊起天來，還沒被真警察識破身法。此時之前窘境形成的優越感暫時掛起，由糊裡糊塗的真警察提供另一層的差勢——「小偷在警察的面前警察居然沒認出來，這警察真笨。」這是第二層。
接下來，陳小二成功應付走真警察後，開始沾沾自喜，竟然真把自己當警察了，開始在大馬路上模擬指揮交通，踢正步。這時這個不自知的笨賊，又給觀眾帶來了第三層差勢。
最後，真警察居然回來了，而陳小二還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在和警察的交流中還趾高氣昂，在危機中還洋洋自得。這就是最後一層差勢。
四層差勢不斷疊加，在故事的最後一併釋放出來，帶給觀眾極大的優越感，從而形成了更好的喜劇效果。
如此功力可見一斑。
「出作品，一個藝人就是要出作品。」這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數十載間，他的作品沒有一個是濫竽充數，沒有一刻停止過對自己的追求。
他願意接觸平凡的生活，從各處細枝末節找到創作的材料，很早以前，一個比較偏遠的地區為了慶祝建縣十周年，想要邀請藝人來表演，轉了一圈幸運的邀請到了陳佩斯和朱時茂兩位，以他們當時的名氣，完全不用忍受舟車勞頓，一路顛簸的到那種邊陲小鎮。
他為的不是錢，是藝術。
3
然後，他迎來了人生的低谷。
1999年的時候，陳佩斯和朱時茂將央視告上了法庭，原因表示在沒有兩人同意的前提下私自發行兩人的小品，這讓二人很憤怒。
陳佩斯說，我絕不想當什麼鬥士，我就是想對錯誤的事情說不。
於是他們把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告上法庭，稱他們未經許可，擅自出版發行兩人的歷年春晚小品。當年這件事情轟動全國，最後陳佩斯也贏得了勝利並且獲得了賠償，但是隨之而來的代價就是被央視封殺。
每個個體不被尊重的時候，非常殘酷。
和央視叫板？不得不說，陳佩斯是第一個敢這樣乾的藝人。「他們隨便對我說NO，我也對他們說一次NO！」
當他被問道：「這場官司你能打贏嗎？就算打贏了，你不怕被他們報復嗎？」
陳佩斯：「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世界應該是有規矩的世界。」
官司塵埃落定後，陳佩斯和朱時茂拿到了16萬餘元的侵權賠償金。
陳佩斯當年表示自己不怕被封殺，堅信正義是長存的，但是他低估了央視的能力，他投資拍賀歲電影沒多久就被迫下映，因為電影虧損導致公司一夜之間化為須有。
那時，正逢陳佩斯的女兒小學一年級下學期繳費，280塊錢，但陳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塊錢，只能灰溜溜地背著女兒回家去找王燕玲拿錢。從一個人撐起一個公司到連女兒的學費都掏不出，這種高台跳水的失落感讓他黯然淚下。
陳佩斯承認自己那陣子是徹底絕望了。他跟打小就認識的幾個衚衕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煙喝酒貧嘴賤舌地瞎侃，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沒有人知道，他在輾轉反側的夜裡，都想起了什麼。
王燕玲安慰丈夫：「天無絕人之路。你和我都有一雙勤勞的手，一顆聰明的腦袋，還能餓死不成？」
1999年，陳佩斯與妻子一起去了一處荒山開墾種地。
那是妻子用多年來積攢的私房錢置辦的一塊土地，她說「你這個人性格好強，不夠圓滑，但我支持你做的一切。我們永遠都有退路，不當明星又能怎麼樣呢。」
妻子是懂他的賢內助，有這位有力的後盾在，陳佩斯慢慢走出了失敗的陰影。
但她又是不懂他的，陳佩斯，註定要繼續走下去。
靠著種樹他掙得了35萬餘元，他懷揣著這筆錢孤注一擲做了一場話劇《托兒》。
那是他每夜望著星辰想到的燈光，那是他摘著果子結出的香甜，那是他被陽光灼傷的皮膚留下的痕迹。
這場話劇，是他醞釀了兩年的驚世之作。
在話劇最為冷清的日子，他打開了話劇之門，那裡散發著惡臭，到處是污穢，一片破敗的景象，一點點清掃，一點點拼湊，他開始了他的演出。
迄今為止，這部話劇演出了120多場，跨越40多個省市，給無數人帶來歡笑，獲利2000萬。
他也因此掙脫了那隱形的束縛。「這種社會的潛規則，它都是擺在明面兒上的，只是你看不見，它是玻璃的，但是它又是非常鋒利的。」
陳佩斯覺得社會中的有些地方似乎要把可愛的青年人訓練得過早地「馴良」起來，把一切自然的、藝術獨創性和野蠻勁都驅之殆盡，這讓他深感彆扭很難接受。
「幸運的是他脫離了某種「權利」的束縛，反而使他的藝術走向了澄明之境。與那些只滿足於「自己和自己玩」的藝術家相比，陳佩斯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家，他把為他人藝術當作自己的一種責任，是因為他有著對苦難的敏感和對殘缺的不滿，有著與底層的「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勇氣。」藝術評論家殷謙這樣評價他。
2001年，自導自演的《托兒》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後，他接連導演了6部話劇，將事業重心放在了舞台劇上。
2004年，陳佩斯開始試著把自己的喜劇理論融入話劇《陽台》的創作中。
隨後，《陽台》被上海戲劇學院選為教學案例。
2014年7月，陳佩斯的大道喜劇院開辦了「第四期喜劇表演培訓班」。這批學員中的某些人，可能有機會成為他話劇中的某個角色，走上舞台。
在有些人眼裡，陳佩斯似乎不在意外部世界的節奏。主旋律電影盛行時，他拍喜劇；春晚流行相聲時，他搞小品；在劇場黑著燈的時代，他開始做起了話劇。
他的入場和退場，從不看時代的臉色。
看似洒脫，其實也是在尋找自己的路途。
「其實我也是在尋找最適合我的生存空間。我最適合做舞台劇，不適合做電視、不適合做電影，也不適合做小品、晚會。命運推著我往前走，是被命運推著走到這上面，同時我也有自己的選擇。」他如是說道。
近期一段關於陳佩斯的採訪再次悄然走紅。
陳佩斯採訪視頻視頻里，白了鬍子的他，翹著二郎腿，依然是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他直面怒懟央視：「那裡工作的都是爺，誰也惹不起！」
他聲斥無比黑暗的評獎制度：「我是一個非常乾淨的人，我沒拿這些獎。我從心裡頭對它非常地厭惡！」面對當下的社會環境，他更是擲地有聲：「社會已經爛了幾十年，還要把餘生爛下去？」
而當記者問起他「反抗」的意義何在，這個白了鬍子，神情落寞的老人眼神中似乎重新燃起了火焰：「必須要有人說，否則五十年後、一百年後，後人看我們今天祖先是這麼生存的，他們會憤怒。他憤怒的不是強權，而是憤怒每一個接受強權的人，我的後代一定會為我感到丟臉！」
陳佩斯談過，自己非常喜歡卓別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後一個鏡頭，他說這讓他真正認識到喜劇的真諦：一個偉大的日子，卓別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業，最後跳進一面大鼓。以痛苦換來了觀眾暴風驟雨般的掌聲。
他說。
其實我早就明白，早就明白。
沒想那麼多，就堅持到明天，還能掙扎一天，就夠了。
TAG:時記LIFE |